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耀的诗:大西北星云中一颗耀眼的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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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以来，在大西北涌现出了杨牧、周涛、章德益、李瑜、杨树、雷霆、石河、肖川、秦中吟、贾长厚、昌耀、白渔、高平、师日新、林染、唐祈、高戈等老中青各具特色的众多诗人，在祖国大西北的上空组成了一片神奇、壮美、厚重的诗的星云……

昌耀则是壮美的大西北星云中最耀眼的一颗诗星，是他们中最杰出的、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他的诗以浓郁的时代气息与沦桑感，以浓烈的地域特色与乡土情，以鲜明而奇异的阳刚之美显示了大西北诗歌独特的雄性美与独特的内蕴。

同许多“归来”派诗人一样，昌耀的诗具有浓郁的自叙传的特点。他曾经是新生活的热情追求者与创造者，原名王昌耀，湖南桃源人，不满14岁即弃学从军；随军北上，1951年春赴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停战协定签字前十余日”，在朝鲜元山附近负重伤归国；1955年响应“开发大西北”的号召，到青海省文联任创作员；昌耀曾自称为“一株/化归于北土的金桔”（《南曲》），“是北部古老森林的义子”（《家族》）。他是一位忠于革命事业的坚强战士，他曾说“党就是我的母亲，部队就是我的家”。然而，1957年因为一首短诗《林中试笛》而被错划为分子，过了20多年“监禁、苦役、颠沛流离”的生活。“与泥土、粪便的贴近，与‘劳力者’‘治于人者’的贴近”，使他“追求一种平民化，以社会公正、平等、文明富裕的乌托邦作为自己的即使是虚设的意义支点”，他追寻“一种有体积、有内在质感、有瞬间爆发力、男子汉意义上的文学”（昌耀：《我的“业务自传”》）。他的诗显示了一个生命进击者在精神和肉体遭到残害，却依然艰苦拼搏，不断跋涉的人生足迹，显示了他对社会对人生特有的沉重而真实的心灵感应。《慈航》《山旅》《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等诗描述了一位“摘掉荆冠”踏荒而至的青年诗人在土伯特人的土地上和生活中，以无罪的“戴罪”之身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寻找生存空间获得温情、爱情的生命历程，以及他与雪线、银峰、飞瀑、阳光、野火、火烧云、田野等青藏高原融为一体的生命图象，这些诗既是昌耀的生活历程与坎坷命运的艺术再现，也是西部社会生活的真实图景。诗人曾“像一个亡命徒/凭着夜色”，“牵着跛马”，“趱行在万山的通衢，踅身/猛兽出没的林莽，扪摸着高山苔藓寄生的峭岩，/躬着背脊小心翼翼/越过那些云中的街市、/半坡的鸟道、地下的阴河”（《山旅》）。20多年的流放生涯，诗人历经磨难，曾“蜷缩在这山地的一间陶器作坊”脱坯制陶，曾迎着暴风雪在冰山雪岭“剥取岩芯的石棉”。诗人是孤独者，是夜行客，当诗人在石砾山海中孤寂的跋涉时，当他的“指关节铆钉一样楔入巨石的罅隙/血滴，从撕裂的千层鞋底渗出”时，仍矢志不渝地以一个生命进击者的姿态与气度，艰苦地跋涉着，攀缘着，探求着，拼搏着，希翼着，他甚至“渴望有一只雄鹰或雪豹”与之“为伍”，“在锈蚀的岩壁，/但有一只小得可怜的蜘蛛”与之“一同默享着这大自然赐予的/快慰”，（《峨日朵雪峰之侧》）便感到莫大的欣慰了。在“历史的苦雨凄风”之中，在“命运怪异莫测”之时，他仍执着地“踏勘”着“历史的崎岖”，“凭吊”着“岁月的碑林”。诗人始终把个人的遭遇和历史的变迁，社会的演进结合起来，因而其作品具有强烈的历史的穿透性和现实的真实感。

昌耀在1998年曾说，他“从创作伊始就是一个怀有‘政治情绪’的人。当如今人们趋向于做一个经济人，淡化政治意识，而我仍在乐道于‘卡斯特罗气节’，‘以色列公社’，‘镰刀斧头的古典图试’，几疑心自己天生就是一个‘左派分子’”。然而，1950年代中期，当他满怀“热诚投奔大西北‘熔炉’”，却遭到了“集体性的‘政治谋杀’”？？。对于历史的反讽和个人的屈辱，他没有被摔垮，被扼杀，而是艰难地、倔强地“夜行在西部高原”，他说，“我从来不曾觉得孤独”，因为有“低低的熏烟”“牧羊狗”“成熟的泥土的气味儿”，有“大山的绝壁”以及绝壁上洞开的门窗，有“乳儿的母亲”，“有吹灭了”的“油灯”与其作伴（《夜行在西部高原》）。他“常在鹰群与风的嬉戏中感受到被勇敢者领有的道路，听风中激越的嘶鸣迂回穿插/有着瞬息万变。有着钢丝般的柔韧”。他“在沉默中感受了生存的全部壮烈”。诗人于孤独中不觉得孤独，于茫然中看到前进的道路，于苦难中获得钢丝般的柔韧，于沉默感受到了生存的壮烈，其根源全在于他是“这土地的儿子”。他亲身的生命体验感受到了“美的泥土”，“美的阳光”，因此坚信：“生活当然不朽。”（《凶年逸稿》）

别林斯基曾说：“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植根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他从而成为社会、时代以及人类的代表、喉舌。”？？艾青曾说：“诗人也只有和人民在一起，喜怒哀乐都和人民相一致、智慧和勇气都来自人民，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昌耀罹难之后，以“带罪”之身长期生活在大西北的荒原雪域草原漠地，大西北的山水乡土风物陶冶着他的品格，坚定着他生命进击的信仰，孕育着他的诗章和青春的欲望：“啊，边陲的山，/正是你闭塞一角的风云，/造就我心胸的块垒峥嵘。催发我情愫的粗放不修。”（《山旅》）时期，当“横扫一切的暴风/将灯塔沉入海底，/漩涡与贪婪达成默契”的“非常”年代，诗人“听到了土伯特人沉默的彼岸/大经轮在大慈大悲中转动叶片”，那里是他“唯一的生之涯岸”：“他在这里脱去垢辱的黑衣，/留在埠头让时光漂洗，/把遍体流血的伤口/裸陈于女性吹拂的轻风――/是那个以手背遮羞的处女/解下袍襟的荷包，为他/献出护身的香草……”（《慈航》）在最艰难的时刻，是山野的牧民与村姑，给他以温暖，给他以救助，使其绝处逢生：“当那老人临去天国之际/是这样召见了自己的爱女和家族：‘听吧，你们当和睦共处。/他是你们的亲人，/你们的兄弟，/是我的朋友，和/――儿子！’”（《慈航》）“再生的微笑”与欢欣，使他深深感到，“高山草甸间民风之拙朴”及其特有的“蜜意柔情”，使其“终究”成为“这穷乡僻壤/爱的奴仆”，“而将自己的归宿定位在这山野的民族。/而成为北国天骄的赘婿”（《山旅》）。不仅如此，他还从西部雪域草原古老而原始的人群中发现了一种永恒的生命的活力和张力，这就是那些普普通通的生活于社会底层的“治于人者”。他们贫困、粗俗，甚至愚昧，然而，他们勇武、善良、仁慈，酷爱自由与和平，他们是大自然的创造者，生活的主人。诗人把他们称之为“众神”，置放于心中至高无上的位置，顶礼膜拜：

那些占有马背的人，

那些敬畏鱼虫的人，

那些酷爱酒瓶的人，

那些围着篝火群舞的，

那些卵育了草原、耕作牧歌的，

猛兽的征服者，

飞禽的施主，

炊烟的鉴赏家，

大自然宠幸的自由民，

是我追随的偶像。

――众神！众神！

众神当是你们！”

――《慈航》

纵观昌耀所有的诗作，他是用他的生命在真心实意的歌唱并满怀虔诚地感恩于那些平平凡凡的“劳力者”和“治于人者”。他坚信只要我们的诗人将自己的命运紧紧依托于他们和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山岳、河流，就可经万劫而不灭，历万难而不摧，而且可以在拼搏进击中变得无比强大，充满活力和智慧。这是一条永恒的法则，是诗人用沾满血水和泪水的手足和滴血的心胸而攀援、探索出来的真理。因此，在“归来”之后，面对新时期的大好时光，他以勇往直前的信念和百折不挠的毅力，始终同人民在一起，歌唱“习习夜风中商界林立的旗帜潇洒地飘展了，/喷泉广场的金属旗柱以峻急的嗡鸣竞相呼应”（《头戴便帽从城市到城市的造访》），歌唱人民心底的善良，并以前所未有的热情与生命的进击力奔向他理想的“公正、平等、文明富裕的乌托邦”，明知“在这日趋缩小的星球，/不会有另一条坦途”，但他“仍在韧性地划”，“拼命地划”，他坚信“在大海的尽头/会有我们的/笑”（《划呀，划呀，父亲们！》）。

同所有大西北边塞诗派的诗人一样，昌耀的诗，同苍凉悲壮、阔大高远的西部边陲融为一体，铸造出了如山岳般高大而忧郁不屈的诗魂诗心。他的诗以青藏高原严峻、冷酷、壮丽、雄伟的山川、大漠、草甸作为抒情客体，抒发了长期积蓄于抒情主体的人民世代因袭的开拓精神和豪放人生。他的诗中景物，不论是激流峡谷、大漠风月、荒原绿洲，还是悲凉的瀚海、吉庆的火堆、豪饮的金盏，都已与他的心灵、他的生命、他的语言融为一体，都灌注着他的情感，他的血液，他的思想，都闪现着忧郁、沉重、顿挫的庄重与阔大。组诗《青藏高原的形体》就将历史、现实、心理、神话、传说、民情融为一体，显示着民族精神的磅礴、高昂与博大：

是的，我从白头的巴颜喀拉走下。

我是滋润的河床。我是枯干的河床。我是浩荡的河床。

我的令名如雷贯耳。

我坚实、宽厚、壮阔。我是发育完备的雄性美。

我创造。我须臾不停地

向东方大海排泻我那不竭的精力。

我刺肤纹身，让精心显示的那些图形可被仰观而不可近狎。

我喜欢向霜风透露我体魂之多毛。

我让万山洞开，好叫钟情的众水投入我博爱的襟怀。

――《河床》

这首诗既是描写黄河、长江之源的形神的，又何尝不是诗人灵魂的物化呢？即使对于大西北“烧黑的砾石”“败北的河流”“大山的粉屑”“烤红的河床”“无人区”“峥嵘不测之深渊”，他仍充满了深情的钟爱，热情地赞美它们是“有待收获的沃土/是倔强的精灵”（《旷原之野》）。

在昌耀的诗中，生活在大西北的人民无论是牧民、鼓手、筏子客、水手长、屠户、涉水者、背水女、拓殖者、举旗者、流浪汉，淘金者，还是诗中的抒情主体――我，都刻印着大西北风沙的艰辛，冰雪的严峻，草原的宽厚，都闪烁着雪莲的高洁，山花的浪漫，高原蓝天白云的奇美……他们既是现实的，也是历史的。他们永远是大西北的开垦者，“永远是新开垦地的一个磨镰人”，他们“创造了这些被膜拜的饕餮兽、凤鸟、夔龙……”他们“不断在历史中校准历史”，“在历史中不断变作历史”，他们“得以领略其全部悲壮的使命感”（《巨灵》）。比如《背水女》就描写了一幅既历史又现实的“自古就是如此”的壮美塑像：“从黝黑的堤岸，/直达炊火流动的高路，/背水女们的长队列高路一样崎岖”，背水女的“木驮桶，作黝黑的偶像，/高踞在少壮女子微微撅起的腰臀，/且以金泉水撩拨她们金子的心怀。/――自古就是如此啊！//不错，为雪山神女座所护卫的草原/是宽厚的。背水女的心怀是宽厚的。”诗人由衷地赞美她们为“雪山神女”，她们“以母爱和妻女之爱/负重而来”，从古至今，成为“雄强丈夫的”，“肃然地鹄望着”的“崇拜者”，这首短诗既写出了劳动者的艰辛，也写出了劳动者的伟大，更写出了诗人对劳动者发自心底的尊崇。当然，历史的崎岖与负重一定要得以改善，要把她们从负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这正是我们当前进行西部大开发的终极目标之一。然而，她们“金子”一样“宽厚”的“心怀”，却是中华民族的亘古不变的美德，是我们创造新生活所应该发扬光大的。

昌耀的诗以其“归来”者的心灵历程与西部悠久的历史文化和艰难而多彩的现实生活的碰撞所产生的巨大的诗的火花，照亮着当代的诗坛。他曾是普希金、莱蒙托夫、勃洛克、马雅可夫斯基的崇拜者，又深受惠特曼、聂鲁达、希克梅特、洛尔伽、桑德堡等诗人的影响；他更敬奉屈原、李白、白居易、艾青、阿垅等诗人的诗品与人品。他容纳古今诗艺之长，博采中外诗艺之美，自成一家。他是一位勇于创新、善于标新立异的诗人，他曾说“诗美流布天下随物赋形不可伪造。”？？对诗情诗质等诗的内在美，他要求绝对真实，而对诗形诗意等外在美则随心所欲、花样翻新。不论其诗的想象、意境、意象、比喻、象征等，还是诗的形式、语言甚至于标题、标点都不拘一格，给人新鲜感、新奇感、陌生感。他的诗既以沉郁、苍劲、真实著称，又以高致、精微、丰富见长；他的诗既以现实主义为主体，又兼融现代主义之长；既有真实的品格，又有浪漫的情调，还有理智的烛照，颇多现代意象与情韵，兼具黑色幽默，有些诗还有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他的诗语言是充分“散文化”的，但内在韵律与节奏却很强烈，具有自然洒脱的散文美；他喜欢用奇崛的语汇，其诗作雅俗兼备，既有古典的儒雅，又有当代的世俗，文白杂糅，具有一种新鲜、奇特、刚健的艺术感染力。

昌耀曾自称“是一个‘大诗歌观’的主张者和实行者”。他曾说：“我并不强调诗的分行……也不认为诗定要分行，没有诗性的文字即便分行也终难称作诗。相反，某些有意味的文字即便不分行也未尝不配称作诗。诗之与否，我以心性去体味而不以貌取。”？？他还说过“我并不贬斥分行，只是想留予分行以更多珍惜与真实感。就是说，务使压缩的文字更具情韵与诗的张力”。？？可见“诗性”“意味”“真实感”是诗的本质特征，分行与不分行则是诗的外貌特征。新时期以来，他写了不少“不分行”的诗，这些“诗”并非诗人“诗性”的淡化，“意味”的贫泛，“真实感”的减弱，恰恰相反，它是“随着岁月递增”的，诗人“对世事的洞明、了悟、激情”“呈沉潜趋势”而“选择”的一种“更为方便、乐意”的诗体形式，其“永不衰竭的激情”，其“色彩、线条、旋律与主动投入”，其“精力、活力、青春健美的象征”有增无减，是诗人“了悟”“洞明”，“世事”的“智性成熟的果实”。比如，《悲怆》《齿贝》《处子》《图像仪式》《工厂：梦眼与现实》《俯首苍茫》《傍晚・篁与我》《一天》《一种嗥叫》《勿与诗人接触》《复仇》《生命的渴意》《近在天堂的入口处》《灵语》《火柴的多米诺骨牌游戏》《地底如歌如哦三圣者》《混血之历史》《迷津的意味》《语言》《权且作为悼辞的遗闻录》《海牛捕杀者》《音乐路》《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这些“散文式”的作品大都直逼诗人灵魂的深处，倾吐着诗人难以言传的隐秘的感觉、情绪、心理、意识、感觉。它们或叙事，或咏物，或写景，或抒情，或议论；或比喻，或象征，或变形，或怪诞；或写实，或寓言，或幻觉，或浪漫，或意识流，或对话，或独语，或梦呓，把人生的坎坷，历史的教训，社会的变迁，把生命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宗教、社会学、伦理学、诗学融为一体，诗人上天入地，超越神明，往返冥无，上下求索，既是诗人对某种生存困境的阐释与选择，对生死轮回的演绎，对宇宙人生的思考，对理想世界的追寻；也是诗人对自我行踪的总结，自我灵魂的拷问，对诗艺诗美的探求。这些作品受鲁迅思想影响，有如鲁迅的《野草》，它们美丽而深奥，朴实而深刻，精细而廓大，灵巧而厚重，有奇幻的场景，怪诞的情节，丰富的想象，模糊的意念，难测的臆语，反常的感觉，艰深的哲理，警世的格言……

注释：

①？？？？？？？？《昌耀的诗・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0-421页、第420-421页、第415页、第415页、第415页。

？？《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26页。

？？ 《艾青谈诗》，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第153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资助课题“中国当代诗歌流派史”（项目编号：10BZW09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汉口学院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