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现代中日社会意识的不同看中日耻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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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从美国人类文化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撰写的一本研究日本的著作《菊与刀》中出现了“の文化”（耻文化或耻感文化）一词，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专家，开始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待“羞耻”的不同观念和态度。同为东方文化，中日的“耻感文化”也有不同文化内涵，而且形成了不同的社会意识。
关键词： 耻感文化 中日 社会意识
一、引言
《菊与刀》[1]是美国人类文化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撰写的一本研究日本的著作。被称为二战时期美国众多战时研究中的最璀璨的结晶。原作写于1944年，出版于1946年，1948年即被翻译成了日文。尽管这本书只是作者通过与旅居美国的日裔的交谈及通过对相关文学作品或影视作品的分析，并非深入实地调查而完成的一本论著，但在当时及直到现在，都受到了相当多的日本人的关注，这其中包括很多日本的社会学家、评论家。它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书中的很多切中日本文化要害的观点与描述都是之前从未出现过的，如“面性”（两面性，即二元论）”、“の文化”（耻感文化）等。因此，被誉为“比日本人还要了解日本人”的著作。由于“の文化”一词的问世，人们开始对各种不同类型的羞耻观进行研究分析。
中国自古是礼仪之邦，“懂礼仪、知廉耻”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社会衡量一个人素质高低的核心标准。“の文化”（耻感文化）对于日本社会而言，也是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直接影响日本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而这些观念在日本人日常的思维模式、行为举止及为人处世中得以体现。日本文化自古以来，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那么刚才所提到的“耻感文化”是否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呢？或者说和中国传统文化有无关联呢？
二、关于中日“耻感文化”
1.中国是否存在“耻感文化”？
耻感文化（“の文化”）一词是露丝・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文化一个侧面的解释和概括，那么中国文化中是否存在耻感文化呢？
《论语・公冶长》中记载着：“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意思是：甜言蜜语、满脸堆笑、点头哈腰，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心怀怨恨跟人交朋友，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在《孟子・尽心章句上》中也有记载“孟子曰：‘人不可以、之耻、矣。’”[2]355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莫过于儒教文化，儒教文化具体体现就是儒家思想。它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两千多年来，一直支配中国人的言行，是中国人衡量道德水准的标尺。狭义上的儒家思想被称为“孔孟之道”，孔子、孟子是儒家思想中心人物。
由此可见，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了明确的羞耻意识和判断标准，当时的人们已经认识到什么是可耻的、羞耻的。但与日本人的“耻感文化”相比，中国人称为“羞耻意识”更为妥当。因为，当时“耻”的字形是“”，“耳”加“心”，从心耳，当时的及后来的中国人正是靠这种由心而生的意识来约束和纠正自己的行为[3]。
2.日本的“耻感文化”是否受中国“羞耻意识”影响？
据日本最早的文学作品――《古事记》记载，在公元5世纪，百济汉人和迩吉师携带《论语》到了日本，开始传播儒教和儒学。（――注：在《古事记》中，此人名为“和迩吉师”，而在《日本书纪》中记载为“王仁”。经史学家考证，应为同一人。）
儒教传到日本之后，渗透到了当时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文化、思想等。如律令制、科举制，都对当时的日本发展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当时日本的推古女王及圣德太子频繁的派遣遣隋使、遣唐使到隋、唐，以吸收以孔子思想为中心的儒家思想为目的，进行学习。因此，如果说儒教的这一“人不可以”的“羞耻意识”没有影响到日本社会的话，那是很难让人信服的。另外，从日本汉字中，“”的字形与中国古字一般无二亦可见一斑。日本著名的中国思想研究学者森三树三郎就明确指出，日本的“耻感文化”实际源于中国传统的“耻文化”。
由于受中国“羞耻意识”的影响，中日两国国民在对待、处理令自己蒙“耻”的事情，有某种相似之处。如中国人自古有“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这里的“丑”即“羞耻”之意。日语中也有诸如“旅のはきて”的谚语，意思是出门在外，出丑无妨。虽然乍一看，中日两国态度有些迥然，但其实落脚点是一样，都是“羞”不可以让认识自己的人知晓，都是格外注重自己所属的社交圈的正面形象，只是手法不同而已。
1.个体意识与集团意识
这里的个体意识和集团意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私自利行为与关心集体行为的对立，而是一种文化传统上的差异。个体意识认为个人是社会的单元，是判断价值标准的出发点，而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集团意识认为，群体才是社会的单元，是判断价值标准的出发点，社会是由群体组成的，个人是群体的一部分，必须服从群体的利益。所以，个体意识与自私自利是不能画等号的，集团意识并非是牺牲自我、献身集体。
根据上文所述，中国由于“面子文化”而格外注重自身形象。因此，无论何种情况下，中国人强调个人的作用，不愿依靠他人，而力求通过自我努力获得成功。这样的思维模式，使得中国人个体相对来讲，都具有较强的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一点在国际上也是得到普遍认可的。
日本是一个有很长封建主义传统的国家，人的等级观念根深蒂固。他们信奉权威人士，尊重长者意见，互相谦让，避免冲突。在人际关系方面，日本社会仍然强调层级观念，崇尚集体归属感，不鼓励挑战权威意见。在日本任何凸显自己、破坏和谐的行为都会被周围人束之高阁、避而远之。那么，在日本注重他人看法、评价的“耻感文化”下，受到周围人的冷待、冷遇毫无疑问是令人“羞耻”的。因此，日本人强调通过集体的协作实现目标，任何工作都有遵循“事前报告、事中联络、事后商谈”的“菠菜”制度。（注：由于日语中“报告、联络、商谈”三个单词开头发音组合在一起，与“菠菜”的发音相同，因此被戏称为“菠菜”准则。）虽然“事事报备”的工作作风严谨，也为日本社会赢得了好口碑，但在现代这个“时间就是生命”，讲究效率的时代，它办事拖沓、工作效率低下的弊端也是十分明显的。
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每个中国人都崇尚个体意识，也不是每个日本人都有集团意识。这里只是相对整体、相对概率而言。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的思想也会发生改变。比如在日本，由于近年来与西方文化接触的增多，现代的日本年轻人不再一味固守“集团意识”，也进行比较是变得注重个人价值的体现。据NHK广播文化研究所的调查，在20―40岁的人群中，“尊重自我、排斥他人”的比例已经由1999年的11%左右，上升至了40%左右。
2.领先意识与中流意识
孔子有言“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在这天下三大德中，知耻居于最深层次，它对好学、力行乃至其他种种行为发挥着重要影响。“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宁做鸡头不做凤尾”是中国大多数人从小就接受的教育。于是，“名列前茅则喜，沦为人后则忧”的价值观培养了中国人争强的性格、领先的意识。这使得中国人具有刻苦努力、沁心钻研的精神，因此各类国际竞赛的佼佼者中，向来不乏中国人的身影。这正是由于“行己有耻”能激发人的一种奋斗精神，它使人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道德实践而积极进取，不屈不挠。为了达到自己人格的完善，志士仁人们刚直不阿、见义勇为，背后都有耻感文化的思想动因，由此形成自强不息、奋发有为的民族精神。
如前文所述，日本民族在他律式的“耻感文化”下生活，总是为了不招来他人异样的目光，而谋求与他人同步，不突出不落后。长期以来，“中流意识”在日本社会扎下了根。日本国民时刻牢记“出头的椽子先烂”，无论工作、生活，都只愿做中流阶级。下图是日本2012年“世论调查”中民意调查报告的数据。
注：资料摘自
上图显示，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居上或居下的人数比例只占了7%左右，而认为自己属于中等的“上”、“中”、“下”则占了91%左右，尤其是其中回答“中等中的中等”的人数比例高达54%。这清晰地体现了日本人的“中流意识”。
四、中日“耻感文化”的不同内涵
1.中国人的自律性
上文提到，中国有据可查的关于“耻”的记载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孟之道。由于孔孟思想产生于“百家争鸣”的时代背景下，各家各派都用较高的道德准则约束自己，以维护本门派的门风、门面。慢慢地，人们不仅懂得基本的“羞耻意识”，还有了门面意识，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面子、名誉”。如《孟子・尽心章句下》中记载，“好名之人能让千乘之国”，意思是：重视名誉的人，为了守护自己的名誉，能够将拥有千辆战车的大国拱手相让。
由此可见，中国人基于“羞耻意识”，渴望通过成功或炫耀赢得社会地位和名望，似乎更侧重于维护名誉、面子。要维护面子、有面子，“吾日三省吾身”。为了与日本的“耻感文化”（の文化）对应，笔者姑且称之为“面子文化”（名の文化）。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面子文化”落实在文字上，就有了大量关于“面子”的名言警句、成语谚语。中国人“爱面子”，这是很多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深刻印象[4]。
例如：
（1）“人要脸，树要皮”。
（2）“死要面子活受罪”。
（3）“不看僧面看佛面”。
（4）“颜面扫地”、“颜面无存”，等等。
“面子文化”正体现了中国人是依靠自律性维护自身形象的。
2.日本人的他律性
日本由于地处岛国的特殊的地理环境，人们的生存环境相对闭塞；而且稻作的生息方式，使得人们的生活圈子相对固定。从而，日本人相互依赖感较强。要维持相互依赖，就要尽量不起纷争，这就是日本人“和的精神”。
在“和的精神”的约束下，人们不能突出自己，以免被排除在外。因此，日本人极度在意自己给他人的印象，为此而拼命让自己的言行符合他人的评判。那么可想而知，日本人是否有“耻感”，评判完全来自于外部，来自于他人[4]230-251。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出，尽管中日两国都属于东方文化，日本“耻文化”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影响，但较之中国“吾日三省吾身”的自律式、内省式的“羞耻意识”，日本的“耻感文化”更倾向于他律式、外在式的羞耻观。
五、结语
尽管日本的“耻感文化”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但由于两国生存环境、生存模式等的不同，儒家思想到了日本之后就融入了日本本土的文化气息，在“耻”文化内涵上，还是存在微妙差异。尤其是在近现代的发展过程中，两国的发展途径、轨迹、格局大相径庭。因此，现代中日两国国民受不同“羞耻”观影响下的行为模式、处世态度，即社会意识也逐渐有了明显不同。
都存在“耻感文化”的中日两国，由于同属东方文化、同受儒家文化影响，因此“耻感文化”有相似之处，但在思维和行为模式上呈现出的更多的是不同之处，尤其是近现代。通过上文分析，我们认识到了近现代两国人民在不同“耻感文化”下的行为模式的特征和倾向。认识和剖析了这些不同，我们在跨文化交际时，懂得彼此尊重对方的文化与习惯，有利于加深双方的深层次了解。
参考文献：
[1]露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日本众书，商务印书馆，2009.
[2]杨伯峻.孟子译注[M].中华书局，2005.
[3]胡凡.论中国传统耻感文化的形成[J].学习与探索，1997（1）.
[4]耿丽娟.谈中华耻感文化[J].沈阳大学学报，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