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走近台湾 到走进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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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几年间，随着台湾“开禁”，一个又一个台湾文化界朋友接踵而至，隔膜如冰消雪融，友谊与日俱增，合作日益频繁。两岸文化人根相连，心相通。同是炎黄子孙，同出中华文化，彼此间有着许多共识。
台湾，美丽之岛，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在我的心目中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可是，在两岸剑拔弩张的日子里，对于我来说，台湾非常非常遥远。那时候，大陆总是宣传“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喊得震天响的是“一定要”，而在台湾则高喊“”，宣称“大陆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第一次给我感性的认识，窥见真实的台湾，是在1970年。那时大陆处于“”的岁月，正在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导的我，有一天获准看一部“内部”电影，而看这部电影的目的是为了进行“大批判”。这部电影就是台湾导演白景瑞拍摄的《家在台北》。我来到当时上海专门放映“内部”电影的电影院――新光电影院。当一束明亮的彩色光芒投射到银幕上，电影开始了。
这部电影写的是几个台湾留学美国的学子回到台北发生的事业与爱情的纠葛故事。女主角是归亚蕾，男主角是柯俊雄。这部原本是“供批判用”的台湾电影，却使我感到震撼。因为电影是强烈而真实的视觉艺术，影片中展现的台北街景、台北人的生活细节，都非常清楚地表明，台湾人民并没有“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是比当时的上海要先进得多！
这就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的台北。影片主题歌《我的家在台北》的旋律，“台北，台北，我的家在台北”，一直在我的耳际回旋……
坚冰终于消融。自从那个历史性的日子――1987年11月2日台湾“开禁”以来，台湾同胞潮水般涌向大陆。于是，我在上海结识大批台湾文化人，那用繁体汉字印刷的名片插满我的一本厚厚的名片册。回顾这些年跟台湾文化人的种种交往，不由得记起一连串的“第一次”……
我结识的第一个台湾文化人，是作家黄海先生。记得，那是“开禁”不久，他带着夫人以及一对双胞胎儿子来沪，托人转告，希望与我一晤。那天，我们刚一见面，就发觉彼此间的差异。我记得，我对他讲的头一句话便是：“黄先生，你的普通话说得不错嘛！”他愣了一下，不明白什么是“普通话”。我也愣了一下，怎么他连“普通话”也不知道？后来，当双方明白大陆所说的“普通话”也就是台湾所说的“国语”，都大笑起来……
那时，作为大陆人，我叫惯“同志”，一下子改口称“先生”，颇不习惯。尤其是称呼年轻的女性为“小姐”，或介绍自己的“爱人”说是“我的太太”，更不习惯。跟台湾朋友接触多了，渐渐习惯，渐渐习惯成自然。我也学着台湾朋友的语调说“多多联络”，而不是说“多多联系”了。
我收到第一封寄自台湾的信，曾使我吓了一跳。那天，我从“邮差”（大陆习惯称“邮递员”）手中接过一叠信件，内中的一封赫然贴着“青天白日满地红”邮票！虽说那邮票被涂上浓浓的蓝墨水，仍然“触目惊心”……后来，来自台湾的信件越来越多，大陆邮局也不涂蓝墨水了，我也见多不怪了。
给台湾朋友回信，要写繁体汉字。幸亏我上小学时学的是繁体字，我用繁体字给台湾报纸写稿，文字相当流畅。当然，自从我改用电脑写作以来，安装简体汉字与繁体汉字自动转换的软件，那就更加方便了。
我第一次接到来自台湾的电话，是在1989年8月21日。那天傍晚，我刚吃过晚饭，电话里响起陌生的声音：“叶永烈先生吗？我是邱各容呀……”一听名字，倒是知道的，因为此前我收到过他的来信及名片，知道他是台湾一家出版公司总经理。我以为他来上海了，他却在电话里说：“我在台北！”那时，海峡两岸直通电话不久，使我感到很新鲜。他在电话中向我约稿。于是，我给他两部书稿。几个月后，两部书在台北印出，成为我第一次在台湾出版的书。内中的一本是我的小说选集，我在序言中写及那来自台湾的第一次电话。
如今，来自海峡彼岸的电话已是“家常便饭”。我也经常给台湾朋友打电话，“00886”已经是我非常熟悉的台湾电话区号，一拨就通，非常方便。
人未去台湾，作品先去台湾。台湾《联合报》等许多报刊发表我的文章。我在台湾出版的书，也一部接一部。
台湾作家梁实秋先生，一直怀念着故乡北京，企望有机会回到大陆故土探亲访友。他曾经一再地说：“人谁不爱自己的故乡？”然而，他是最不幸的人：1987年11月2日台湾“开禁”，梁实秋却在11月1日突发急病住院，11月3日与世长辞！
梁实秋再也无法实现他重温故土乡亲的梦。我为他写长篇报告文章《梁实秋的梦》，发表在《上海文学》杂志上，竟然由此结识梁实秋夫人韩菁清。
短短几年间，随着台湾“开禁”，一个又一个台湾文化界朋友接踵而至，隔膜如冰消雪融，友谊与日俱增，合作日益频繁。两岸文化人根相连，心相通。同是炎黄子孙，同出中华文化，彼此间有着许多共识。
我渐渐“走近”台湾。终于，我得以多次应邀访问台湾，从“走近”台湾到“走进”台湾，圆了我的台湾梦。
我更没有想到的是，随着大陆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看了那部《家在台北》电影的30多年后，我的家一半在台北！
我的家，怎么会“一半在台北”呢？说“我的家一半在台北”，这一点也不假。如今我的一家总共八口：我与妻，长子，长媳，次子，次媳，孙子，孙女。其中四口生活在台北，即长子、长媳与孙子、孙女，正好是家的一半。
两岸如今越来越“近”，从春节包机直航，到周末包机直航。我的小孙女在父母陪同下前几天从台北到上海过生日，然后又回到台北。“截弯取直”的真正的“直航”，使上海飞台北比飞北京还近。我会有更多的机会前往台湾，我会为美丽的宝岛写出更多的新书。
于上海“沉思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