先秦儒家的生态和谐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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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和谐首先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即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来自于自然，人的生存与生活要遵循“天人合一”的自然要求。而中国古人自先秦时期开始，即已认识到了“天人合一”。 《诗经》中有“是飨是宜，降福既多”的说法，西周时期提出的“以德配天”的思想，其深刻之处就在于间接表达了“天人合一”的认识。在出土的《郭店楚简》中，有这样一句话：“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汤一介先生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对“天人合一”思想的表达。《易·说卦传》认为，圣人之所以制《易》，是为了 “顺性命之情”，于是 “立天之道曰阴与阳； 立地之道，曰刚与柔； 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这意味着天、地、人是一个统和的整体，此整体的三个部分之间是相互贯通的。《易·文言传》说：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真正的君子是能够认识到人与天地日月四时以及鬼神是和谐统一的整体，因此，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概念，但明确表达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从孔子开始，儒家即已有了敬畏自然的话语，如孔子就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天虽然自己不说话，但是却用四季的变化以及万物的生长来使人认识到她的存在。儒家认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这一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造就了古代中国人对自然的敬畏之心，以及顺应自然，尊重自然规律的观念。而与此相反的是，西方自古希腊开始即已形成了“天人二分”的思想观念，这一思想观念所带来的则是对自然的征服欲望，近代产生的人类中心主义即是发源于此。人类中心主义将人认为是整个宇宙的中心，将人看成是宇宙中唯一的价值主体，而将人之外的所有物（包括生物与非生物）视为为了人本身的需要而存在，是工具性的存在，因此，在征服自然以及自我中心主义的驱使下，必然毫无限制与顾忌地开发自然，破坏自然，时至今日，全球性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和生态危机有目共睹。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这是对人类盲目发展工业文明，无视自然所带来的恶果的精确总结。
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从理论上论证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依存，或者说从更大的程度上是人依存自然而生存，并且论证人其实就是自然的产物，其实就是自然界中的一分子，应该依从自然规律而生活，不破坏自然的整体和谐，就是必要的。而先秦时期的中国思想家们，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思想资源。中国第一个朝代夏朝就已经有了保护自然资源的法规，叫“禹之禁”。“禹之禁，春三日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长，入夏三日，川泽不施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麛不卵，以成鸟兽之长。”（《逸周书·大聚》）周代的生态保护法令几乎遍布于当时的各类典章文献中。《周礼·春官·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周礼·夏官·司爟》：“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季春出火，民咸从之。季秋内火，民亦如之。时则施火令。凡祭祀，则祭爟。凡国失火，野焚莱，则有刑罚焉。”《周礼·秋官·司烜氏》：“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鉴取明水于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烛，共明水。凡邦之大事，共坟烛、庭燎。中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军旅，修火禁。邦若屋诛，则为明焉。”《周易》曰：“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苦节不可，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没有节制，自然环境就会日益恶化，人类最终将走向毁灭。《周易》中还写到“井甃无咎，……井冽，寒泉食”，就是说井被污染了，不要消极地舍弃不用了，而应该进行修理整治，使之变成“井冽，寒泉”。《礼记》中也包含了气候、生态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文中说：孟春，草木萌动时，“牺牲毋用牝（母兽），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礼记·月令》）《管子》一书发挥了《易》天地人和的思想。书中说道“凡人之生也，天地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孔子主张“使民以时”，还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这是为了保证自然界的物种不被人所毁灭，让自然界均衡发展。孔子还主张：“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断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孔子将不按季节伐木和捕兽视为大不孝的行为。在《礼记·祭义》中还记载了曾子的话：“树木以时罚焉，禽兽以时杀焉。”《孟子·梁惠王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氵有）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荀子·王制》中载：“五谷不时，果实不熟，不粥（鬻）于市；木不中伐，不粥（鬻）于市；禽兽鱼不中杀，不粥（鬻）于市”。荀子还曾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鱼鳖鳅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污地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这与当今所谓“可持续发展”也不无可比之处吧。
人尽管为自然中的一体，但在所有自然界生物中，人是最为高贵的，也是秉承了天地之气的。因此，就决定了人的主体性以及人对生态的利用与保护意识。《尚书·泰誓上》说：“惟天地为万物之母，惟人为万物之灵”。《荀子·王制》中也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礼记·礼运》中说：“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中庸》记载孔子思想如下：“仲尼祖述尧舜，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譬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中庸体现了先秦儒家对自然规律的遵守意识来建立人的德性论，从自然德性发展到人的德性，实现天人合一。自尧舜禹、夏商周开始中国古人就意识到天命不可违，必须遵从自然规律，与天地平齐，与天地的规律一致。上述中庸的话语体现出了人与自然界其他物种同样是自然界所生，都是平等的自然界的生物，人也应该尊重自然界的规律，严格限制自己的欲望，不应因为自身的欲望而损害自然界中其他物种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