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中国特色新型全球化,回应西方民族主义大回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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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英国退欧到特朗普当选，西方出现了一轮新型的民族主义浪潮，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体系再次复兴。其矛头指向的是希拉里这样的本国政治精英，其根源是西方民众普遍对全球化浪潮不满，其后果是西方发达国家很可能从国际事务中大规模撤退。
由于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已大幅下降，短期内西方民族主义抬头对中国影响有限。中国应该利用这一机遇，以“一带一路”为主要抓手，打造一个主体是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受益者是普罗大众的中国特色新型全球化模式，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领军者，提升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西方发达国家正在发生一场政治经济领域的变革。从6月23日英国退欧，11月8日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到12月4日意大利公投失败，都有体现；而即将举行的法国总统大选，很有可能延续这一浪潮。
西方民族主义大回潮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西方这场变革的主题？就这个问题，2016年11月初，我在一场公开论坛中请教了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他的说法是西方民众普遍对现实不满，以至于对精英不满。
在对话中我提出，西方正在出现一轮新型的民族主义浪潮。戈登对此表示认同。他表示，这股浪潮核心是西方民族主义抬头，是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国际政治体系再次复兴，即，民族国家各自为政、互不干涉。西班牙、英国、美国，那个通过帝国霸权从而推动全球化的时代似乎正在远去。
那么，西方民族主义回潮，直接的矛头会指向哪里？正如西方学者所言，所有政治都是当地政治，西方民族主义浪潮的矛头主要指向的是像希拉里・克林顿这样的本国政治精英。但是，攻击本国政治精英背后的根本原因，是对过去30多年以来全球化浪潮的不满。
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前校长、著名经济学家萨默斯在8年前为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助选时曾明确指出，全球化似乎并没有给美国人带来想象中的那么多好处，原因在于美国没有能力补偿在全球化中失意的低技能人口。不幸的是，尽管萨默斯这样的精英在分析全球化的缺陷时口若悬河，但是这一次他却完全没有预料到特朗普的胜利。11月1日，即美国大选的一周前，他在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的一场公开讲座中信誓旦旦地说，尽管出现了FBI对希拉里・克林顿重启调查的事件，但是希拉里的胜算仍然在85%以上。
这场西方民族主义政治浪潮的直接后果是什么？在国际政治领域，西方发达国家很可能从国际事务包括国际治理中大规模撤退。美国将不太可能像过去一样引领全球化的浪潮，TPP协议已经名存实亡，WTO多哈谈判很难短期内成功。相反，美国将会想方设法从全球化浪潮中寻找退路。
短期内对中国经济的
负面影响有限
那么短期内，西方民族主义浪潮对中国有什么负面的影响，特朗普上任会不会带来新一轮的类似于2008年金融危机那样的巨大冲击？长期来看，中国应该怎么应对？
种种迹象表明，特朗普担任总统之后，不大可能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具有实质意义的反对自由贸易的运动。
美国在一战与二战之间所推出的《斯姆特-霍利法案》引发了欧洲的贸易保护报复，从而直接引发了全球经济大衰退，导致了希特勒的上台。这一惨重的教训仍历历在目，美国社会各界不会容许特朗普总统重蹈覆辙。
更重要的是，当今国际贸易比之于90年前已经变得极其复杂，全球各经济体相互交织，彼此影响。因此，一旦美国发动贸易大战，受害者一定是美国自家的企业和国内的就业。
所以，最有可能的前景是，特朗普总统会针对一些对社会舆论有很大影响但对实体经济影响较小的领域，采取若干贸易保护的措施，类似于轮胎特保案。而中国方面也应该针锋相对地采取一些反制措施。双方会在舆论界争吵得不可开交，但在实际的影响上却是有限的。这样，特朗普能够部分兑现自己竞选时的承诺。
总的来讲，短期内西方民族主义、反全球化浪潮抬头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不会很大。中国当前出口占GDP的比重已经从金融危机前的35%降到了20%多一点，而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重也从2007年的8.8%降到了2016年预期的2.2%，因此，中国经济对外的依赖度已经大幅下降。
长远来看，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西方民族主义浪潮？综合来看，应该紧紧抓住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新一轮西方保守领导者掀起的民族主义浪潮，顺势而为，打出中国特色新型全球化大旗，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领军者。
具体说来，中国特色新型全球化应该有三大特点。
第一，中国特色新型全球化的主体，应该是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应该紧紧抓住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拉近与他们的贸易关系。他们是新型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要想方设法与他们达成一轮多边或双边贸易自由化协定，例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和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等。中国应积极同他们开展磋商，形成一个新兴市场国家主导的全球一体化浪潮，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方法来应对发达国家反全球化的浪潮。
第二，中国特色新型全球化的受益者应该是普通大众。这一点极为重要。与过去美国引领的传统全球化不同，新型全球化应该强调其受益者是普通大众，其重点是加强中低收入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将中国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这些国家。同时，强调贸易与实体投资的一体化，而不是华尔街引领的金融投资的自由化和一体化。
第三，以“一带一路”为主要抓手。面向一带一路相关的地区、条件成熟的新兴市场国家，有意识地逐步签订双边或者多边的贸易投资一体化协定，以“一带一路”为纽带，研究成立“一带一路”开发银行，利用好国际金融资源，加快推进“一带一路”。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也是世界最大的储蓄国，自身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较好的竞争能力和适应能力，完全有条件在西方民族主义回潮的过程中高举新型全球化的旗帜，打造一个中国特色的新型全球化模式；以新兴市场国家为依托，逐步打造更紧密的经济贸易合作关系，以此逐步提升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这正是当今世界西方民族主义回潮给中国带来的重大国际发展的战略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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