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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须惆怅近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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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从年轻到老,敢于追求所爱,不管他的所爱是人,是物,还是真理。他都能够放开胸怀地去拥抱,而且升华成乐观前进的动力,这个人是绝对幸运的。

杨振宁觉得夫人翁帆“聪明可爱,而且是一个没有心机的女孩,行事也不激烈。”翁帆则认为杨振宁“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绝不令我沉闷。而且他很有品德,这是他最好的地方。”

去年七月,知名科学家杨振宁和妻子翁帆访问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在三地刮起了猛烈的“杨振宁旋风”,引人注目。

杨振宁于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奖,是第一位得此殊荣的华裔科学家。经过半个世纪,目前他对群众仍然具有磁铁般吸引力,与其在82岁暮年,迎娶28岁少艾翁帆不无关系。

人们对他在科学上发现“宇称不守恒”定律,高山仰止,崇敬之至。但杨翁之恋,显示杨振宁婉如凡夫俗子,从而骤然拉近了他和群众之间的关系。为了一睹杨振宁夫妇的风采,记者在新加坡作了专访。

这天,已届84岁的杨振宁教授,浅蓝色衬衫外是深兰色外套,显得精神奕奕,两眼尤其炯炯有神。样子要比报章上的照片灵活利索得多。30岁的翁帆也是一身深蓝色连衣裙,青春的脸蛋散发着娟秀之气,很讨人喜欢,难怪杨振宁要说翁帆是上帝送给他的最后一份礼物。

杨翁二位愉快地接受了记者采访。

记者:很高兴看见你们两位神采飞扬,最近感觉怎样?

翁帆:我们两人在一起很愉快。我想,要神采奕奕,首先要心情好,感觉快乐。我认为保持心态和心情愉快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两人有很多话要说,谈的并不是深奥的东西,不一定讲哲学、讲生命,总是什么都谈。振宁的朋友都说他这两年年轻了,每次看见他,都说比上回年轻了。

记者:这是你的功劳了。

翁帆:我们是互相的。他也让我觉得很快乐。

记者:你把青春浇灌在他身上,而他把智慧灌注在你身上,是这样交流吗?

杨振宁:我觉得你智慧这个词用得不恰当,翁帆只是从我这里得到些经验。如前两天,我去台湾中央研究院开会,看到很多院士。我介绍给她,告诉她这些人做什么,有什么成就,现在在哪里工作,我尝试把这几十年的经验,慢慢传给她。

翁帆:我们看见什么就谈什么,去参观博物院一定玩游戏。

杨振宁:游戏是这样的:我们进去美术馆或者博物院参观前,会约定在里面不讨论,到出来时我会问她,如果这家美术馆要送你一幅画,你选哪幅?以此来看看我们两个人是否选的是同一幅画。这样我们就有很多话题讨论了。

记者:你们的合拍率怎样?去10家美术馆,有没有8家都选同一幅画?

翁帆:我们的审美观大致相差不远,虽然不一定同选一幅画,但是小范围还是一致的。

杨振宁:太现代主义的画,我们都不喜欢。

翁帆:很多现代画作,抽象过了头,只是一团色彩,我们都不能接受。

记者:杨教授,你觉得翁帆怎样?

杨振宁:她聪明可爱,而且是一个没有心计的女孩。我认识她的时候,用guileless(单纯)来形容她,两年后,我觉得她仍然是这个样子,这就是她的特点。她也不是aggressive(行为激烈)的人,对世界并不是主动要去改变的人。

记者:翁帆,你觉得杨教授怎样?

翁帆: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绝不令我沉闷。而且他很有品德,这是他最好的地方。开始认识他的时候,还会常想着他是大人物,是学者,很敬重他。慢慢接触后,这些已不重要。他很好,常会出些数学题目给我做。说我能回答的话,就算达到什么水平。

记者:你什么水平?

翁帆:我的水平有时高,有时低。

记者:你有出题给他做吗?

翁帆:我有没有出过题给你做?

杨振宁:可能有吧,不过记不得了。

翁帆:我可能有给他出题吧,但不是数学题。

杨振宁:我们还一起改徐志摩的诗。我们是怎么改的?我记得我们的第一句是:‘你我相逢在晚霞灿烂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我们把徐志摩的‘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改了。

翁帆:后面我们还改了很多,现在忘了。

记者:你们两人有代沟吗?

杨振宁:讲代沟,要看什么意思。我和翁帆在一起时,使我对中国像她这一代的年轻人熟悉起来,有了从前我所没有的了解。我在中国成长的时候,不管是“七七”事变之前,或中学,或到昆明读大学的时期,那时候年轻人的想法、处境,跟他们现在这一代很不同。我从她那儿了解到局部的中国社会动态,她对我的那个时代,也很不了解,我慢慢把我这几十年来的经历告诉她。

全世界都改变得很快,而中国改变得特快。从我年轻时代到,中国很多家庭都对孩子采取保护态度。不少70年代出生的孩子,两岁还不会走路,因为祖父祖母整天抱着,小孩都在大人呵护和抑制之下成长。翁帆在我们结婚前,和几个朋友背着背包到内蒙古的草原去,这需要胆量,需要肯面对大世界的勇气。这跟我们那一代很不一样。在我成长时,中国的伦理传统对于年轻人的影响还很大,小孩要听长辈的话。到翁帆这一代,已经解放出来。

翁帆:我们基本上都是按自己的想法去做。父母只是顾问,他们提意见,最后还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

杨振宁:这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好现象。让年轻人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在美国最普遍。不过,以自己个人意志为主所产生的社会问题也很多。

记者:你的人生是十分幸运的。

杨振宁:假如我的一生是一出戏,那么实在是十分幸运的。今天,我有牙齿,有眼睛,有味觉,有几乎一切。当然一个人,结婚了很多年,年纪大了,配偶不在了,是非常孤独的。另外一方面,翁帆也给我很多照顾。我跟有些新闻记者说,你们现在见我走路很快了,可我今天跟十年以前走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我现在知道老年人为什么慢下来,慢下来的原因就是他自己知道,假如走得太快,出了问题的时候,他反应会不够快。现在有了翁帆,我跟她走路,拉着她的手,这给我很大的安全感。这个当然只是一个信号。事实上对于我整个人生观,都因为来了翁帆,有一个转变。

记者:当你告诉你的孩子,你要结婚的时候,孩子们怎么说呢?

杨振宁:哦,他们说爸爸所认为是他应该做的事情,我们都支持。他们没有异议。唉,我想这点我也比较幸运。我知道像这种情形,两方面的家庭,包括父母、兄弟姊妹等,假如有孩子的话,情形会很复杂。我们的情况一切都很简单,很顺利。

记者:当你决定跟翁帆结婚的时候,你花了多少天的时间去考虑,尤其因为你是非常有名气的一个人,要做出这样一个决定,要做这样的成为大家免不了要谈的一个话题,那个时候又是怎么一种压力呢?

杨振宁:我想主要的问题,是我不在了以后,将来是要变成一个什么状态。不过,翁帆是一个乐观的人,我也对前途采取一种乐观的态度。我们当然知道这个事情不可避免地要传出去,而且传出去是会有一些不高兴的反响。不过我们没做统计。我觉得百分之七八十的报纸上、杂志上和网上的评语都是正面的。只有百分之一二十是负面的,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的。

记者:2006年初,杨教授和翁帆联合在一份周刊上发表反驳文章,引起社会瞩目。一名署名平路的女作家的文章令你们动了气吧。

杨振宁:她是指了我们的名字讲的。她对于老夫少妻这件事情很不赞成。不赞成,我可以理解。可是她用了非常尖刻的话在骂我们。所以后来,我们两个人商量了一下子,我们写了一篇文章。我记得我们是说,平路女士整个的文章所缺少的是阳光、是希望、是同情、是爱。后来,她又有一篇文章,我们就没有再理了。

记者:世俗人对忘年之恋毕竟是充满好奇的。任凭旁人的注视,在公众场合里,你杨教授落落大方,自然流露着对妻子的疼惜之情。而翁帆则似乎还在学习应对不同地方环境的接待。

翁帆:可以说现在比较适应了,不过还是有时候不习惯,比如说,这么多记者围着我们。

记者:在你结婚之后,你生活上最大的改变是怎么样呢?

翁帆:我觉得就是生活方式。以前我是一个学生,环境非常简单,只是在学校里头。可是现在我们经常要旅行,经常要去参加一些活动,或者开会。

记者:你觉得你跟杨教授之间有什么特别的一些共同点呢?

翁帆:我觉得我们比较共同的就是,我们比较真。就是,我们不会很虚假,去做一些什么虚假事情或者说一些很虚假的话。

杨振宁:跟她结婚使得我的生命里有了一个延续。而我自己的感受,当然很好了。但是永远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我的身体要发生问题,这自然是一个迟早的问题。不过活到90多岁的人现在也很多。照我目前的情形看的话,我想5年之内不出毛病,应该是可以相信的。我就拿这个来做我们日常的希望。

记者:您坦诚地面对提问,就像坦然面对自己的婚姻决定一样。一个敢于科学定律的人,确实是有勇气去突破一切既定的观念。我想,一个人从年轻到老,敢于追求所爱,不管他的所爱是人,是事物,还是真理,他都能够放开胸怀地去拥抱,而且升华成乐观前进的动力,这个人是绝对幸运的。

“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不是吗?祝福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