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当随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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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的石涛不仅仅是一个杰出的书画大家，其笔意纵恣，脱尽前人窠巢，自成一家面目，而且其艺术思想也极为成熟，对艺术的理解也极为深刻和独到。在艺术理论和艺术实践上，石涛可以说都达到了一个高峰。石涛的艺术革新精神不仅在当时给因循守旧、陈陈相因的画坛带来一股“革命”的新意，而且在之后也影响了中国画坛足足三百年，就是对当下的艺术创作也有积极的指导作用，具有极大的利用价值。
所谓“创作”，顾名思义就是创造文艺作品。曾有专家这样说过：“从生活到艺术，这中间要经过艺术家的劳动。这种劳动就是艺术创作。艺术创作是一种精神活动，主要是在艺术家的头脑中进行，但是，这种精神活动的结果还必须用物质手段体现出来，才能成为艺术品。”“创”是首创，是立意，是创作的指导思想，是构思的过程，是孕育的过程，是形而上的“道”。“作”是创作、撰述、制作，是创作的具体技法，是具体创作落实的过程，是生产的过程，是形而下的“技”。“创作”就是一个过程，就是艺术家把生活原料，经过提炼之后，借助一定的媒介材料，借助一定的制作工艺，借助一定的加工制作方法，使之转化为艺术品的过程。这个创作过程，是先由“道”入“技”，再由“技”入“道”的过程。整个创作的过程，都是“道”在指挥“技”，而非“技”在引领“道”。能否“由技入道”，则是决定艺术创作水平高下的关键所在。
石涛在一幅普通的画作上题道：“笔墨当随时代，犹诗文风气所转。上古之画迹简而意淡，如汉魏六朝之句然；中古之画如晚唐之句，虽清洒而渐渐薄矣；到元则如阮籍、王粲矣，倪黄辈如口诵陶潜之句，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以枯煎，恐无复佳矣。”石涛画跋的大意是说，作画应该与时代风气相合，就像历代诗词文风的流转一样。上古时代的绘画笔墨简而意象淡泊，大气磅礴而变幻莫测，如同汉魏六朝的诗句一样气势雄浑，而如羚羊挂角了无痕迹；中古时代之画，受大势所趋，日渐靡弱。有如晚唐时期突遭安史兵变，恢弘之气度已去，渐成江河日下之势，诗文亦陡转直下；而今的绘画，自元之后则如阮籍、王粲一样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苟延残喘似的维持而已。倪瓒、黄公望等人的昙花一现，亦不过是重复古人的牙慧，如口诵别人之句，并无独出机杼的成就，故画面再也难觅上古恢弘之势。
石涛提出的“笔墨当随时代”这个命题，切中了文化艺术作为上层建筑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发展脉搏。任何一个时代，都会产生与之相应的文艺作品。也就是，文艺作品是与其所产生的时代形势相吻合的。有什么样的时代，就会有什么样的艺术作品。时代是文艺作品产生的背景，而时代精神或者是时代气息则是文艺作品重要的品评标准。一件作品的水平高低，要看其是否具有所处时代的特征，是否能够反映那个时代，是否能够代表那个时代，是否具有那个时代的典型性意义。换句话来说，文艺作品应该是所处时代的国家运势、国家综合实力的真实反映。
当今的时代，是一个“世界经济一体化”“世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即将进入复兴的伟大时代。在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当代艺术也呈现出多元化、个性化、自由化的状态。本土传统的文化艺术形式得以弘扬发展，受西方艺术思潮影响的现当代艺术也得以蓬勃发展，而且成为了当代文化艺术的主流。就艺术创作方法而言，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和当代艺术的多元创作方法并存，以不同的造型手段来完成创作诉求。
“笔墨当随时代”应是艺术创作的总纲，如同石涛的“一画之道”那样重要，当代艺术的创作也不例外。“一画”是石涛《画语录》中最重要的艺术创作指导思想，是石涛美学思想的精髓所在。石涛将“一画”的生成，几乎等同于宇宙的生成，认为“一画”也生成于自然元气。石涛以“一画”论阐发了中国山水画的美学本质，是石涛对中国绘画美学所做出的独特而重要的贡献，它一改以往仅局限于对笔墨技法探讨的画论那样的狭窄境地，而将笔墨技法与山水画的画理结合起来。他从本体论的高度对中国山水画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与把握。石涛的“一画”，并非单指一笔用以造型的线，而是包含着“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两个方面。“形而上”的“一画”，是指贯通“宇宙_人生——艺术”的运动的生命力之线；“形而下”的“一画”，具有技法造型上的意义。石涛认为，“一画”是指导绘画创作的根本大法。有了一画之法，掌握了一画之法，从小处来说，或者是从具体的方面来说，可以挥洒自如地描情状物；从大处着眼，“一画”之道可以功同天地之道，参天地之化育，可以解决绘画中存在的所有思想问题和方法问题。石涛还认为，对“一画”的把握与彻悟就是“了法”。所谓“了法”，是石涛提出的另一个重要哲学概念。
当代艺术的创作，应该遵循下列的创作原则：主要表现21世纪的中国国家精神和国家气派，表现中华民族的胸襟和风范，表现各族人民的生活和情感，应该弘扬主旋律，歌颂真善美，大力表现社会的主流文化；对于社会的不正之风和不尽人意之处，应该予以善意地批判，可以适当、适度地予以表现，但是不宜进行夸张、放大；对于那些反人类、、反公德的所谓“前卫艺术”行为应该予以坚决地抵制，对于那些哗众取宠、夺人眼球的孟浪之举也应该予以摒弃。
二、蒙养生活
正确地反映社会、表现生活，对社会的悉心观察、对生活的认真体验应当是艺术创作最为重要的第一步。艺术家进行创作的目的，不管他是否自觉，或者是自觉的程度如何，都要运用艺术的手段，把自己对生活的认识、感受、体验以及对生活的理解、评价、祈盼、愿望表现出来。艺术创作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认识生活、表现生活、再现生活的过程。艺术创作的过程，是一个把“想象”变成“具象”的过程，就是把丰富的、抽象的、虚无飘渺的非物质想象，变成具体的、客观的、可视的、可以触摸的物质形象。
这种把握生活的能力，石涛称之为“蒙养生活”。“蒙养生活”是石涛在《画语录》中提出的仅次于“一画”的重要艺术观点。石涛的“蒙养”来源于《周易》。《周易》曰：“蒙以养正，圣功也。”石涛的“生活”，是从状写天地万物之形的角度而来的。“蒙养生活”是个特有的哲学范畴，是以“一画”论为总纲的美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按照自己的体系把画法与画理串通在一起的桥梁和纽带。蒙养生活，不仅仅是从修养的角度来解释“蒙养”，从体验生活、把握自然的角度来阐释生活。在不同的语境中，石涛赋予“蒙养生活”的意义是不同的。“蒙养生活”既有艺术家的个人修养和对生活体验的表面层次，也有对自然环境及画法的认识，同时又是使自然环境与笔墨之法相统一的技法、技巧的纲领，还有坚持“蒙养生活”即可打造自家笔墨风格的更深层次。石涛说：“然则此任者，诚蒙养生活之理，以一治万，以万治一。”他认为艺术家应该致力于对天地造化之理的全面认识，对蒙养生活的悉心体验，对“一画”之法的深刻把握，才能真正理解“一画”所蕴含的“宇宙——人生——艺术”之至理。
石涛以为“受”是观察生活、认识生活、发现生活的基础，或者说是第一步，是指艺术家对自然环境的直接感受。而“识”是在“受”的基础上一个更高层次的把握，是指艺术家从审美的角度对自然界万事万物各种不同的外在形态及其之间区别所进行的初步把握，同时也指识其表里，对其物性有所掌握。石涛在《画语录·尊受章》第四中说：“受与识，先受而后识也。识然后受，非受也。古今至明之士，借其识而发其所受，知其受而发其所识……”艺术家不同于常人，要加强对生活、对自然山川的直接感受。神奇的自然界是包罗万象的，人类创造的文明社会也是奇幻美妙的，现实生活充满了酸甜苦辣，可谓五味俱全，也是丰富多彩的，但是对“生活”的把握和感受却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的感受不同，所表现的内容和表现所使用的手段也不同，而这种对“蒙养”、“生活”的把握与感觉，则是艺术家提高创造水平的关键所在。
如果艺术家以单纯的技术眼光来看待自然山川，来看待生活，即使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以“笔墨”来穷尽它的雄姿秀态和丰富多彩，所表现的自然与生活都是片面的、表象的，没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如果艺术家掌握了“一画之法”，以审美的眼光来看待自然的山川和多彩的生活，那么就会把握天地万物的内在生命力。有了这种体验自然山川风貌、把握自然规律、发现生活本质的能力，则可以“一画”来贯穿天地山川的形貌和神态，从而可以“代山川而言”。故石涛说：“天有是权，能变山川之精灵；地有是衡，能运之气脉。我有是一画，能贯山川之形神。此予五十年前，未脱于山川也；亦非糟粕其山川而使山川自私也。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如果你成为自然的代言人和生活的代言人，那么你的艺术创作就表现了生活的本质，就体现了艺术表现的本质。仅仅作为山川的“代言人”是不够的，石涛认为还要成为山川的“知音”，要观察、体验到山海之间的气韵相通之处，要视山为海，观海如山，而“我”游于山海之间感受生活的最高境界就是山、海与“我”互为知音。“我之受也!山即海也，海即山也。山海而知我受也。皆在人一笔一墨之风流也。”在这里，石涛要说的是一个审美经验积累、叠加、提升的问题。正如一句禅语所说，叫做“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又是山”。
从石涛的“蒙养生活”理论之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艺术创作的主体——艺术家应该具备对生活的观察与体验能力。俗话说得好，“生活是艺术的不竭源泉”。认识生活，从生活中“发现”美，并把它表现出来是一种能力。进行艺术实践，首先要解决观察生活、认识生活、发现生活的能力问题，要学会、掌握驾驭生活的方法。认识生活是表现生活的基础。艺术家如果对生活缺乏独到的认识和深刻的感受，就不可能对生活有深刻的理解，也就无法创作出令人感动的作品来。艺术表现是艺术家在认识生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成果。优秀的艺术作品，无不凝结着艺术家对生活的独特感受。认识与表现生活，是一个复杂而艰辛的劳动过程，并非是一蹴而就的。“一举成名天下知”背后所隐藏的汗水与辛酸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艺术家观察生活，最重要的是要在先进的世界观指导下，看到生活的某些本质，感受到生活中的真正矛盾以及产生这些矛盾的社会原因，要看到真理，必须适应艺术地认识生活和表现生活的特殊要求，熟悉和了解生活的具体形态，从千姿百态的、普普通通的平常生活之中发现具有审美意义的事物。罗丹说：“所谓大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发现出美来。”
当生活中的人物、事件、情境或者是其他的因素打动了艺术家，进而艺术家对这一切有了强烈爱憎的感受或者具有独特感受时，就会产生或者引起创作的冲动。当他考虑如何把自己对生活的体验以及有关的思想情感用艺术的手段表现出来的时候，他的内心就进入了艺术构思的状态。艺术构思是艺术创作的中心环节，是艺术家对生活原材料进行改造的一种复杂精神劳动。不经过艺术构思，生活就不能升华成艺术，就不能产生真正优秀的艺术品。艺术构思的任务，就是将生活素材在头脑中加工制作成为一种全新的、完整的艺术形象。
构成艺术作品的一切因素，都来自于生活，包括主题思想。高尔基说：“主题是由作者的经验中产生，由生活暗示给他的一种思想。”。“主题先行”是艺术创作最为重要的原则。艺术家进行创作构思的时候，最为关键的是要考虑表现什么样的生活内容，通过这些内容来表现什么样的思想情感，也就是要确定什么样的题材和主题思想。必须要指出，这种考虑的自觉程度是有差异的。主题思想是作品的灵魂，决定着题材的处理以及创作的其他方面。艺术构思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典型化的过程，关键在于创作艺术形象，但是，典型化的方法和要求对于不同的艺术样式和不同的题材是有差异的，不能强求一律。典型化的目标，就是要达到用个体的面貌来表现具有普遍意义的品格，达到概括化、个性化的统一。艺术构思的目的，就是创造典型的、完整的艺术形象。
三、不可板腐，不可沉泥
把通过观察社会与生活所获取的艺术想象，借助一定的技术手段和媒介材料变成具体可视、可触的艺术形象的过程，是一切艺术创作活动之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也是艺术活动的终极目标。创作就是一个生产的过程，没有创作实践就没有艺术，就没有艺术品的产生。创作就是要把孕育的想法、谋划的方案、突发的创意，借助于某种介质，采用一定的形式，通过一定的造型手段，予以表现出来。艺术创作的形式，不管是否有定则，一定是要因循某种传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生发创造。如何继承传统，是探讨、持续了很久的一个老话题，但是，这个话题历久弥新，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解读。
石涛虽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批判性地继承传统的艺术家，但“石涛是在艺术创作和艺术继承上反对因循守旧、泥古不化的主将，主张以造化为师，以自然为师，注重画家对山川自然的感受，注重对生活的体验与把握，更推崇对生活的发现，给陈腐守旧、死气沉沉的画坛带来了一股新鲜的生机和活力，开启了中国的绘画艺术追求自家面目、批判地继承传统以开拓创新的不二法门。”
学习传统，是艺术家获取创作技法、创作经验及积累、提高创作能力的必修课。所谓传统，就是前人审美经验、创作经验的程式化、规矩化。石涛认为，应该继承前人体验生活、把握自然、发现生活的方法和能力，应该师古人之心而不应师其迹，认为“师古人之迹，而不师其心，宜其不能一出头地也，冤哉!”他钦佩“古人之寄于笔墨，假道于山川，不化而应化，无为而有为，身不炫而名立，因有蒙养之功，生活之操，载之衰宇，已受于山川之质”。
学习传统的目的，不是为了变成传统，而是要继承传统，更是要创造新的传统，但是，往往大多数人会在学习传统的过程中限于传统的束缚之中。石涛认为成法束缚于人，世人被成法所障眼目，“规矩者，方圆之极则也；天地者，规矩之运行也。世知有规矩，而不知夫乾旋坤转之义，此天地之缚人于法，人之役法于蒙，虽攘先天后天之法，终不得其理之所存。所以，有是法不能了者，反为法障之也。”为成法所限，就如一叶障目而不知道天地是在永不停息地运转和变化着。
成法是前人创作经验的总结，是后人进入艺术殿堂的桥梁与工具，但是不要死守，“古者识之具也。化者识其具而弗为也。”，但必须对成法进行思量，在艺术实践中不为前人的经验所束缚才能有所创新。“具古以化，未见夫人也。尝撼其泥古不化者，是识拘之也。”石涛对那些泥古不化的人予以了讽刺，说他们“是我为某家役，非某家为我用也。纵逼似某家，亦食某家残羹耳，于我何有哉”，对这种拘泥传统成法的现象流露出了，几分遗憾。“凡事有经必有权，有法必有化。一知其经，即变其权；一知其法，即功于化。”刮任何事物，有规矩也有变通，知道了它的规矩，更要了解它的灵活性，不可墨守成规。对待传统和成法，“要不可板腐，不可沉泥，”不要“师古人之迹，而不师古人之心”，要师古而化之。在“运墨操笔之时，”不能有“峰皴之见”，不能有任何的条条框框，既不能受自然无限的羁绊，也不能受成法的约束。
石涛推崇“至人无法”，认为“至人”与天地精神独往来，于物无所待，于物无所限，于法又无所不用，举手投足尽在法中，“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无处不与法合，看起来好像是无法一样。其实不然，“非无法也”，实际上“法”依然存在。这种看起来并不存在的“法”即所谓“无法而法，乃为至法”。“无法之法”是石涛的艺术创作实践之总结，也是他的艺术主张，亦是他对待传统的态度。
作为艺术创作的主体，艺术家在创作时就是要不拘泥于任何成法，更不可陷入某种固定的程式，要敢于大破而大立，要抛弃一切束缚创作的精神枷锁，要无所顾忌，不要背任何思想包袱。在当下这个拥有高度创作自由、言论自由的时代更是如此。在创作时，只需要考虑内容与形式的协调、统一，即根据创作的主题和内容，选择合适的表现方法和语言，选择与之相宜的材料、手段和形式，其他的问题都可抛弃。
四、搜尽奇峰打草稿
艺术创作是在继承前人成功的创作经验、掌握传统的方法、技术以及在深入体验生活、获取生活经验、领受生活感悟的基础上进行的。艺术创作就是对生活的高度提炼。“艺术来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这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句话。体验生活就是要以生活为伍，以自然为师，这才能成为生活的代言人。《黄山》轴中的题跋就鲜明地表现了石涛的这一主张：“黄山是我师，我是黄山友。心期万类中，黄峰无不有。事实不可传，言亦难住口。何山不草木，根非土长而能寿；何水不高源，峰峰如线雷琴吼。知奇未是奇，能奇奇足首。”
石涛最光辉的论断就是“搜尽奇峰打草稿”，它彰显、揭示了艺术创作的真谛。他说：“此予五十年前……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于山川也，搜尽奇峰打草稿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所以终归之于大涤也。”脱胎于山川，为山川代言，是石涛美学思想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美学在清初之际得到发展的表现，而“搜尽奇峰打草稿”的以自然造化为师的创作原则，则将石涛的这种创作思想推到了极致。石涛在康熙三十一年(辛未，1691)二月旅居燕京时创作《搜尽奇峰打草稿》长卷。题云：“郭河阳论画，山有可望者、可游者、可居者。余日：江南江北，水陆平川，新沙古岸，是可居者。浅则赤壁苍横，湖桥断岸；深者林峦翠滴。瀑山悬争，是可游者。峰峰入云，飞岩堕日，山无凡土，石无长根，木不妄有，是可望者。今之游于笔墨者，总是名山大川，未览幽岔，独屋何居。出郭何曾百里，入室那容半年。交泛滥之酒杯，货簇新之古董。道眼未明，纵横习气安可辩焉。自之曰：此某家笔墨，此某家法派，犹有盲人之示盲人，丑妇之评丑妇尔，赏鉴云乎哉!不立一法，是吾宗也!不舍一法，是吾旨也，学者知之乎?”他认为习“某家笔墨”，宗“某家法派”，无异于盲人示盲人，丑妇评丑妇。
石涛的论断“搜尽奇峰打草稿”，提出了生活原型被提炼、转换成艺术形象的概念。艺术不是对自然客观世界的忠实摹写，更不是对五彩生活的翻版。步石涛后尘的郑板桥，在一则题跋中写道：“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也，定则也；趣在法外者，画机也。独画云乎哉!”
在这里，郑板桥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艺术创作原则：一个是对客观物象的提炼取舍。这段画论展示了从认识生活到表现生活的全过程，即从“自然之竹”到“眼中之竹”、“胸中之竹”，再到“手中之竹”的转化过程。“自然之竹”是客观存在的对象；“眼中之竹”是通过视觉反映于艺术家脑际的印象；“胸中之竹”则是经过思维，对获取的印象加以去粗取精、提炼概括而构成的艺术意象；“手中之竹”即是将艺术意象运用创作技巧加以表现出来的艺术形象。一个是“意在笔先”，是说艺术构思是艺术创作的前奏，没有构思就不可能进行艺术创作。郑板桥还说过：“文与可画竹，胸有成竹；郑板桥画竹，胸无成竹。浓淡疏密，短长肥瘦，随手写去，自尔成局，其神理具足也。藐兹后学，何敢妄拟前贤。然有成竹无成竹，其实是一个道理。”文与可的“胸有成竹”，是“渭川千亩在胸中也”，是对自然物象的深入观察而烂熟于心。郑板桥的“胸无成竹”，是因为他掌握了大自然的变化规律以及运行的规律，由“成竹在胸”而升华到了“胸无成竹”的至高境界，说明郑板桥已经挣脱了自然物象的羁绊，达到了一种随心所欲的自由创作状态，郑板桥自身已经“化竹”了。形象思维要运用想象，是因为创作必须设身处地体验自己的表现对象。艺术家要融入角色，要进入角色，要“入戏”，走进角色的精神世界之中，达到“我就是角色”的“忘我”境界。艺术家在创作之时，总是要身临其境，仿佛生活在自己所要表现的情景之中，要在思维活动中充满感情。艺术家要被创作的角色所感动，为描写的景色所陶醉，为刻画对象的恶劣行为而忿忿不平，要在创作之中体现出鲜明的爱憎情感。
五、远尘脱俗
从事艺术创作的目的是什么?这个“为什么而战”的问题极为重要。艺术创作不应该以博取名誉、获得荣耀、追求物质利益为目的，这个高尚的活动之中不应该夹杂世俗的习气，但是，艺术品的市场化已经成为了当下的时尚，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那么，当下的艺术家是否就应该随波逐流，为了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去从事创作呢?我以为不可，这至少不是最终目的。其实艺术圈就是一个名利场。追名求利，是无可厚非的，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切莫以艺术作为争名夺利的手段，更不应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艺术创作的终极目标就是为社会的进步服务，为公众的情感服务，在满足社会、公众需求的同时实现自我的心理满足，把“小我”的情感与“大我”的情感紧密联系在一起。当然，满足自我的审美习惯，符合自我的情趣与爱好，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创作也有存在的必要。其实，明确创作的目的，就是艺术家要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定位，认清自己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方向。
这个问题，其实石涛在三百年前就已经做出了最好的解答。石涛认为，“远尘”“脱俗”是艺术创作追求意境的第一要义，能否远尘脱俗是高雅与低俗的分水岭。远离物质、财富、权力、功利、名利等欲望和一切尘俗杂念的纠缠、纷扰，脱去市井之气，才能在创作时充分自由、无所牵挂，没有任何拘束，作品自然产生超脱、自由的境界。石涛主张画家应“除愚去昧”以通智达清，应“摆脱俗气”以得明哲之界。他认为“愚者与俗同识。愚不蒙则智，俗不溅则清。俗因愚受，愚因蒙昧。故至人不能不达，不能不明。达则变，明则化。”如此，则“受事则无形，治形则无迹”，“愚去智生，俗除清至也。”
“诗化意境”是石涛的艺术创作所追求的目标。中国的造型艺术注重的是“写其生意”，讲究的是“形神兼备”，所追求的是“诗化意境”，就是通过对意象的塑造和对形神的抒发来创造一种诗化美学境界。这种境界就是意境，是中国绘画艺术所特有的美学概念。诗境是中国文化艺术所追求的最高境界，诗中有诗，文中有诗，画中有诗，乐中有诗，生活中莫不有诗。诗在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悠久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浪漫主义精神的一种具体表现，诗词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卓越代表，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浪漫的诗的国度。石涛“予拈诗意以为画意，未有景不随时者。满目云山，随时而变”，以诗为画，“写四时之景”，不仅要知道“风味不同，阴晴各异”，还要“审时度候为之”。如此说来，则“以此哦之，可知画即诗中意，诗非画里禅”，就是说反复吟咏诗句和观赏画作，方才豁然明白画中所写的是诗的深邃意境，而诗里所写的也正是画的神妙境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画外有诗，追求画外之旨趣应是艺术创作成熟的一种表现，也是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
石涛在《春江图》中题道：“书画非小道，世人形似耳。出笔混沌开，入拙聪明死。理尽法无尽，法尽理生矣。理法本无传，古人不得已。吾写此纸时，心入春江水。江花随我开，江水随我起。把卷望江楼，高呼日子美。一笑水云低，开图幻神髓。”在这段题跋之中，石涛表明了自己对书画之道即对艺术创作的高度重视，对“世人形似”这种庸俗观念的批评，以“出笔混沌开”表现了“一花一世界”的禅机，认为艺术创作就是在创作一个心中的理想世界。在创作之时，石涛摒弃了一切杂念，把自己的感情完全融入到了春江之水，心情随着江水的起伏、江花的翻滚而澎湃不已。
六、我之为我，自有我在
石涛特别强调艺术个性的张扬，主张艺术要有自己的面目，反对因循他人。他认为“某家皴点，可以立脚。非似某家山水，不能传久。某家清澹，可以立品。非似某家工巧，只足娱人”，这种做法“是我为某家役，非某家为我用也。纵逼似某家，亦食某家残羹耳”，更反对画坛中标榜师承流派的门户之见，坚持“我之为我，自有我在”。他还认为“古之须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肠。我自发我肺腑，揭我之须眉”，畅言“我于古何师而不化之有?”致力于开创自家面目，是石涛所极力提倡的。他又辩证地提出了“不立一法”和“不舍一法”的艺术主张。这是石涛追求艺术个性解放的直接成果。
追求创作自由，追求个性解放，追求艺术语言的个性化，追求艺术风格的个性化，是艺术家的艺术思想的终点，也是艺术实践的毕生追求目标，但是，这个目标太遥远，太高深，一般的艺术家是很难达到这个境界的。可人就是这样奇怪，越是高不可攀、遥不可及的目标，越是对无畏的人们充满了无穷无尽的诱惑。这也是艺术家们都在为之不懈拼搏、积极进取的主要原因。
独立自主的决策能力是作为合格的、真正的艺术家所必须具备的一项最重要的能力。艺术创作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和排他性，它要求艺术家要有足够的自信心，要有足够的自主能力，要有很强的主观意识，不为他人所左右，不为他念所牵制。如是，才能够坚持自己的创作方法，申明自己的艺术主张，创作出具有鲜明艺术个性的作品来。在具体的创作技法、表现形式、呈现语言方面都能够体现出艺术家一贯的个人风格，既能表现艺术家对自然物象的认识、理解程度以及对自然规律的把握程度，同时也能体现艺术家的艺术造诣之深与浅，技巧水平的高与低。
艺术水平的高低，能否充分体现艺术家的个人面目，取决于艺术家对创作主题所思考的“深度”、所把握的“高度”和所展现的“广度”。因为每个人思考问题的方法不同，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手段也不尽相同。这种差异，就是个性化的充分表现。艺术构思之时，需要无拘无束、无所羁绊，更需要大胆、充分地发挥想象力，创造一个尽可能广阔的想象空间。因为想得多，看得宽，想到了作品内容以外的东西，考虑到了主题背后的东西，所以在艺术创作时才能放得开，收得起。简单来说，“就事论事”的创作是泛泛之作，而“由此及彼”的创作才臻上乘，才有可能在“共性”的基础上突出“个性”。
七、结语
当代的艺术创作方法，逐步突破了单一化模式，呈现出多样性表现态势，消解了边界，向“泛化”“无序化”的方向发展。当代艺术创作是动态的，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也无法预知今后的艺术创作何去何从，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作为一个中国当代的本土艺术家，对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是不能忘怀的，对于本民族的艺术传统是不可能完全丢弃的，保持、延续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是当下本土艺术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石涛的精神对当下的意义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这个知识爆炸、信息爆炸的时代，在这个文化多元化、艺术多样化的时代，艺术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对自己有个清醒的认识，正确衡量自己的长短，要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要明确自己的追求目标与发展方向；其二，艺术家要深入地观察社会，悉心地体验生活，发现社会的发展规律和生活的本质；其三，艺术家要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要把自己的个人情感与社会公众的情感融为一体，要在创作之时融入自己的真情实感；其四，艺术家要以弘扬时代的主旋律为主要的创作方向，作品要符合时代的要求，顺应时代的潮流，奏出时代的最强音；其五，艺术家要在创作之中坚持自己一贯的创作风格，保持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力图形成自己鲜明的艺术个性。石涛留给后人的是一种文化精神，是一种生活状态，是一种思想境界，而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样式。当下的艺术家应该学习石涛的革新创造精神，抛开一切隔阂，打破一切壁垒，消除门户之见，真正做到无拘、无束、无碍，在艺术创作领域自由驰骋，任意所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