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地区旅游开发地居民满意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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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丰富的旅游资源开发虽然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民族文化传统等造成冲击。可持续的旅游开发离不开当地居民的参与,居民是否能合理地分享旅游开发收益,关系到旅游发展的稳定性; 并且,这对于形成民族特色的旅游经济增长,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当前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满意度如何? 其影响因素是什么? 研究上述问题,对推进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开发意义重大。
国外学者主要通过考察居民的感知,来分析居民对旅游开发是否满意。如有的学者认为,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其作为影响居民旅游感知的重要方面,决定着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满意程度; 居民满意程度的降低,最终不利于旅游项目的持续发展。有的学者认为,公共服务、环境、医疗服务、居民参与、正规教育、游憩服务和机会,共同构成了居民感知旅游开发的主要因素。有的学者从总体满意度、经济满意度、基础设施和服务满意度、社会环境满意度等方面,对旅游开发地居民满意度进行了调查和测评。有的学者通过丰富的实证检验,认为旅游开发地与居民住址的距离,家庭对旅游经济的依赖程度,旅游地的开发阶段,性别、教育等人口统计学特征,居民对旅游规划和开发的参与程度,都会影响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满意度。
当然,也有学者以“成本-收益”为切入点来考察旅游开发地的居民满意度。Gursoy 等将其划分为5 个方面: 经济利益、社会利益、社会成本、文化利益和文化 成 本。相关研究采用数据包络分析( DEA) 、结构方程( SEM) 、因子分析( factor analysis)等模型,结合不同国家的调查数据,实证探讨了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满意度。
国内学者对该问题的关注起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黄芳基于传统民居开发,就旅游开发中的居民参与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王德刚等通过对河口“胶东渔村”的案例分析,提出居民参与能有效地避免旅游开发中的信息失真、减缓利益冲突,最终提高居民正面的旅游影响感知程度。此外,Doxey的阶段性理论也被用于分析旅游中的居民满意度问题。熊剑平等采用该理论研究发现,在乡村旅游发展的不同阶段,居民对乡村旅游正面影响虽总体强于负面影响,但由于就业水平、管理制度等问题造成的负面影响日益增强。所以,尽管居民对当地旅游开发的支持程度较高,但参与旅游开发处于较低层次,需要构建合理的参与机制和模式。汪侠等选择了 10 个引起旅游开发居民满意度差异的因素,运用方差分析方法,分别考察这些因素对旅游开发居民满意度的影响,并对其成因进行分析。
总之,既有研究基于感知视角,对旅游开发中的居民满意度进行了深入探讨,值得借鉴,但专门针对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分析尚不多见,相关的调查资料也较为缺乏。西部民族地区旅游资源丰富,旅游已成为促进地区发展和居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值得高度关注。为此,本文拟通过对西部 6 省市 16 个民族聚居地的调查,探索提升民族地区旅游开发地居民满意度的有效途径。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居民在多大程度上对旅游开发感到满意,这需要在理论研究基础上,通过田野调查来获得可靠的一手资料。基于此,本文根据西部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的分布,选取了典型性的地区进行分层抽样,并结合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方法,进而为实证研究提供充实的材料。
调查时间为 2011 年 7-8 月,共回收 1 120 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为 1 112 份,有效率为 99. 37%。样本的地区分布如表 1 所示,覆盖了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内蒙、广西这 6 个西部省市,且选取的旅游开发区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地。总的来说,样本能够反映出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基本状况。
问卷第一部分为受访者的人口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民族、职业、收入等 10 项内容; 第二部分为受访者参与旅游开发的情况调查; 第三部分为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感知,包括旅游经济感知( 14 项) 、旅游社会文化感知( 12 项) 、旅游环境感知( 7 项) 这三类。第二部分采用李克特量表的方法分为 7 个等级,分别以数字 1-7 进行表示,正面项目评价中,数值越大表示赞同度越高; 负面项目评价中,数值越低,表示对负项的认同度越高。
样本的统计分布如表 2 所示。不难发现: ①从年龄分布看,大多数样本处于 20 ~50 岁之间,是劳动能力较为充沛的人口; ②从民族分布看,少数民族占绝大多数,符合民族地区这一研究背景; ③从收入分布看,大多数居民的收入处于 2 500 元/月以下,与西部省市的居民平均收入水平基本一致; ④按在本地居住时间来分,大多数居民在本地居住了 15 年以上,说明多数被访者是当地原住民,对于旅游开发的感知更具参考性; ⑤性别分布中,男女比例基本相当,并未出现明显的样本选择性偏差; ⑥从受教育程度看,集中在完成 9 年义务制教育附近; ⑦从被访者政治面貌看,党员占比为 10%,与调研的情况基本一致。因此,总的来看,调查样本分布并未体现出明显的选择性偏差,说明样本是具有代表性的,可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结果分析。
二、居民旅游开发感知的实证结果分析
在样本描述的基础上,可进一步采用 Stata1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与计算,从而明晰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满意程度及其影响因素。
1. 居民对旅游开发的参与程度
要明晰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感知程度,首先应明确居民对旅游开发的参与程度。据调查统计分析得知,有 44. 51%的被访者的职业与旅游相关,说明旅游开发对少数民族居民的生活有着较大影响。而进一步观察家庭从事旅游开发的比例,可反映出受调查的民族地区家庭经济活动对旅游的依赖程度。有35. 25% 的家庭参与了旅游业的开发,其中平均投资额度达 12. 46 万元,平均经营年限达
5. 84 年。这意味着,已经形成相对固定规模的旅游业经营群体,且投资旅游业也形成了一定的门槛。对于投资旅游业的家庭而言,旅游业是否构成了其主要经济来源呢?表 3 显示,59. 59%的家庭收入的一半以上来自旅游业,其重要性一目了然。从旅游经营的投资类别看,大多数家庭从事商品售卖( 51. 55%) ,其次为餐饮( 24. 23%) 、住宿( 17. 53%) ,说明家庭经营旅游业仍然是以提供吃、住、购等传统服务为主,较少涉及娱乐、观光等深度旅游开发项目。那么,64. 75% 的家庭未参与旅游经营的原因是什么呢? 表示 3 显示,首先是资金缺乏,因为根据调查得知投资旅游的平均支出为 12. 46 万元,这对于民族地区的普通家庭而言是一笔较大开支; 其次是劳动力短缺和经营机会缺失,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居民未参与旅游开发。 总的说来,调查显示只有约三分之一的家庭参与到旅游经营,旅游业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占到了较大比例,但大都从事吃、住、购等传统服务业,参与深度不强。而对未参与旅游经营的家庭而言,资金缺乏是最主要的原因。
2. 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感知
(1) 经济发展感知。从表 4 不难看到,居民在经济影响的正面感知中,大多数群体认同旅游开发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平均分值 5.55,得分 5.00以上累计80.29%),这促进了当地居民旅游经营收入的增长(得分 5.00 以上累计 73.10%) ,以及季节性旅游收入的增加( 得分 5 以上累计 71.75%) 。但是,居民收入的增长认知要低于地区经济增长的认知,说明旅游带来的居民收入增长与地方经济增长并不完全同步。而在生活环境方面,大多数个体基本认同旅游开发提高了地方(社区) 的建设水平(平均 5.10 分)。因此,对旅游开发前景抱有较高的正面预期(平均 5.46 分) 也就不难理解。所以,总的说来居民对于旅游开发的正面感知较为强烈。
在负面感知中,得分最高的是旅游收入分配不均(4.71 分) ,45. 05%的受访者给出了4 分及以下。结合实地调研的情况,居民参与度低,以及旅游开发的利益分配机制导致贫富差距拉大,是重要原因。旅游开发所引致的商品需求上升,促使基本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价格提升( 主要是物价、房价、生活成本的提高) ,这两项的平均得分分别为 4. 39 和 4. 48,其增加了居民的负面感知。
因此,尽管居民认为旅游开发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提高居民收入,但旅游收入如何分配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并且物价水平的上升也会降低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
(2) 社会影响感知。从表 5 可以看到,对于旅游开发提高了地方知名度,居民普遍认同(平均为 5.46 分,最高) ,而外来游客、投资的增多也的确使得居民的生活更加丰富( 4. 80 分) 。但是,在正面感知中,对剩余劳动力就业解决的感知得分并不高(4.86) ,说明旅游开发对带动当地居民就业增长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其次,旅游开发也并未带给居民更多的技能培训机会,对当地特色民族风俗文化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定冲击,所以,这两项的正面感知得分都不高(分别为 3.95 和 4.27 分) 。
在负面感知中,得分越低说明居民对负向感知越不满意。其中,居民与游客、业主间的冲突得分最低(2. 96),78. 60% 的个体选择了 4 分及以下。在调研中发现,文化差异、游客不良习惯以及开发商利益的索取,是造成居民与外界矛盾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表 5 的负面感知数据还普遍反映出居民日常生活受到干扰、犯罪和不良现象增加,这意味着旅游开发不仅仅要横向的规模扩大和盈利增加,还应要纵向的人与人和谐相处,以及良好的公共治理。最后,由于旅游开发所引致的行业内竞争,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居民内部因为争取资源而产生矛盾(得分 3. 82) 。
(3) 环境影响感知。表 6 给出了居民对于旅游开发所引致的环境感知。总的来说,对于旅游开发有助于改善投资环境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这些硬件环境,居民普遍比较认同,说明居民的感知比较理性。
事实上,旅游开发会带来源源商机,也会借此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公共服务水平。但是,旅游的规模性开发以及产值的快速增长,也会考验地区居民的环保意识,在这一点上,居民的认同度相对较低(4.92 分) ,说明环保意识有待加强。
再从负面感知来看,“交通和人口过度拥挤”以及“污染物大量增加”两项中,分 别 有 63. 68%和67.31%比例的被访者选择了 4 分及以下,说明居民对于旅游开发中出现的规模过度扩张、污染物排放增多,表现出明显的不满。要实现旅游开发的长远发展,必须适度控制旅游的发展速度,防止过度开发。
综上所述,在“经济发展感知、社会影响感知、环境影响感知”三大类感知中,居民对旅游开发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投资环境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地方知名度提升等正面效应,表现出普遍认同态度; 但是,在增加劳动力技能培训、保护当地风俗文化、提升居民环保意识等方面,正面感知得分较低,意味着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居民对生态环境恶化、人口过度聚集、社会管理水平不高等方面,给出了较低的得分,表明旅游开发中所引致的上述问题已经引起了居民的普遍不适,需要治理。
3. 居民感知的影响因素探讨
采用方差分析的方法,分析哪些因素影响了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满意程度。如果把居民感知看做一种特定环境下对旅游开发的“反映”,那么引致个体间反映不同的原因就在于不同的个体特征,通常可划分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职业、社区因素、政治资本、地理位置等,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体在旅游开发中所扮演的角色及感知。根据样本范围,本文选取受教育程度表征人力资本、家庭参与旅游开发表征职业、月收入表征物质资本、居住时间表征社区因素、政治面貌表征政治资本、居住地与景区距离表征地理位置。把上述变量与经济、社会、环境三类影响进行方差分析,有助于厘清引致居民感知差异的原因。
为较为系统地考察居民的感知,调查从多个维度进行。这虽然丰富了样本信息量,但若依次对每类影响中的每个感知进行方差分析,无论从模型节约性还是文章篇幅而言,都是不适宜的。所以,可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每类影响进行降维处理,这在保留样本原始信息的同时,也便于进行综合分析。
据此,可将得到的主因子得分用于方差分析。考虑到给出因子分析相关结果需要占用大量篇幅,这里仅给出较为重要的因子得分矩阵( 见表 7) ,略去其他分析过程和结果,相关资料备索。
( 1) 引致经济影响感知差异的因素分析。从表8 可以看到,模型总体显着( P = 0. 000) ,说明由于个体特征的差异,会引致其经济感知的不同。具体而言: ①政治面貌、居住地与景区的距离,这两个因素并不显着地引致经济感知差异( P 值大于 5%) 。之所以出现上述结果,可能是因为旅游开发并未对居民形成歧视性的挤出效应,因此无论居民居住地离景区多远、也无论是否党员,对旅游经济的感知大致相同。②家庭参与旅游开发、受教育程度和居住时间这三个因素,显着的引起了经济感知差
异( P 值小于 5%) 。一方面,家庭参与旅游开发程度越深、个体受教育程度越高,往往更容易获得旅游收益。而在本地居住时间较长的个体往往是当地原住民,他们参与旅游开发的比例并不高,因而其经济感知相对较低; 而居住时间较短的大都是因投资或就业迁入的移民,旅游发展给他们带来了大量的机会,其经济感知相对较高。 ( 2) 引致社会影响感知差异的因素分析。表 9中,整体上看每个个体在社会感知上存在显着差异( P=0. 000) 。以 5% 作为显着性标准的话,只有居住时间这一因素没有显着的引起社会感知差异( P=0. 074) 。这是因为社会环境的变化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其并不因个体居住时间长短而有所差异。而 P 值小于 5% 的受教育程度、家庭参与旅游开发、月收入、政治面貌和居住地与景区距离等因素,都会显着影响社会感知。原因在于,受教育程度与人们的认知水平密切相关,受教育的差异会导致人们对于旅游开发的评判不一。参与旅游开发的家庭,会发现其中更多的商机,其对社会影响的感知也不一致。而调查中发现月收入越高的个体,大都是从事与旅游业相关的职业,因此对外部社会环境的感知也不一致。最后,党员群体由于宣传、职业等原因,对于社会影响的感知也会显着区别于其他群体。
( 3) 引致环境影响感知差异的因素分析。表 10显示,模型总体仍然显着,说明居民的环境影响感知因个体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但具体而言,“月收入、居住地与景区距离、居住时间”这三个因素,P 值都大于 5%,结果并不显着。原因在于,投资环境、交通设施、环保措施等都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其并不因为某个体处于较高的收入等级,或者在本地居住时间较久而出现明显感知差异。
然而,受教育程度、家庭参与旅游开发、政治面貌这三个因素,却对应着明显不同的环境影响感知。受教育程度既关系到个体认识水平,又关系到旅游业的参与程度,因此教育水平影响个体的环境感知也就不难理解。当然,被访者的家庭参与旅游开发,会更熟悉旅游业对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方面带来的投入,因此其感知是不同的。最后,被访者的政治面貌,关系到其接收的宣传知识及其对应的环境感知也是不同的。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结合西部 6 省市 16 个民族聚居地的调查资料,收集了 1 112 个有效样本,从经济发展、社会影响、环境影响这三个维度,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实证考察了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满意程度。在此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和方差分析法,对引致旅游开发地居民满意度差异的原因进行了探讨。研究得到以下结论并分别提出相应建议。
(1) 调查显示只有约三分之一的家庭参与到旅游经营,虽然旅游业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占到了较大比例,但大都从事吃、住、购等传统服务业,参与深度不强。而对未参与旅游经营的家庭而言,资金缺乏是最主要的原因。因此,促进民族地区旅游业的深度开发,不仅从旅游特色、旅游服务、旅游文化上进行打造,而且还要提高居民的参与度。也就是要从财政、税收、信贷、土地等方面,加大对民族家庭的旅游经营活动的支持; 同时,积极创新产业组织模式,通过联合经营、承包经营等方式,使居民分享到旅游发展的收益。例如,以旅游产品模块化为基础的旅游产品大规模定制,既拓宽了旅游服务内容、增加了就业,又加深了旅游开发层次。
(2) 在“经济发展感知、社会影响感知、环境影响感知”三大类感知中,居民对旅游开发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投资环境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地方知名度提升”等正面感知,表现出普遍认同的态度; 但是,在“增加劳动力技能培训、保护当地风俗文化、提升居民环保意识”等方面正面感知得分较低,意味着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所以,政策改进的着眼点应放在旅游开发地软环境的建设上,例如: 为居民提供与旅游服务相关的劳动技能培训、推广民族文化宣传和保护、对居民和游客进行环保意识和环保知识的培训等。
(3) 居民对“生态环境恶化、人口过度聚集、社会管理水平不高”等负面感知给出了较低得分,这正是旅游开发引起的负效应,也是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这提醒我们民族地区的旅游发展,还需更多关注旅游的社会效应。对于旅游资源,不能仅看到短期利益而过度开发,而是需要合理统筹安排旅游景区的发展规划,进行有序的多层次开发。同时,对于旅游对当地文化、生态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既要通过宣传加以引导,又要采取一定措施来提高社会服务水平,例如,把旅游所得收入用于当地教育和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等。
(4) 引致居民对旅游开发感知差异的因素分解中,教育是一个重要原因。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不仅关系到就业、收入等物质层面,还会影响认知等精神层面,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在经济、社会、环境方面的感知也越强烈。
(5) 家庭参与旅游开发有助于直接获得旅游收益,直接关系到其感知水平。这说明,要提升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满意度,把当地居民融入旅游业发展是必然途径。但是要看到当前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满意度有限,其原因仍在于居民的旅游开发参与程度不高。
(6) 家庭月收入越高的个体,其经济、社会感知越高,但环境感知差异却不明显。这说明,尽管收入的增加提升了居民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满意程度,但无论是高收入群体还是低收入群体,都形成了较为强烈的环境意识。因此要因势利导,发挥先富群体的带头作用,进而在整体上推进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
(7) 居住时间的长短并不显着影响社会和环境感知,但在经济感知方面有明显差异。这体现出旅游发展对居住时间较短的居民带来了好处,他们大都是因投资或就业迁入的移民; 同时,也表明旅游开发对当地居民的带动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8) 政治面貌为党员,其在经济方面的满意度并未出现显着差异,说明党员身份并不是区分经济满意与否的标志。最后,居住地与景区的距离越大,其对社会感知越敏感。这说明,外来文化和生活方式,对民族地区居民造成了较大冲击。所以,应在开发少数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的同时,保护好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促进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