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须惆怅近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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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从年轻到老，敢于追求所爱，不管他的所爱是人，是物，还是真理。他都能够放开胸怀地去拥抱，而且升华成乐观前进的动力，这个人是绝对幸运的。
杨振宁觉得夫人翁帆“聪明可爱，而且是一个没有心机的女孩，行事也不激烈。”翁帆则认为杨振宁“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绝不令我沉闷。而且他很有品德，这是他最好的地方。”
去年七月，知名科学家杨振宁和妻子翁帆访问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在三地刮起了猛烈的“杨振宁旋风”，引人注目。
杨振宁于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奖，是第一位得此殊荣的华裔科学家。经过半个世纪，目前他对群众仍然具有磁铁般吸引力，与其在82岁暮年，迎娶28岁少艾翁帆不无关系。
人们对他在科学上发现“宇称不守恒”定律，高山仰止，崇敬之至。但杨翁之恋，显示杨振宁婉如凡夫俗子，从而骤然拉近了他和群众之间的关系。为了一睹杨振宁夫妇的风采，记者在新加坡作了专访。
这天，已届84岁的杨振宁教授，浅蓝色衬衫外是深兰色外套，显得精神奕奕，两眼尤其炯炯有神。样子要比报章上的照片灵活利索得多。30岁的翁帆也是一身深蓝色连衣裙，青春的脸蛋散发着娟秀之气，很讨人喜欢，难怪杨振宁要说翁帆是上帝送给他的最后一份礼物。
杨翁二位愉快地接受了记者采访。
记者：很高兴看见你们两位神采飞扬，最近感觉怎样？
翁帆：我们两人在一起很愉快。我想，要神采奕奕，首先要心情好，感觉快乐。我认为保持心态和心情愉快是很重要的。而且，我们两人有很多话要说，谈的并不是深奥的东西，不一定讲哲学、讲生命，总是什么都谈。振宁的朋友都说他这两年年轻了，每次看见他，都说比上回年轻了。
记者：这是你的功劳了。
翁帆：我们是互相的。他也让我觉得很快乐。
记者：你把青春浇灌在他身上，而他把智慧灌注在你身上，是这样交流吗？
杨振宁：我觉得你智慧这个词用得不恰当，翁帆只是从我这里得到些经验。如前两天，我去台湾中央研究院开会，看到很多院士。我介绍给她，告诉她这些人做什么，有什么成就，现在在哪里工作，我尝试把这几十年的经验，慢慢传给她。
翁帆：我们看见什么就谈什么，去参观博物院一定玩游戏。
杨振宁：游戏是这样的：我们进去美术馆或者博物院参观前，会约定在里面不讨论，到出来时我会问她，如果这家美术馆要送你一幅画，你选哪幅？以此来看看我们两个人是否选的是同一幅画。这样我们就有很多话题讨论了。
记者：你们的合拍率怎样？去10家美术馆，有没有8家都选同一幅画？
翁帆：我们的审美观大致相差不远，虽然不一定同选一幅画，但是小范围还是一致的。
杨振宁：太现代主义的画，我们都不喜欢。
翁帆：很多现代画作，抽象过了头，只是一团色彩，我们都不能接受。
记者：杨教授，你觉得翁帆怎样？
杨振宁：她聪明可爱，而且是一个没有心计的女孩。我认识她的时候，用guileless（单纯）来形容她，两年后，我觉得她仍然是这个样子，这就是她的特点。她也不是aggressive（行为激烈）的人，对世界并不是主动要去改变的人。
记者：翁帆，你觉得杨教授怎样？
翁帆：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绝不令我沉闷。而且他很有品德，这是他最好的地方。开始认识他的时候，还会常想着他是大人物，是学者，很敬重他。慢慢接触后，这些已不重要。他很好，常会出些数学题目给我做。说我能回答的话，就算达到什么水平。
记者：你什么水平？
翁帆：我的水平有时高，有时低。
记者：你有出题给他做吗？
翁帆：我有没有出过题给你做？
杨振宁：可能有吧，不过记不得了。
翁帆：我可能有给他出题吧，但不是数学题。
杨振宁：我们还一起改徐志摩的诗。我们是怎么改的？我记得我们的第一句是：‘你我相逢在晚霞灿烂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我们把徐志摩的‘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改了。
翁帆：后面我们还改了很多，现在忘了。
记者：你们两人有代沟吗？
杨振宁：讲代沟，要看什么意思。我和翁帆在一起时，使我对中国像她这一代的年轻人熟悉起来，有了从前我所没有的了解。我在中国成长的时候，不管是“七七”事变之前，或中学，或到昆明读大学的时期，那时候年轻人的想法、处境，跟他们现在这一代很不同。我从她那儿了解到局部的中国社会动态，她对我的那个时代，也很不了解，我慢慢把我这几十年来的经历告诉她。
全世界都改变得很快，而中国改变得特快。从我年轻时代到，中国很多家庭都对孩子采取保护态度。不少70年代出生的孩子，两岁还不会走路，因为祖父祖母整天抱着，小孩都在大人呵护和抑制之下成长。翁帆在我们结婚前，和几个朋友背着背包到内蒙古的草原去，这需要胆量，需要肯面对大世界的勇气。这跟我们那一代很不一样。在我成长时，中国的伦理传统对于年轻人的影响还很大，小孩要听长辈的话。到翁帆这一代，已经解放出来。
翁帆：我们基本上都是按自己的想法去做。父母只是顾问，他们提意见，最后还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
杨振宁：这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好现象。让年轻人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在美国最普遍。不过，以自己个人意志为主所产生的社会问题也很多。
记者：你的人生是十分幸运的。
杨振宁：假如我的一生是一出戏，那么实在是十分幸运的。今天，我有牙齿，有眼睛，有味觉，有几乎一切。当然一个人，结婚了很多年，年纪大了，配偶不在了，是非常孤独的。另外一方面，翁帆也给我很多照顾。我跟有些新闻记者说，你们现在见我走路很快了，可我今天跟十年以前走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我现在知道老年人为什么慢下来，慢下来的原因就是他自己知道，假如走得太快，出了问题的时候，他反应会不够快。现在有了翁帆，我跟她走路，拉着她的手，这给我很大的安全感。这个当然只是一个信号。事实上对于我整个人生观，都因为来了翁帆，有一个转变。
记者：当你告诉你的孩子，你要结婚的时候，孩子们怎么说呢？
杨振宁：哦，他们说爸爸所认为是他应该做的事情，我们都支持。他们没有异议。唉，我想这点我也比较幸运。我知道像这种情形，两方面的家庭，包括父母、兄弟姊妹等，假如有孩子的话，情形会很复杂。我们的情况一切都很简单，很顺利。
记者：当你决定跟翁帆结婚的时候，你花了多少天的时间去考虑，尤其因为你是非常有名气的一个人，要做出这样一个决定，要做这样的成为大家免不了要谈的一个话题，那个时候又是怎么一种压力呢？
杨振宁：我想主要的问题，是我不在了以后，将来是要变成一个什么状态。不过，翁帆是一个乐观的人，我也对前途采取一种乐观的态度。我们当然知道这个事情不可避免地要传出去，而且传出去是会有一些不高兴的反响。不过我们没做统计。我觉得百分之七八十的报纸上、杂志上和网上的评语都是正面的。只有百分之一二十是负面的，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的。
记者：2006年初，杨教授和翁帆联合在一份周刊上发表反驳文章，引起社会瞩目。一名署名平路的女作家的文章令你们动了气吧。
杨振宁：她是指了我们的名字讲的。她对于老夫少妻这件事情很不赞成。不赞成，我可以理解。可是她用了非常尖刻的话在骂我们。所以后来，我们两个人商量了一下子，我们写了一篇文章。我记得我们是说，平路女士整个的文章所缺少的是阳光、是希望、是同情、是爱。后来，她又有一篇文章，我们就没有再理了。
记者：世俗人对忘年之恋毕竟是充满好奇的。任凭旁人的注视，在公众场合里，你杨教授落落大方，自然流露着对妻子的疼惜之情。而翁帆则似乎还在学习应对不同地方环境的接待。
翁帆：可以说现在比较适应了，不过还是有时候不习惯，比如说，这么多记者围着我们。
记者：在你结婚之后，你生活上最大的改变是怎么样呢？
翁帆：我觉得就是生活方式。以前我是一个学生，环境非常简单，只是在学校里头。可是现在我们经常要旅行，经常要去参加一些活动，或者开会。
记者：你觉得你跟杨教授之间有什么特别的一些共同点呢？
翁帆：我觉得我们比较共同的就是，我们比较真。就是，我们不会很虚假，去做一些什么虚假事情或者说一些很虚假的话。
杨振宁：跟她结婚使得我的生命里有了一个延续。而我自己的感受，当然很好了。但是永远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我的身体要发生问题，这自然是一个迟早的问题。不过活到90多岁的人现在也很多。照我目前的情形看的话，我想5年之内不出毛病，应该是可以相信的。我就拿这个来做我们日常的希望。
记者：您坦诚地面对提问，就像坦然面对自己的婚姻决定一样。一个敢于科学定律的人，确实是有勇气去突破一切既定的观念。我想，一个人从年轻到老，敢于追求所爱，不管他的所爱是人，是事物，还是真理，他都能够放开胸怀地去拥抱，而且升华成乐观前进的动力，这个人是绝对幸运的。
“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不是吗？祝福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