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猎枪的“标本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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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中国的博物馆或科研机构所藏的标本，一半以上都是出自于一个自晚清以来的标本世家，人称“标本唐”。“标本唐”的第五代传人唐庆瑜说：“从十来岁做第一个标本开始，到现在，起码做了几万个标本了。”而整个家族的5代人加起来，所制作的标本数量就更加庞大。

说起标本，唐庆瑜口若悬河，停不下来。“从十来岁做第一个标本开始，到现在，起码做了几万个标本了。”整个家族的5代人加起来，所制作的标本数量就更加庞大。

今年上海自然博物馆新馆开馆时，珍稀馆外面的队排了老远。这座有着近60年历史的博物馆里，馆藏的数以万计的动物标本中，近80%以上与唐家有着深厚的渊源。此外，在中国科学院、中山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标本陈列室，你都可以见到更多数量庞大的精美珍奇的动物标本，它们的制作者很多也都来自这个家族。

简单地说，半个中国的博物馆或科研机构所藏的标本，一半以上都是出自于一个自晚清以来的标本世家，人称“标本唐”。唐家标本制作技术以讲求动物的动态和灵气而著称，与北方的刘树芳及其弟子并称“南唐北刘”。唐家五代人，在100多年间专门从事动物标本制作工作，在世界上也有名。唐庆瑜，唐家第五代，是定居在上海这一支的代表人物。

2005年，在中国自然基金网站的论坛上，贴出了一张陈旧而斑驳的“全家福”，其中有一位穿着黑衣的老人坐着，还有一人肩扛长枪，腰缠子弹，手里还拎着一只斑嘴鹈鹕。照片是“唐氏标本世家”第一、第二代传人合影，穿黑衣者为第一代唐春营（唐庆瑜的曾曾祖父）、手提鹈鹕者为第二代唐启旺（唐庆瑜的曾祖父），照片拍摄于1897年，后来在1931年英国生物学家拉都胥（J.D.D. La Touche）所著的《华东鸟类手册》中刊登了这张照片。

唐氏家族事业的开端与晚清时期其他家族不太一样，在一个封建没落的东方国度，他们的工作却意外地与当时属于先进的生物科学联系在一起。

唐春营在成为一名标本制作家之前，首先是闽江一带出色的猎人。唐庆瑜说：“只要他看中的猎物，没有一只能跑出他的眼睛。”

机遇就来自于他们家的渔猎技术。1861年，英国人从清政府的手里获得了海关管理权，此后便有源源不断的英国驻外官员被派往中国。中国东南福州海关的税务司官员拉都胥对自然科学流露出无比浓厚的兴趣。有一天唐春营狩猎归来，带着白鹭翎羽送到义和洋行收购时，正巧碰到被洋行老板宴请的拉都胥，这才得知，白鹭翎羽是欧洲上流社会妇女的稀罕珍奇。

唐春营带着拉都胥到野外采集当地鸟兽，为了保存这些动物，拉都胥把欧式的动物标本剥制技术传授给了他。很快，唐春营就掌握了这样一门技艺，并且教会了他的孩子。在后来，接触、学习了世界各地的动物标本制作技术后，唐家吸纳了更多的经验和技巧，有了唐家的“独门秘籍”。唐家如今除了常见的剥制标本外，还掌握着骨骼标本、内部解剖标本等制作技艺。他们始终把采集、观察与标本制作融为一体，他们开创性地使用了填充法制作标本，这种手法省时简便、易于操作，能够更好地适应野外考察工作的需要和南方温暖湿润的气候环境。唐家人都注重野外观察，做出来的标本保持着动物自然生态，这种一般制作工人难以模仿的风格，也成为了“唐氏标本”的标志，行家一看，就能知道这是唐家做出来的标本。

为了收集尽可能多样的标本，唐家人常常跋涉在云南、四川等地人迹罕至的深山中，夜晚睡觉还要提防野兽的侵袭。他们打猎，却又不是普通的猎人――他们更在意的是物种的稀有程度。保持动物尸体的完整性就特别重要。拿打鸟来说，他们不使用一般猎人用的霰弹，那对鸟体的破坏太严重。唐家自己研发了专为制作标本而制的子弹，这类子弹直径纤细，每发只有一颗。枪法也十分讲究，一般从鸟的正面腹部入弹，如此才能保证获得的鸟体完整。

这种打猎的技艺也传承下来，早年间，唐庆瑜跟着在亚洲文会博物院工作的祖父唐瑞芳学习采标本。“我们出去采标本是很严格的，长一辈走前面，小一辈要跟在后面，老一辈打下来鸟了，小一辈去捡。这都是规矩。后来慢慢长大了，技术合格了，我们也这样培养下一代。”

1985年，中国颁布了《野生动物保护法》，猎取野生动物成了违法的事情。于是，唐庆瑜在上海自然博物馆所做的标本，大多来自上海等地动物园的死亡动物尸体，但这一来源毕竟是有限的，所以还要靠野外资源调查、采集以及馆际交换和捐赠。“有的时候野外采集的东西，我们帮助相关的单位免费进行加工，而他们则留下一两只重复的种类给我们作为感谢。我们家族多年来的惯例，往往是把别人送给我们的东西，做好了就直接留在博物馆了，博物馆保存的条件总是比家里要好点，再者我们家族所留存下来的成千上万的标本，只有放到博物馆里才有价值。”

所以近些年，唐庆瑜的工作从标本的采集、剥制，转向现有标本的整理研究。

2000年，唐庆瑜做了一次胃癌手术，此后一年就退休在家了。工作也没停下来，接博物馆的标本项目，也做了些别的。有几年，南极考察队带回来一些南极的动物，主要是企鹅。但是现在不能做了：“国际上是不允许的。”说起动物保护主义者对类似行为的声讨，唐庆瑜也很无奈，“动物是要保护，但是不保管在自然博物馆里面，下一代看什么？下一代只能在图片上面看！”

唐庆瑜上中学的时候，已经跟着祖父唐瑞芳学会了标本制作的的全部技术。解放以后，上海博物院改为上海自然博物馆，他的父亲成了自然博物馆的高级实验师。中学毕业后，唐庆瑜考到上海无线电学校念书。1959年，祖父去世，唐庆瑜和他一位最小的叔叔一起，从上海无线电学校调至上海自然博物馆，成了一名标本制作师。

在标本制作方面，上海这一支的唐家人在鱼类、两栖爬行和无脊椎动物方面有着特殊贡献。1954年，上海市政府派唐庆瑜的父亲唐兆魁到长兴岛剥制一头长22米重3吨的鲸。“父亲、母亲、祖父、祖母还有我一个叔叔五个人一起做的，当时就在虎丘路的家里的平台上做的，条件非常差。”最终，他们用了3个月时间完成了标本制作。唐兆魁还制作过一头5吨的巨鲸标本，至今完好如初。1950年代是中国科学考察频繁期，正逢鼎盛时期的唐家后代，一度惊人地占据生物学科考队伍总人数的半壁江山。

但是没过多久，“”爆发了。唐家的技术原本是跟英国人学的，第一条罪名就是“里通外国”。后来又有了“学术权威”“技术权威”的罪名。加之唐家一直信奉天主教，又被打为“宗教权威”。那些年，唐家的标本制作不得不中断。

到1984年，唐家才算得到了。上海的《解放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一条唐家的消息，说唐家“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了以后，唐庆瑜总是有点儿怀疑，这到底算不算？“国内是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搅在一起的，英国人走了以后，我们没有给外国人通过一封信，怎么里通外国呢？”80年代中期，上海电视台给唐家拍了一部电视专题片，在大年三十的晚上7点黄金时间播放，人们这才相信唐家人又出来工作了。

在家族里，会做标本的很多，会绘制标本的却不多。祖父曾对唐庆瑜说：“庆瑜，你好好地画，将来把我们经手的东西画下来留给后人。”

因为这句话，唐庆瑜在40年后做成了这件事。1998年12月，在唐瑞芳逝世30年以后，唐庆瑜带着他家族的几个人一起，集体编著了《彩图动物百科（五卷本）》，后来又由香港九龙精英出版社再版。在画这本书的两年时间里，白天上班，晚上和周末全都贡献给了它。

但是学画标本，唐庆瑜一共只用了6天。他的师傅是苏州工艺美术研究所的顾仲华。他曾经跟在唐庆瑜的祖父身边画标本，再把画下来的标本送到刺绣厂去做刺绣。唐庆瑜就一直呆在顾仲华身边看着他画，有一天，顾仲华突然问他：“庆瑜，你想不想学？”“想学的。”唐庆瑜答。

唐庆瑜只有中午放学到下午上学前才有时间学画。每天中午匆忙吃一口饭，他就跑来跟顾仲华身边。“每天一个半小时，大概学了6天，6天后这个老先生就回去了。”后来唐庆瑜自己在博物馆的图书馆里找到一套书，一共四本，1872年一位英国人出的画鸟类的书，名叫《动物世界》。唐庆瑜就开始临摹：“三年以后，我把这个临摹的寄给老师看，老师看了以后非常高兴。”

“有一天，兄弟单位上海博物馆的馆长拿了照片来给我父亲认，照片上是宋元时候画的鸟类。当我看了宋元画的原稿后，我就想，我要么不画画了，要么就要画很逼真的――比宋元画要好，比那个英国人的要好。”唐庆瑜知道自己的优势，作为一个标本制作师，人家能看到动物的外表、皮毛，但他能看到里面的结构。“每天晚上我一到家就把颜色都弄好，泡好水，一吃完晚饭就开始画。天天晚上画到2点钟，第二天早上6点钟起来就要准备上班。”他认为自己靠3分天才、7分刻苦才做成了这件事。

有一次，上海野生动物保护站请唐庆瑜画一本上海鸟类标本集。当时唐庆瑜刚刚从癌症中恢复，但他放下话：“你找一本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标本绘画，挑一本你认为最好的，拿出来给我提要求。”动物站带来一本画册，唐庆瑜说：“如果说我画出来没有他好，稿费就不要付我。”

唐庆瑜很自豪：“你现在看到的那本动物百科是画得很细吧，可以用放大镜看，原稿肯定比印出来的好，打印出来的打了一点折扣。”唐庆瑜笔下的鸟类羽毛，一根一根清晰分明，《界面》的记者曾看到他的画，描述说：“从毛根的位子到羽毛和羽毛之间的间隙都十分讲究，鱼也是一样，鱼鳞中间有一条侧线鳞，这条线上鳞片的数目一片不能多，一片也不能少，每一次画都要点着数字画。因此，唐庆瑜笔下的标本甚至比照片看得还清晰。”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给他出示的证明，他曾给大百科全书画了196幅动物标本，出版社评价他的画完全达到了大百科全书的高标准、严要求的水平。唐庆瑜画里的动物就像活在大自然里，生动、真切。“动物生态要和自然生态相结合，大熊猫坐着啃竹子，在自然界里有吗？肯定见不着，在自然界里的动物一定是在跑的。做标本一定要符合自然界里面动物的生态。”

唐庆瑜既是标本制作师，也是标本绘画师。以他为主创新的全色标本制作方法，是唐家令人称道的绝活之一。以往，唐家制作鱼类标本通常采取传统的浸制方法，把标本浸入福尔马林溶液里保存，弊端是泡久了，标本会逐渐褪色、失去光泽。剥制鱼类标本比爬行类、鸟类都要更加小心：鱼的皮肤单薄，不小心就会破坏。更难的是上色，鱼的鳞片有的光滑，有的毛躁，给它们上色可跟在纸上上色不同。唐庆瑜会选用不同的颜料给不同的鱼鳞上色：油画、水彩画甚至包括染制衣服的颜料。制好的鱼类标本要保证鱼鳞一片不掉，色泽持久。

“我们家族的第四代、第五代是鼎盛时期。现在不好传下去了。”“标本唐”传承百余年的制作技艺，过去只在唐家家族内传承，但是如今，“标本唐”早已不再是祖传的独门秘技，可是干这行难度大、条件恶劣，主要还不赚钱，没几个人能兢兢业业坚持下来。“现在的人，哪里有钱往哪里跑。那个时候我们是为国家做的，为祖宗做的。如果我祖父、曾祖父做的这个事情，在我们手里断掉了，别人是要看笑话的。维护唐家的技艺和名声是比什么都重要。”唐庆瑜说。

在工作之外，唐庆瑜如今还要“管家里面小的”，另外就是“烧饭烧菜”，烧的大多是“福建那些家常菜”。唐庆瑜说，家族里男人普遍手巧，学做标本就意味着要学更多的工艺，甚至打猎、制作标本的工具都是他们亲自手工做的。过去，唐庆瑜家在虎丘路，学校在四川路，两点一线间也学了不少手艺。“看到皮匠做鞋子，我就会蹲在那里看；看见人家磨刀，也会多停留一会儿。什么都学来了。我结婚的时候，家里一整套家具都是我自己打的。后来添置什么也都是我自己做。”现在唐庆瑜家里的凳子还是当年自己做的，榫卯结构，结实耐用，四十几年了，还是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