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寻《梁任公先生演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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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2日的《藏书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我的文章《刊载梁启超清华演说辞的(清华周刊)疑为梁任公文献之孤本》，并加编者按：“梁启超先生是学贯中西的演说家。他的演讲辞代表了一代文人为追求民族自觉、自省、自强而发表的让人振聋发聩的真诚感言。梁任公演说辞在各种版本的书籍中收录得都比较全面，但是徐春平先生发现的这篇清华演说辞《君子》，却未见收录。载有该篇演说辞的《清华周刊》是否梁氏文献中之孤本，笔者存疑，编者未考。希望广大读者探幽发微，发表真知灼见。”本来，我文章的题目是《(梁任公先生演说辞)奇遇记》，其意是讲淘宝的经过，但题目一改，并且加上编者按，就带有了浓厚的求证成分。这使我有些诚惶诚恐。

那是4年前的事情。现在想起来，仍然不相信世界上居然有这么巧合的事情。2005年4月2日一大早，我与朋友从广州专程来到新会市梁启超故居参观。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深深缅怀梁启超先生矢志不渝的爱国热情以及在教育、学术方面的卓越贡献，我还特地在梁启超故居购买了梁家四代人所著述的《薪火四代》《上下集》作为留念。参观完，我们直接去了距离梁启超故居只有半小时车程的江门市古玩市场。在那里，我淘到了12本民国6年(1917年)北京清华学堂出版的《清华周刊》。清华学堂是清华大学的前身，创办于1911年，是1911年清政府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办的一所留美学校，1925年起逐步改办为大学，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

离开古玩市场时，我们才感到饥肠辘辘，看表已近下午3点，便驱车找饭店。在车上，朋友随手翻阅这12本《清华周刊》，发现在其中一本民国6年二月初八日出版的第59期封面目录上，赫然有《梁任公先生演说辞》。梁任公不就是梁启超先生吗?我大喜过望。朋友说我今天的运气好。确实，在参观完梁启超先生的故居后，能够第一时间在先生的故乡获得先生90年前的演说辞，这确实是非常幸运。但我觉得，简单地说是运气好，似乎还不够，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奇遇，或者是缘分。

《梁任公先生演说辞》由程树仁回忆撰写而成，全文约1600字，开篇写道：“忆昔民国三年十一月五日，先生曾莅临校演说。命题日君子。举周易君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两语。为吾人为人之标准。嗣即馆校中。”从此以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便成为清华学堂(清华大学)校训。程树仁，清华学堂学生，后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学位，曾经主编中国第一部电影年鉴。在清华学堂读书期间，曾于民国6年主编手写报纸《消夏日报》。当时清华学堂的学生利用暑假去北京西山避暑时，自创自出此报。

2007年，我购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的《梁启超演讲集》，书中收入梁启超先生1898年4月至1922年11月的演讲辞共32篇，但却未收入梁启超先生这篇在清华学堂的演说辞。这引起我的重视，所以在写《(梁任公先生演说辞>奇遇记》时，我把这个情况也写了进去。稿件得到《藏书报》的高度重视，从投稿到发稿，仅一个星期的时间。除了文章题目作了改动以外，内文没作更多的修改。

至今，《藏书报》刊登我这篇文章已有一年半的时间。这一年多来，我一直密切关注该报每一期的内容，但从未见刊登有关对梁启超先生清华学堂演说辞发表探幽发微和真知灼见的文章。与此同时，我查阅了《饮冰室合集》《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民国14年版)、《粱任公全集》(民国25年版)，以及《梁启超论著选粹》等著录，一直没有找到任何与梁启超先生在清华学堂演说辞有关的内容。这样是否就可以判断，梁启超先生这篇在清华学堂的演说辞是从未公开发表过的呢?

为了在更广的范围求证，我想到了我长期订阅的且与《藏书报》读者范围不同、专家学者范围不同的《收藏》杂志。于是便有了这篇《再寻》，希望在2011年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之前，能够把这个问题进一步搞清楚。我想，这也是对梁启超先生的最好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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