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与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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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昌银（1957―），男，云南镇雄人，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后殖民文学。
摘要：萨义德认为，时代在变，英国作家的殖民意识形态不变。但事实上，英国作家对殖民主义的态度随着帝国境遇的改变而改变。帝国经历了从兴起到繁荣再到衰败的命运，殖民话语也相应地经历了从霸权到怀疑再到颠覆的过程。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去殖民化浪潮风起云涌，殖民帝国土崩瓦解，作家也顺应历史发展，在作品中解构了殖民话语的霸权地位。
关键词：英国；经典文学；殖民话语；研究
国外对殖民话语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1978年，萨义德《东方主义》一书的出版具有重要意义。该书系统地分析和批判了东方主义这一西方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现象，堪称殖民话语研究的力作。但该书以西方整个人文和社会科学为考察对象，文学作品中的东方主义不是其研究重点。1993年，萨义德出版了《文化与帝国主义》。该书对英国小说如何参与帝国意识形态的建构、充当帝国主义同谋作了系统研究，认为时代在变，而英国作家们的殖民意识形态不变，他们“从不主张放弃殖民地”，“从不提出质疑，扰乱视听，而是致力于维持帝国的存在。”（1993：74）至于二十世纪文学对殖民话语的批判和解构，他只字不提。这显然不是一种客观的态度。
毫无疑问，文艺复兴以来的英国文学与英国的殖民活动形成了相互影响的关系。十六世纪开始的海外殖民为文学提供了世界视野下的创作语境。更重要的是，文学对殖民活动的表述对帝国的海外入侵与扩张提供了理论上、文化上和心理上的有力支持。但殖民话语并非一成不变，更不是没有受到挑战。纵观文艺复兴以来对殖民问题进行过表述的英国文学作品，可以看出，各个时代涉及殖民议题的代表作与殖民历史及帝国境遇有着密切关系。随着殖民帝国的兴起、辉煌与衰败，作家们对殖民主义的态度也相应地经历了从认同到怀疑再到批判的过程。在最初阶段，随着海外探险和殖民活动的开始，文学积极参与了殖民话语的建构，成为入侵和掠夺的同谋。在帝国的鼎盛时期，文学敏锐地感觉到殖民主义的前景不妙，因而表现了一种矛盾的状况，表面上看，殖民话语依然强势，但其对立面已悄然登场。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去殖民化运动风起云涌，帝国解体，文学则顺应历史，对殖民话语进行了结构。
一、“第一英帝国”时期的“他者”建构
“第一英帝国”时期（1583-1783），英国的海外殖民从发端走向辉煌。而文学作品在涉及殖民话题时充分体现了傲慢的东方主义意识形态，代表作有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和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
《暴风雨》创作于1610-1611年间。此时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海外殖民活动已经如火如荼，而英国的探险与殖民才刚刚开始，显得并不成功。自从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开始，欧洲殖民者就把自己与本地土著居民之间的关系定义为文明对野蛮的征服、控制和改造。《暴风雨》讲述了米兰公爵普洛斯彼罗被篡位后遭到放逐，和女儿米兰达一起流落到遥远的一个荒岛上，如何利用土著凯利班和精灵爱丽儿成功夺回自己合法地位的故事。角色中没有英国人，但是该剧除了受到维吉尔、奥维德和蒙田的影响外，有可能取材于“1609年从普利茅斯开往弗吉尼亚的船只在百慕大海域沉没的相关记录和传说。”（Hulme & Sherman， 2004）莎士比亚心中想的显然是英国的海外殖民事业。剧中人物几乎都在考虑一个问题：如果自己当上了岛上的国王，该如何实施统治。在殖民话语认定的东西方关系中，二者的差异“具有本体论的认识论的性质。”（Said， 1978： 2）“西方人是统治者，东方人事被统治者。”（Said， 1978： 36）剧中主人公普洛斯彼罗对岛上土著凯列班和精灵爱丽儿的控制和奴役正是反映了这种关系。普洛斯彼罗是高贵的米兰公爵，法术高强。凯列班外形丑陋、性格多变，理应被公爵掌控。最终公爵将岛屿还给凯列班，让爱丽儿重获自由，反映了早期殖民活动并不成功的历史状况。
普洛斯彼罗统治海外岛屿的梦想由鲁滨逊来实现。《鲁滨逊漂流记》发表于1719年。这时英国的海外殖民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已把加勒比地区的许多岛屿据为己有，在北美洲成功建立了12个殖民地。小说中，鲁滨逊，不仅拥有巴西的种植园，还参与了奴隶贸易。沉船事故将他抛到荒岛上后，他立即成为岛主。“这一切都是我的，我是整个这片土地国王和君主。”（Defoe， 2008： 80）他一呆就是27年，其间从食人生番手里解救了一个土著，命名为“星期五”，教其说英语，令其皈依基督教。这是典型的英国殖民者的套路。命名类似于阿尔都塞所说的“询唤”（interpellation），是殖民意识形态对被殖民者进行主体建构的途径。从此，土著就知道自己的名字叫“星期五”，身份是奴仆，因为鲁滨逊同时就教他称自己为“主人”。（Defoe， 2008： 166）“星期五”为了表达对鲁滨逊的感激，“躺在地上，做出各种谦卑和感恩的动作……最后以头触地，把我的脚放在她的头上……以各种方式表明他的臣服和顺从，让我知道他有生之年永远为我效劳。”（Defoe， 2008： 165）主与仆，正是殖民话语界定的东西关系。鲁滨逊离开的时候也没有放弃欧洲人对岛屿的权力，而是留下一群哗变船员永久驻岛。在鲁滨逊的故事里，殖民者的睿智和原住民的愚昧显得确定无疑，殖民活动未遇到任何反抗，因而也就天经地义。
二、“帝国世纪”的傲慢与忧虑
1815-1914这一百年被称为不列颠的“帝国世纪”。十八世纪末期北美十三个殖民地的独立并未给英国带来致命打击，反而强化了其殖民野心。此后的一百年里，英国的殖民扩张在南太平洋、北美洲、亚洲、非洲，要言之，在全世界全面开花，到十九世纪末期达到最高峰时，大英帝国的面积占全球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一，达到三千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四亿，占当时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号称“日不落帝国”。这一时期的英国文学，直接或间接涉及帝国殖民主题的很多。尽管帝国的事业如日中天，但作家们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潜伏的危机，在作品里表达了对帝国前途的隐忧。这方面的代表作是《简・爱》和《黑暗之心》。
《简・爱》将英国白人与中美洲克里奥尔人的关系表述为一个正常男人与一个疯癫女人的失败婚姻。殖民话语在这里依然独享表述的权力。欧洲的文明、理性、阳刚、自主和东方的愚昧、狂暴、阴柔、从属在罗切斯特与伯莎的关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夏洛特・勃朗特笔下，作为克里奥尔人的伯莎连做人的资格都被剥夺。罗切斯特和简在教堂举行的婚礼被迫中断。罗切斯特带着出席婚礼的嘉宾回到庄园，上楼去看他的妻子。这是简第一次看见伯莎，她的形容是“一个东西来回跑。它是什么，到底是人还是动物，第一眼很难看出。四脚爬行。抢东西，嚎叫，像个野兽。”（Bronte， 2001： 251）简自己的形象在完全不同：独立，有主见，个性十足，嫉恶如仇，为自己的权利而战斗，为了爱而奋不顾身。有人认为简是女性主义的英雄。斯皮瓦克反驳说，简的自我实现之所以能够完成，是因为另一个女人牺牲了她的自我乃至于生命。（Spivak， 1985）伯莎的自杀和一笔与海外殖民有关的遗产成就了简和罗切斯特的美满姻缘。殖民话语的逻辑就是，这一切都是那么天经地义。疯婆子没有资格拥有美满婚姻，美丽而睿智的简才配享有幸福。这里也有一种暗示，殖民带来的经济利益理所当然，而与殖民地的关系却终将归于失败，就像那庄婚姻一样。
在《黑暗之心》里，这种对帝国前途的忧虑就更为明显。故事围绕英国水手马洛在刚果河流域的经历展开。一艘比利时商船计划去非洲做生意，马洛应聘做了船长。在驶往非洲以及沿着刚果河前进的过程中，他目睹了欧洲殖民者各种暴行。黑人被迫为公司卖命，在白人职员的手下吃尽苦头。帝国主义的残忍和肮脏与非洲丛林的安静和广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康拉德的表述中，一方面充斥着殖民话语，非洲原始愚昧，非洲土著看上去莫辨。非洲著名作家阿切贝就对此极为愤慨。他称康拉德为“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者”，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黑暗之心》将非洲和非洲人非人化。”（Achebe， 2006： 342）但是也必须看到，欧洲殖民者的前景也十分堪忧。马洛船长的刚果河之行险象环生。当他最终到达中心贸易站时，手段毒辣、令非洲土著畏惧的库尔茨已经病入膏肓，不就便死在丛林深处的贸易站里，临死高喊“恐怖！恐怖！”（Conrad， 2006： 69）这说明康拉德一方面继承了殖民意识形态关于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逻辑，同时也表露了对帝国能维持多久的怀疑。
三、去殖民化时期的权力关系
二十世纪是西方殖民帝国衰落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重组了世界秩序，觉醒的殖民地人民纷纷摆脱宗主国的控制，宣告独立。这一过程就是去殖民化。在最终获得独立之前，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早已开始。殖民者依然嚣张，但其地位已经受到了挑战。反映在文学作里，“逆写帝国”的作品纷纷出现，殖民者不再独揽话语权，不再至高无上，其“中心”地位开始动摇，预示着殖民统治即将终结，多元价值时代即将来临。《小草在歌唱》和《藻海无边》反映了这一历史现实。
莱辛的《小草在歌唱》发表于1950年，描写南部非洲英国殖民地罗德西亚的种族关系。白人农场主特纳之妻玛丽和黑人奴仆摩西产生了暧昧关系，但迫于白人社会的巨大压力而选择断绝来往，摩西一怒之下杀死了玛丽。玛丽本来是一个傲慢的种族主义者，极度藐视农场上的黑人劳工。但却逐渐被摩西的耐心和关怀感化，乃至对摩西产生了依恋情绪，最终却因为要离开农场而被摩西杀死。在这里，白人和黑人的关系不在黑白分明。不错，白人依旧是统治者，黑人仍然是奴隶。但是西方人不再是文明、雄健的代表，不是像斯莱特那样奸诈残忍，就是像玛丽的丈夫迪克那样软弱无能。黑人也不再愚昧而懦弱。这可以从摩西的形象得到印证。他不仅有强壮的体魄，还有一颗善良体贴的心。“随着时间的推移，迪克对她而言越来越不真实，而这个非洲人却让她想到痴迷的地步。”（Lessing， 2000： 191）很显然，玛丽爱上了摩西，虽然她自己不愿意承认。这种关系的转化显然在颠覆殖民话语对文明与野蛮的界定。而最终摩西的杀人则表明被殖民者不再默默仍受，开始挑战殖民者的权威。这是反殖民斗争的开始，也是去殖民化的前奏。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已经发生变化。
琼・赖斯的《藻海无边》发表于1966年。其故事情节是对《简・爱》的改写。作者改变了《简・爱》中由简一人独揽叙事大权的模式，让安托瓦内特（即《简・爱》中的伯莎）和她的英国丈夫（他的名字始终没有出现，但一般认为他就是罗切斯特）交替担任叙事角色，而且在小说的三部分中，安托瓦内特担任第一和第三部分的叙事者，她丈夫的叙事声音被包裹在中间，不再独揽真理的权。原本被剥夺了话语权的“他者”就有了表达自己心声的机会，并且取得了优势。罗切斯特认为女佣克里斯托芬走路不把裙摆提起来的做法很不卫生，提出了批评。安托瓦内特立即加以反驳，“你根本不懂。她们一点都不在乎吧裙子弄脏，因为她们要显示自己裙子很多。”（Rhys， 1982： 85）读者也因此可以从两个视角来观察同样的事件，从而做出公正的判断。关于两人的婚姻，在安托瓦内特看来，她完全是受害者，被继父包办嫁给了一个英国男人，很快就发现对方并不爱自己，最后却被莫名其妙地带到英国并关进一间屋子，永远与外界隔绝。而在罗切斯特的叙述中，他也是被父兄合谋安排了这桩婚姻，很快就发现妻子有疯癫迹象，最后不得已把她带回英国关起来，以免影响家族的声誉。在这里，殖民者的判断受到了挑战，读者不再对其深信不疑。殖民话语关于欧洲人的理性与其他民族的非理性的错误逻辑也被有效消解。
从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到琼・赖斯的《藻海无边》，英国经典文学作品中的殖民话语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第一英帝国”（1583-1783）时期的文学作品把殖民者、被殖民者以及二者的关系表述为文明对野蛮的征服，为殖民扩张制造合法借口。帝国鼎盛时期（1815-1914）的文学创作继承了二元对立的殖民话语表述方式，但对帝国的未来已经产生了忧虑，这说明殖民意识形态自身出现了被颠覆的裂痕。二十世纪以来，世界进入了去殖民化时期。文学作品表现的是话语权的争夺。殖民话语不再一统天下，而是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甚至颠覆。这种颠覆，实际上是英国文学的自我批判。殖民话语从最初以真理的面目出现到最终被消解，正好反映了殖民主义产生、发展、消亡的历史过程，也再次证明了文学与时代相互影响的关系。（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基金项目：2013年度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项目“英国经典文学作品中的殖民话语研究”（XKJS201318）。
参考文献
[1]Achebe， Chinua. “An Image of Africa： Racism in Conrad’s Heart of Darkness.” Heart of Darkness. Ed. Paul B. Armstrong.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6.
[2]Bronte， Charlotte. Jane Eyre. Ware， Hertfordshire： 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 1992.
[3]Conrad， Joseph. Heart of Darkness. Ed. Paul B. Armstrong.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6.
[4]Defoe， Daniel. Robinson Crusoe. Shanghai：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8.
[5]Hulme， Peter & William H. Sherman. Preface. “Preface.” The Tempest. Ed. Peter Hulme & William H. Sherman.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2004.
[6]Lessing， Doris. The Grass Is Singing.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00.
[7]Rhys， Jean. Wide Sargasso Sea. New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2.
[8]Said， Edwar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8.
[9]Said， Edwar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3.
[10]Shakespeare， William. The Riverside Shakespear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74.
[11]Spivak， Gayatri Chakravorty. “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 1985. ‘Race’， Writing and Difference. Ed. Henry Louis Gates， j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