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编目成果述评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百年来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编目成果述评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内容摘要：伴随着百年来敦煌学的发展历程，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编目的工作一直绵延不断，成果显著。自蒋孝琬的最初编目至《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之“条记目录”，相关编目成果已达十余种之多，不断推进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研究的进步。考察各种目录的成就与特色、相互间异同，有益于甄别诸种编目成果的得与失；而比较诸种目录所著录条目之多寡，则有助于明晰编目工作动态的进步之道。

关键词：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编目；著录条目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6）05-0113-07

Abstract： As Dunhuang Studies developed in the past century， the work of cataloguing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Dunhuang collected in the British Library has been ongoing， yielding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An examination of the achievem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catalogue as well a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is helpful in distinguishing the virtues and flaws of each catalogue， and a comparison of the amount of items in each catalogue will be helpful for understanding certain trends present in this cataloguing work.

Keywords：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Dunhuang collected in British Library； cataloguing； catalogue item.

斯坦因于1906―1908年和1913―1916年两次中亚考察期间，从藏经洞获取大量敦煌宝藏，其中汉文文献多达14000号，涉及诸多研究领域，一直以来备受国内外学界的关注，仅有关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的编目成果就有十余种。方广先生指出：“目录是研究的基础，也是一切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基础。”[1]目录是揭示文献内容的主要途径，是研究的先导和出发点，不同时期的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目录体现了学界在某一阶段对于这批文献的整理和认识。伴随着敦煌学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的编目工作亦已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岁月，故加强对百年来诸种编目成果的评述和总结是敦煌学学术史的重要工作之一。考察各种目录的成就与特色、相互间的异同，有益于甄别诸种编目成果的得与失；而比较诸种编目所著录条目之多寡，则有助于明晰编目工作动态的进步之道。本文拟对所有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编目成果的著录得失与条目兴废进行考察，以揭橥百年来国内外学界在英藏敦煌文献编目领域所取得的进步与成就。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教正。

一 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编目成果

简介及特征

英藏敦煌文献编目滥觞于斯坦因1907年在千佛洞对敦煌宝藏的检示{1}。一百多年来，有关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的编目成果主要有{2}：蒋孝琬编目（以下简称“蒋目”）；刘铭恕《斯坦因劫经录》（以下简称“刘目”）；翟理斯《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以下简称“翟目”）；东洋文库编《斯坦因敦煌文献及研究文献中业经引用介绍的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初稿》非佛教文献之部・古文书类（Ⅰ）和（Ⅱ）、《斯坦因所获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目录――道教之部》、《敦煌出土汉文文学文献分类目录》（以下简称“东目”）；黄永武《敦煌遗书最新目录》（以下简称“黄目”）；“中国”文化大学编《伦敦藏敦煌汉文卷子目录提要》（以下简称“提要”）；荣新江《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S.6981―13624）》（以下简称“荣目”）；方广《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斯6981号―斯8400号）》（以下简称“方目”）；杨宝玉主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之目录册（以下简称“英藏目”）；方广《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之条记目录（以下简称“英图目”）。

上述十种目录体现了不同的编目特征：第一，从编目类型来看，“翟目”、“东目”、“提要”属于分类目录，“刘目”、“黄目”、“荣目”、“方目”、“英藏目”、“英图目”则属于按馆藏顺序号编目，或可称为按馆藏流水号编目；第二，从编目对象来看，“荣目”、“英藏目”是对非佛教文献的流水号编目，“东目”是对非佛教文献的分类编目，“方目”主要是针对佛教文献的编目；第三，从依据的文献载体来看，“刘目”、“东目”、“黄目”是依据缩微胶卷进行的编目，“蒋目”、“翟目”、“荣目”、“方目”、“英图目”则是据原卷进行的编目，“英藏目”是依据大型影印图集《英藏敦煌文献》的编目，该图集是对原卷的重拍，并用较为先进的电子分色技术印制，比缩微胶卷清晰得多；第四，从编目成果的关系来看，“荣目”、“方目”是“翟目”或“刘目”的继续，均属于分段编目，“英图目”是对全部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的编目。

二 蒋孝琬编目的特点试析

蒋孝琬是斯坦因在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的主要助手。王冀青考察了蒋孝琬的生平事迹，述及他鼎力协助斯坦因的前因后果，值得参看[2]。据斯坦因记载，蒋孝琬于1907年在和田受斯坦因之托为其得自藏经洞的汉文文献作了粗略的目录登记，至少著录全部写本数量的三分之一[3]。此后，蒋氏又于1915年在疏勒为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劫藏经洞敦煌文物初编目录。在斯坦因所获敦煌文献运抵伦敦后，马伯乐、翟理斯对这批文献重新整理和编目，都一定程度上参考了蒋孝琬的编号目录。蒋孝琬应是敦煌学史上整理敦煌文献并为之编目的第一人[4]。蒋孝琬编目的基本状况如何，具有何种特点，目前学界对此探讨不多。笔者依据相关文献，对蒋孝琬编目的相关情况和特点做一下简要的介绍。

一般而言，蒋孝琬用朱笔将苏州码子写在敦煌文献的卷首（卷端）或卷尾（卷末）背面{1}，对收集品进行登记编号，间有墨笔重描；文献名称主要用墨笔书写，亦有朱笔所书；编号和名称主要直接书于卷背，但也有另贴纸签的（如S.359）。由于蒋孝琬的学识所限，其编目具有简单、随意的特点。第一，条目简单。首先，蒋目一般只著录编号和名称两项内容，而且有相当数量的仅著录编号而无名称者，亦有只著录名称而无编号者（目前仅见S.1375一例）。稍显复杂的著录组合有苏州码子+名称+题记/纸数/印章/说明，如S.227、S.1003、S.2419等为苏州码子+名称+题记，S.296、S.520、S.11345等是苏州码子+名称+印章，S.102、S.259、S.367等是苏州码子+名称+说明，更为复杂的组合有苏州码子+名称+题记+说明（如蒋目对S.513的说明为：“经尾各寺僧校对，颇为精细”）。其次，蒋目对文献外观的描述简单，对首尾残损的写卷多用“破”（S.631、S.7196等）、“缺”（S.7108等）、“破烂不堪”（S.211、S.7114等）、“破烂杂碎”（S.1119、S.1129等）等形容。第二，著录随意。蒋目的著录条目无章可循，具有较强的主观随意性。如蒋目注S.1003为“破无名目，经廿张”，而对于同样用纸20张的S.1405，用纸19张的S.227则未提及纸数。另如蒋目著录S.296、S.11345时均提及钤印情况，但对于S.341、S.1405等明显的印章却视而不见。相同的，蒋目在题记（如S.217与S.2432）、佛像（如S.259与S.412）的著录方面也出现体例前后不一致的现象。另外，在著录的准确性方面，蒋目对首尾题完整、内容清晰的写卷定名准确率略高，而对于首尾题不存、文献构成复杂、性质不明的写卷之定名则缺乏精确性[4]533。总而言之，蒋孝琬的编目主要是配合斯坦因对敦煌文献的归类和检阅。作为秘书，蒋孝琬所能做到的只是尽心竭力地完成上司交代的任务，至于如何完整全面地著录敦煌文献，他应该还未形成清晰的观念。虽然如此，蒋孝琬已经足以被斯坦因称作其“在亚洲地区的学术工作中最能干、最有效率的助手”了[3]755。

需要提及的是，几乎在所有蒋孝琬所书苏州码子的旁边，都有与其相对应的蓝色铅笔另书的阿拉伯数字。此外，一些写卷还存在Ch.+罗马数字+阿拉伯数字、Ch.+阿拉伯数字的编号形式，或出自斯坦因之手。因上述编号属于文献整理的基础工作，并未形成正式刊布的编目成果。

三 其他编目成果的得与失

对于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目录的评价，主要见于白化文《敦煌文物目录导论》[5]，该书对敦煌学目录的概貌及其发展进行了比较研究，对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目录的编纂背景和编号系统等论述精当。另外，杨宝玉《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目录述要》对上世纪50年代后出版的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目录的著录方式和分类情况等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剖析[6]。但白、杨两位的大作出版时间较早，对2000年后新出编目成果未有涉及，同时对不同编目成果的著录条目缺少辨析。上述十种编目成果的著录方式各异，但不同时期的目录之间似可找到共通之处。蒋目属于馆藏草目性质，只能算是一份不全的馆藏财产账[7]，所以不列入规范编目的范畴。除蒋目外，从出版时间、编目类型、使用效果以及内容关联等多个角度可将剩余九种目录分为四组，相互比勘，更有利于对不同目录著录之得失的评述。

第一组：翟目与刘目。从出版时间来看，二者皆成书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均是对S.1―6980号非全部敦煌汉文文献的著录成果，所不同的是翟目还著录了藏经洞所出的19号印本。翟理斯与刘铭恕均可谓中英两国对英藏敦煌汉文文献进行系统编目的第一人，筚路蓝缕，嘉惠学人，极大地推动了国内外学界对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的认识与研究。翟理斯最早注意到这批宝藏的文物、文献和文字价值，并在著录中有所彰显，可惜未能形成统一详细的著录条目。刘目著录条目明显较少，主要与编者未睹原卷和编目历时较短有直接关系。相较而言，翟目对佛典的比定和归类颇具价值，但在世俗文书的定名和分类上有诸多不合理之处，而刘目在四部古籍和一些世俗文书的考订上多有贡献。二者各有短长，可互相补充。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对《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的补正，《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在保留和沿袭《斯坦因劫经录》的著录成果之外，作出了新的贡献：首先，增加了多项新的著录条目，如对文献外观的说明等；其次，极大地修正了以往研究的漏讹之处，在定名和释录方面更臻于准确和清晰。

第二组：东目与提要。从编目类型来看，二者均为分类编目，不同的是，提要包括对佛教文献的著录。分类目录便于检索和探讨，是敦煌文献编目工作的必然发展趋势，东目与提要都对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的分类整理作了有益的尝试。东目包括四个不同的目录，主要涉及官方文书、寺院文书、道教文献和文学文献，其分类细致条理，对之后世俗文书的分类整理与研究多有借鉴意义。提要依四库分类法排列，宗教典籍数量太多，故于子部之外另作编排。因敦煌文献中古籍写本所占比重较大，约近千种，“四库分类法”符合中国古代典籍的归类传统，有利用发挥敦煌文献对古籍整理的重要价值{1}。

第三组：黄目与英藏目。从使用效果来看，二者均可作为配合影印图集使用的工具书。黄目增录了翟目和刘目所未提及的文献名称，并补正了二者的定名失误，可有效地配合《敦煌宝藏》来使用。英藏目增加了对S.7599以下非佛经文献的著录，对世俗文书的区分和定名更为确切。英藏目除了英藏斯坦因编号敦煌汉文佛经以外的文献目录之外，还包括英藏敦煌刻本文献目录、英国原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敦煌文献汉文部分目录、英国国家博物馆藏敦煌绢纸画及写本上汉文部分文献目录、斯坦因编号敦煌汉文文献中敦煌以外地区出土文献目录，十分方便读者对《英藏敦煌文献》的检索和利用。在著录上，编者注重对《英藏敦煌文献》不同分册拟名的更正和补充，基本消除了因不同编者编于不同时期而出现的同一文献前后定名不一致的现象。限于条件，编者未能亲睹原卷，所以对文献的外观等文物特征缺乏著录，同时对他人研究成果的利用稍显不足。

第四组：荣目与方目。从内容来看，二者均是对S.6981号以后残片进行的编目，属于翟目或刘目的衔接目录。相较翟目的分类著录，荣目、方目按馆藏编号顺序编制的目录具有明显的优点：其一，目录的编排顺序与英国图书馆的收藏顺序一致，亦与大型影印图集的编排顺序一致，十分方便查阅。其二，对文献内容的著录比较灵活[8]。对比刘目的著录简要，荣目、方目增加了诸多必要的著录条目。荣目在对非佛教文献的定名和缀残方面多有精到之处，对相关研究价值的提示极具启发意义。方目运用了编者首创的“条记目录”，使著录条目更为条理细致，分别从文物研究价值、文献研究价值、文字研究价值三个层面来厘定每件文献的各个知识点，具有重要的开拓意义。同时，方目纳入荣目的部分编目成果，补充了荣目对非佛教文献收录的少量遗漏，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按流水号编辑的目录。囿于客观条件的制约，该目仅著录至8400号，但其后的内容会集中体现在《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条记目录”（即英图目）之中。英图目的著录对象是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的全部。从著录方式来看，《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每一分册在刊布图版的同时，附有精详的“条记目录”，尽可能全面、准确地反映图版的内容，为研究者提供各种信息，使未能亲眼见到原卷的使用者，通过目录即可较全面、清晰地了解文献的情况。同时，英图目选择有较大学术价值的文献进行录文，方便研究者对相关文献的利用。

以上九种目录大多是按流水号编目，但也有东目和提要等对分类目录的尝试。从著录数量而言，早期目录仅着眼于S.1―6980，自黄目开始对S.6981以下写卷进行关注，而英图目成为世界上首个针对全部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的编目成果。从定名、定年、定性等角度来看，晚出目录相较早期成果都有不同程度的进步。

四 著录条目的兴与废

上述十种目录的著录项目并非沿袭不变的，而是有所兴废，是一个不断改进的动态过程。为了便于比较和说明，笔者将十种目录所涉条目汇总，见附表。

不同时期的目录在著录条目的明细与数量上的差异，通过附表，即可一目了然。除了“威妥玛式转写”、“题记英译”等属于翟目的特定项目外，编号、名称和题记是在所有目录中出现频次最高的著录项目。早期目录的著录项目较为简省，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条目不断得到增加和细化，而东目和方目则是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两个里程碑。东目增加了诸多有益的著录条目，方目的著录条目更加细致入微。

值得重点提及的是英图目，该目一方面吸收和保留了以往目录中有益的著录项目，并使之更为全面、条理和精细。同时，在大项子目中有所增补和改易，仅“编号”一项就增加了诸如“翟理斯编号”等多个子目；而且，英图目对方目编排在“外观”条目下的行间加字或校加字、科分、点标等子目移至“二次加工情况”子目中，使之更加合理和科学。另一方面，英图目对方目中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条目予以剔除，如对“字品”、“书品”判断的废除[9]。英图目对方目的延续和扩展表明，许多著录条目的最终确立是经过了长期编目的实践检验的。毫不夸张地说，英图目开启了敦煌文献编目的新纪元，在英藏敦煌文献编目史、敦煌学目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为未刊敦煌文献及其他文献或古籍整理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五 结 语

综上所述，一百多年来，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目录的著录范围逐渐由局部到整体，著录条目不断从简单走向精详。后出目录注重吸收前此目录的长处，并有效避免或摒弃前者的疏误。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目录体现了国内外学界对这批文献的了解和认识，而最新编目成果为敦煌文献之全面整理和深入研究提供了科学、翔实、实用的目录基础。

参考文献：

[1]方广.关于敦煌遗书的编目[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0（2）：23-26.

[2]王冀青.蒋孝琬晚年事迹考实[J].敦煌学辑刊，2013（3）：153-163；任曜新，王冀青.蒋孝琬生年考证[J].西域研究，2014（1）：74-79.

[3]奥雷尔・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M].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755.

[4]方广.斯坦因敦煌特藏所附数码著录考[C]//敦煌研究院，编.1990年敦煌学国际学术研究会文集：史地语文编.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526-535.

[5]白化文.敦煌文物目录导论[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63-68.

[6]杨宝玉.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目录述要[C]//郝春文，主编.敦煌文献论集――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75-90.

[7]白化文.中国敦煌学目录和目录工作的创立与发展[J].北京图书馆学刊，1996（4）：74-81.

[8]郝春文，评.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S.6981―13624）[A]//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359-367.

[9]方广.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敦煌遗书――《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总序》（摘录）[C]//日本京都大学，编.“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预稿集.2015：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