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不该降低刑责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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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看到新生的婴儿，你会看到他眼中的杀气吗？”心理学家用这样的诘问，质疑一些人将暴力与性格、遗传挂钩的传言。同样，此前不乏这样的新闻：弃婴被狼群收养变成狼孩，圈养在动物园里的老虎被哈巴狗吓软……此类无独有偶的案例，都在向我们暗示，环境对个体的影响，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强烈。

最近，河北一名8岁男童遭11名同学围殴致死，起因不过是“打人玩”；此后不久，安徽界首市曝出一名13岁少女遭3名女同学非法拘禁，拳打脚踢逼迫她到 KTV做“陪唱公主”……人们不禁纳闷：少年们是怎么了？其实，稍微留心就会发现，青少年中的暴力现象由来已久。受限于理性思维不足、青春叛逆期的荷尔蒙刺激，青少年很容易陷入对暴力的崇拜。

少年时飞扬跋扈，是否成年后也必然是“危险分子”？既然青少年对暴力缺乏免疫，社会又如何将他们放置于“安全区”？有人称，应当祭出“重典治乱”的法器，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形成对暴力少年的威慑。实际上，早在10年前就有人发出这种声音。问题在于，这一招管用吗？

支持 非重典不足以治乱

媒体人庾向荣认为，法治力度不足，正是当下青少年犯罪频发的主要原因，在他看来，“由于营养等多种原因，人的心理、生理和智力上的成熟程度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据测算，发育年龄比20年前至少提前了2至3年，致使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低龄化的倾向。有的十三四岁的孩子已经明显呈现出成人的体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适用原来的标准，就会放纵了一部分犯罪，使刑法的威慑作用打了折扣。”

青年评论人王威则从两方面提出降低“最低刑事年龄”的必要性。他认为，“无论是1949年前还是1949年后至刑法颁布前，在我国有关单行法规或批复中，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并不是统一的：有的为12岁（如1931年《赣东北 特区苏维埃暂行刑律》），有的为13岁（如1942年《陕甘宁边区违警处罚暂行条例》、1957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第22稿）。这说明，对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争议，实际上由来已久。”

他的第二条理由与庾向荣不约而同，实际上，这也是本轮讨论中，支持降低刑责年龄者的主要依据，“我国首部刑法颁布至今已近三十年，随着社会进步、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未成年人的身体发育更为迅速，呈现出明显的‘早熟’趋势。据测算，青少年的发育比20年前至少提前了2～3年。根据营养学家的分析，由于儿童的心智成熟程度提高，12周岁就已经是现代儿童向未成年人的转型期。加之我国的未成年人 犯罪率急剧上升，犯罪初始年龄也越来越低且暴力倾向越来越严重。未满14周岁少年犯下杀人等恶性案件的个案不断增多，继续以14周岁作为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显然已不合适。”

另外，王威还举例国外立法状况，“海外根据社会发展和青少年身心发育变化，在不同时期调整刑事责任年龄的做法十分普遍：英国将未成年人划分为不满10周岁、已满10周岁不满14周岁和已满 14周岁以上3个阶段，并分别给予不同的减免处罚；上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各州都加大了对少年犯的惩治力度，并降低追究刑事责任的年龄，一些州的法庭上 出现过10岁的少年犯。我国澳门特区政府也正考虑降低刑事责任年龄。”

因此，他认为，降低刑责年龄“既与发达国家的刑事责任起点年龄相吻合，也与我国其他法律如民法的责任能力规定相吻合。”

网友@多年不愤青是一位普通教师，他的感受也有一定代表性：“现在四年级以上孩子脾气大，老师不敢批评，否则老师都要挨打。在教室和老师抬杠的学生，纠集混混或 者其他学校学生（未成年人）打老师，你们说老师该如何管理教育？反过来讲，连老师批评学生语言重了，有些家长就会来找学校算账。”他气愤地表示，“管理者们，法律管理者们，醒醒吧，因为那些未成年人自己明白，就算他们犯事了，也不会承担法律责任，再加上家长溺爱，所以他们无所顾忌！”

教育学者吴妙也从自身感受出发，讲了一则令他毛骨悚然的亲身经历，“我印象很深有一次给小朋友上课的时候，一个小朋友跟另外一个小朋友开玩笑掐他脖子，说我掐死你也不用坐牢，我觉得这种年龄的门槛反而给了很多早熟的孩子一个变相的保护，让他们以为自己年龄小所以做错了事情不用承担后果，这种思想很可怕。”据此，吴妙表示，“刑责关键不在年龄的门槛，如果一个小孩恶性犯罪，那么不论他多大，都应该承担责任。”

反对 降低刑责年龄并非良药

对于从评论人士到专家对“降低刑责年龄”的呼吁，也有很多人提出了不同看法。

评论人吴治邦认为，“不应当讨论降低刑责的年龄，不然我们同新闻中围殴八龄的少年又有何区别。毕竟只是个例，讨论降低刑责有点过了，这样的逻辑很恐怖。”

7月10日，《每日新报》刊发评论员文章，署名张雪飞的作者认为，“11个不到14岁的孩子，在6月28日下午那个炎热的玉米地里，以与年龄不相符的残忍，痛下杀手了结了一条鲜活的生命。他们生命的概念如此漠然，法律意识又如此浅薄，这些孩子似乎不懂得什么叫做‘人命关天’。”

在张雪飞看来，这种无知“与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缺失分不开。……既然早知道这些孩子平时行为不端，为何没引起老师家长的注意，实施相应的监督和惩罚？放任自流，孩子的成长早已偏离轨道，即使没有发生围殴晓辉的事，也会栽在别的祸坑中。”

鉴于受害者晓辉是留守儿童，张雪飞认为，立法的方向应该是解决留守儿童的安全问题，“地方政府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密切关注本村以及本地区留守儿童现状，或者成立专门机构，由专人负责留守儿童的各种不安全因素的排查和处理。各方齐努力，避免惨剧再次发生。”

评论人张玉胜则认为主要问题出在当下学校教育的价值观缺失，“惩戒教育孩子，首先要救赎和矫正其深度麻木、崇尚暴力、价值观错位的扭曲心灵。遏制暴力倾向，就需唤醒孩子们对人格的尊重、对生命的珍爱、对法治的敬畏。要让孩子们明白在共同成长的学校里，每个学生的人格尊严，学习、生活权利都是平等且受法律保护的，倚强凌弱、以富欺贫都是漠视尊严、挑战法律的无良、不义之举，应当受到惩戒与处罚；懂得生命是宝贵的，无论是对自己或他人的生命，都应悉心呵护，不可有丝毫的损伤与加害；同时，也要让孩子们认识到，法律是不容许逾越的社会底线，以身试法是要承担责任和付出代价的。透过受害孩子在学校常被人欺负的现实和最终被围殴致死的悲剧，不难看出，这些必要的德行教育、法律意识培育，在有些学校显然是缺失的。”

网友@陈方认为，目前我国社会成员普遍缺乏“生命意识”，他说：“学校与家庭很少向孩子们灌输太多生命教育，成人本身就缺乏这方面意识，遑论再对孩子进行‘特殊教育’？各种客观、主观的众多因素造成了环境畸形化，在这种环境里成长的孩子，自然也难以‘健康成长’。施暴时的冷血，被欺凌后的麻木，成了他们普遍遵守的‘社会规则’。”

媒体人刘勋将悲剧归结于农村少年精神世界贫血，他说，“周末及假期，农村少年脱离了学校与家庭的双重约束，监护成了真空，缺乏能够愉悦身心的健康休闲活动，没有能够增长见识学习交流的去处，四处游荡、惹是生非就成了他们‘刷存在感’的主要方式。当精神世界极度贫瘠时，道德与法律都不会存在于少年的心中，当不受束缚的心灵付诸于行为之后，各种行为就是左冲右突的脱缰野马，而那些叛经离道的行为却被无知地认为是能力体现，甚至被误认为这就是勇敢、这就是壮举，根本无法判断行为的是非、根本无法预知行为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由此来看，单纯降低刑责年龄，似乎并不能化解当下青少年存在的戾气。

长期研究青少年心理的学者龙迪认为，“人在去伤害别人的时候，常常是因为他心灵有伤，他需要帮助，需要把他当人，把他变回人，变回人就是要去整理他过去受伤的经历。第一，他是要承担责任。他要承认他伤人是不对的，所以，需要通过法律等一些手段，让他承担责任。第二，来教他学习、理解他自己，他学会来理解自己感受和需要，学习尊重自己，下面再训练他去理解别人和尊重别人，对别人要有同情心。在这个过程中，他重建心灵，也就是说，他又能够做一个有价值、有尊严的人，他可以贡献社会。在贡献过程中又能够找到他的尊严和价值。我们不要把犯错的青少年变成了魔鬼。如果他们是魔鬼，是我们的社会没做好保护，也没做好拯救。”

正如龙迪所说，施暴者往往也曾是受害者。施害者也成为受害者。据报道，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2005年曾做过一项调查，对广东、浙江等6省的4327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发现我国74.8%的儿童（16岁前）受到过精神或身体虐待。都说恶只会激发恶，这样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是否也值得思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