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艺何日再度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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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曹禺、焦菊隐”时代，北京人艺经历了一个既辉煌又曲折而艰难的历程

所谓“已经过去的辉煌时代”，是指以曹禺为院长、焦菊隐为总导演的“曹焦”时代。它始于1952年剧院创建时，止于1992年7月于是之、郑榕、蓝天野等老一辈艺术家主演《茶馆》的告别演出。

在“曹焦”时代的整整40年中，它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52年至1956年，为酝酿辉煌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共演出了32个剧目。其中突出的优秀剧目有：《龙须沟》《雷雨》《日出》等。《龙须沟》的成功，经典剧目《雷雨》《日出》的演出，为以后北京人艺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通过《龙须沟》的创造，《明朗的天》等剧的探索，他们深深地认识到：中国话剧的根本出路在于民族化。

第二阶段，从1957年至1963年，为创造辉煌的阶段。这是北京人艺演出的高峰期。期间共演出了69个剧目，出现了大批优秀剧目，如《虎符》《风雪夜归人》《北京人》《名优之死》《骆驼祥子》《茶馆》等，以及外国剧目《悭吝人》《伊索》《带枪的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等等。《虎符》的探索，在北京人艺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它虽然还不够完美，但它为话剧的民族化开辟了一条光明的大道，形成了北京人艺独特的风格。创立了以焦菊隐为核心的中国话剧的演剧学派（即北京人艺演剧学派）及其演剧体系。

第三阶段，从1964年至1977年，这是戏剧灾难的岁月。这14年间，共演出38个剧目（其中1967年至1972年为空白），几乎没有一个剧目值得保留。北京人艺同全国所有的话剧团体一样黯然失色。

第四阶段，从1978年至1992年，为显现并发展辉煌的年代。15年中，共演出66个剧目，涌现了大批新的优秀剧目，如《丹心谱》《王昭君》《绝对信号》《红白喜事》《小井胡同》《狗儿爷涅》《天下第一楼》《李白》，外国剧目《贵妇还乡》《屠夫》《推销员之死》《洋麻将》《哗变》等等。在这一阶段里，显示出了许多富于时代色彩的新的特点：

1、在继承北京人艺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出现了多元发展的趋势。

上世纪80年代，对于中国话剧工作者来说，是一个难忘的年代。当时的北京人艺，正是全国戏剧界的一个缩影，戏剧思想空前解放；创作热情十分高涨，老、中、青艺术家一起上阵，各领；演出剧目丰富多彩，好戏连台。创作了《丹心谱》《红白喜事》《小井胡同》《天下第一楼》《李白》等颇有北京人艺演剧学派风格的新戏。另一方面，以林兆华为代表的中、青年戏剧家，在继承北京人艺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地汲取戏剧的“新精神、新形式”，开拓北京人艺新的艺术疆域。他们站在北京人艺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石上，一手伸向西方现代派戏剧，一手伸向中国传统戏曲，并竭力寻找两者的融会点，创造出了《绝对信号》《狗儿爷涅》这样既是现代的又是民族的一种崭新的戏剧。《绝对信号》，开创了我国小剧场戏剧运动的先河，“实现了舞台表现人物心理空间的飞跃”。《狗儿爷涅》，被文艺评论界誉为新时期话剧舞台艺术的经典。

2、上世纪50至60年代创造的辉煌，直至80、90年代才被充分显示出来。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焦菊隐于五六十年代创立的导演学派及其演剧体系，20多年后才被戏剧界的行家逐渐认识清楚。从1985年起，先后出版了《论焦菊隐导演学派》《探索的足迹――北京人艺演剧学派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论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等研究专著。并且，随着北京人艺影响的不断扩大，这一学派引起了国内外戏剧界的广泛关注。1992年，在北京人艺建院40周年之际，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北京人艺演剧学派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外学者一致充分肯定这一学派对中国和世界戏剧艺术的独特贡献。同样，上世纪50年代创造的经典，虽然在当时得到文艺界许多有识之士的赞赏，但它们的美学价值、它们在中国乃至世界戏剧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它们的辉煌，直至80年代才显现出来。如1980年《茶馆》《天下第一楼》《推销员之死》等戏在国际的巡演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令笔者终身难以忘怀的是，1992年7月16日，《茶馆》在“悲壮”的气氛中，演出了最后一场。演出后，观众久久不肯离去。人们称这场演出是《茶馆》的“绝唱”。至此，于是之等许多老一辈艺术家告别了舞台。随着《茶馆》的“绝唱”，“曹焦”辉煌时代也基本上划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有人说此时的人艺步履蹒跚，既不敢轻言放弃，也不敢轻言改变，老实而持重地在原有的轨迹上行走着。

北京人艺，不但给我们留下了一批舞台艺术的经典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演剧学派，而且还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治院经验

一、北京人艺是在得天独厚的优越环境中成长、发展起来的。从中央到北京市委自始至终从精神到物质，对它给予多方面的指导和帮助。当年，总理对它关怀备至。一开始，负责组建剧院的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廖沫沙就为剧院制定了高标准的发展方向：北京人艺虽然是一个地方性剧院，但要有全国性和国际性。制定这样宏伟的又切实可行的目标，表现了这位领导者的远见卓识。还有，在正式建院前，以李伯钊为院长的“老人艺”，独具慧眼，聘请正在北师大任教的焦菊隐来导演《龙须沟》。在剧院的创始人中，还有一位令老艺术家们念念不忘的贤达的党委书记赵起扬。这样的环境，给予了北京人艺极好的历史机遇。二、拥有高水平的艺术领导权威。被北京人艺的人们所尊称的“四巨头”，就是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赵起扬。这是一个很不平凡的领导集体。其核心是院长曹禺和总导演焦菊隐。他们都是20世纪的艺术大师，具有很高的权威性。三、团结了一批最具影响力的大剧作家。如果说，没有契诃夫、高尔基就没有莫斯科艺术剧院，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没有郭沫若、老舍、曹禺、田汉，也就没有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是他们的剧作养育了大批颇有成就的包括导演、表演、舞美、灯光等各个方面的舞台艺术家，是他们的剧作培养了千千万万的观众，是在他们的剧作的基础上构建的辉煌的艺术殿堂和北京人艺演剧学派。四、汇聚了一大批有着共同理想和追求的、舞台艺术造诣和综合素养颇高的艺术家，形成了一个对艺术无限虔诚、痴迷、执著，视艺术为生命的艺术创作群体。这个群体最突出的特点是：坚强的团结。

以上四点，是造就北京人艺辉煌的主要因素。这四个因素，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形成巨大的合力，使北京人艺登上中国话剧舞台艺术的巅峰。

然而，笔者认为，最关键的因素是艺术领导的权威性。没有权威就没有中心，没有权威就没有凝聚力。

今日的北京人艺之所以人心涣散，多元无序，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缺少艺术领导的权威。那么，权威从何而来？答案只有一个：从不断的实践、不断的发展中产生。

今日之北京人艺，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又关系到今后能否再创辉煌的重大问题，这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继承北京人艺的优秀传统，无论对于丰富我国的戏剧文化的宝库还是对于北京人艺本身的发展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正如曹禺先生于1983年3月15日给林兆华等的信中教导我们的：“北京人艺绝不能仅成为保留剧目的博物馆。它是继承了我国话剧传统，却又不断汲取新精神、新形式、开拓广阔艺术疆域的地方。”

从这一精神出发，使我们比较清楚地认识到北京人艺今后的走向：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开拓新的艺术疆域。发扬80年代那种开放的、创新的、互相促进的精神，顺应多元发展的时代潮流。

从现实的需要来看，大体有以下三条发展渠道：

其一，扩大保留剧目，有计划地轮流复排上演。这既是剧院生存的需要，也是观众的需要，更是培养、锻炼导演、演员及所有舞台艺术工作者，提高整体舞台艺术水平的重要途径。据剧院网站统计，自建院以来，共上演了近300个剧目。当务之急是需要认真清理家底，到底哪些剧目值得保留？有些经典剧目可以照原版复排，有些虽然还不够完美但有保留价值的剧目，可以加工修改重排。这是一项非常重要而又非常艰巨的工作，不可等闲视之。其二，在剧本创作十分落后的今天，可以多排一些古今中外的经典剧目。排演经典剧目，对舞台艺术有更高的要求。这也是培育舞台艺术工作者的好课堂。对观众来说，不但可以开阔视野，而且可以提高审美水平。如果北京人艺能发展成为经典剧目剧院，岂不是一条阳光大道？其三，从剧本创作到舞台艺术，大力开发不同题材、不同艺术方法、不同风格的新剧目。在沿着焦先生的路，继续实验、探索，不断丰富和发展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同时，对新剧目的创作，既要鼓励大胆创新，又要坚持标准，达到世界级剧院应有的水平，不能砸老字号的牌子。这三条发展渠道，需要有一个团结的、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遵循艺术创作规律的、坚强的领导集体来精密地组织、协调，使其互相促进，互相渗透，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到那时，新的艺术权威就可能脱颖而出，新的辉煌就指日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