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喧嚣与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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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10年，中国收获了“世界工厂”的绰号，今天全世界约50%的微波炉、80%的节能灯、60%的手机……都产自中国，去年中国出口99.3亿双鞋，全世界每人穿一双还绰绰有余，目前制造业中有100多类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

而今年在出口制造业发达的浙江等地，老板纷纷跑路，高利贷案件层出不穷，实业大幅萎缩，如温州曾最引以为傲的打火机行业凋零殆尽。经历了无风无浪，闷声发财，中国制造业已经进入了一个内忧外患的躁动年代。

逃离的资本

今年4月初，温州市知名企业江南皮革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鹤突然失踪，之后几乎每月都有温州老板不动声色地跑路，事态一发不可收拾，9月份，温州市曾有一天跑9个老板的纪录。至今，温州老板共跑掉了多少个，被关得密不透风。在10月初，记者曾走访温州，当时跑路者基本都是制造企业老板，有90多个，当然这只包括当地知名企业，溜之大吉的小企业主难以计数，甚至有几个企业老板跳楼自杀，被拖欠工资的工人结队在街上高举“还我血汗钱”的招牌游行。

跑路潮迅速在附近的台州市、丽水市蔓延，在这前后，江苏、福建等地也出现多起类似事件。总理10月初来到温州，督促当地政府拯救危机。政府干预之下，温州的危机暂时得以缓解，但就温州市政府救市措施而言，只能是扬汤止沸。

危机的本质是实业无利可图，许多民企不再往自己原先的主业砸钱，转向放高利贷，这些资金利率多远高4倍于银行基准利率，以目前一般制造企业的利润最多只能用于应急，而且基本都要求月月付利息，所以，绝大多数高利贷没有流入实业，而是用于炒房，炒矿，炒股和赌博等高风险高利润行业。今年国家大力调控房产和矿业，不少资金失手，而这种传销式的组织结构，导致死一个就倒一串，本地不少运作正常的企业，都被拉下水。

民间借贷是今年最热闹的金融地带，但并不是今年才露头角，2008年后，以制造企业为主力的热钱就已暗流汹涌。宁波嘉乐集团董事长严厚国表示，金融危机后，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人民币升值、欧美反倾销等在一点点地勒紧中小企业的脖子，现在如他这样中等规模的服装企业几乎难以存活。“2008年上半年企业利润在7%上下，现在已在3%以下。许多同行朋友在2009年就转行成立投资公司，轻松自在，不像做实业很多需要操心的地方。”他一度也曾有此念头。

温州打火机行业的发展路径颇能印证严厚国之说，据当地烟具协会资料，温州打火机企业曾有3000多家，金融危机前后还有500多家，如今仅剩117家，一半以上的公司处于歇业半歇业状态。

2009年，房价高飘，去年农产品和收藏品被炒得“鸡犬升天”，2008年和2010年，两波全民PE，一边是洪浪滔天的高利贷，一边是缺钱的企业和萎缩的实业，金融危机后，浮躁和骚动一直笼罩国内制造业。

微弱之光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在温州危机时，曾有一言“留住民资要靠利润说话”点到要害，只有加工企业升级产业，催生新的利润点，就不怕引不来凤凰。

但从金融危机后就喊出来的促进产业升级，实际效果甚微。目前稍有实力的制造企业多在努力转行，将触角伸向房地产、新能源、生物制药等领域。近两年，另一个新景象是，众多中小制造企业也开始进入地产，“只要跳一跳能摘到桃子的，都在拼命跳。” 佛山某灯具企业老总周晓华表示，尽管去年出台了“新国十条”，今年初，本地某陶瓷企业还是砸3亿多买地，如佛山市三水区本土40家地产企业，10家由制造业转来只做地产，其余的都是制造业旗下的公司，“有些项目单个小企业拿不下来，就联手买地。”

其实，整体制造企业多元化路线仍被投机思维左右，业务基本集中在上述几大块，房地产利润高，是块“唐僧肉”，新能源和生物制药则是政府财税重点扶植行业，政策指挥棒所到之处，相关行业一夜而起。近几年，光伏产业受到国家优惠政策刺激，发展迅猛，但目前产能严重过剩。

今年10月，国内光伏企业有1/3处在停产和半停产状态，50家企业出局。11月份，美国对中国光伏开展“双反”（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使行业雪上加霜。江浙是我国光伏企业最大聚集地，成为美国“双反”最大的受害者。

在这个时候，国家政策以及改革引导对制造业发展更显得举足轻重。

迫在眉睫

时至今日，中国制造业整体仍处于国际产业链的末端，以加工制造业为主，自主出口品牌薄弱，依然是生产一个芭比娃娃得几毛美元加工费，在美国贴牌后卖到10多美元，而所不同的是，企业低成本时代一去不回头，而反倾销将变本加厉，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

经济学家周其仁曾说中国后有10亿国际追兵。近几年，越南、印度等国照搬中国模式，以更低的成本和价格挤压中国，制造业可谓内忧外患，许多问题在这静动因素变化之间被激化。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劳工意识的增强，人工成本已成为企业最难应付的题目。

而我国制造业的另一端，装备制造业发展缓慢，大批关键零件和技术依赖进口，如我国是世界第一大机床生产国，但2002年至今，我国一直是机床第一大进口国，中高端机床主要靠进口，去年我国机床产品贸易逆差80多亿美元。又如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电子制造产业基地，手机和个人电脑产量全球第一，但集成电路芯片80％依靠进口。而相关比例数据，自2005年前后至今，都未有太大的波动。

实际上，国家在“十五”期间就提出了产业升级，2006年，国务院还振兴装备制造业的相关文件，但直到现在政府推动产业升级的思路并不明晰。以新能源光伏产业为例，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高梁表示，该行业完全被推入了传统制造业的老路，80%以上的原料进口，组装后，95%的产品出口，“这根本不叫产业升级，背后隐含着政府的重心依然在招商引资而非产业升级。”一直以来，各级政府主要以GDP增长为官员政绩指标，企业做技术创新等产业升级不仅周期长，风险大，而且是典型的“前任栽树后任乘凉”。相比之下，通过招商引资，上新项目，更能大幅度拉动GDP。高梁认为，尽管比较困难，但产业升级首先应由中央级政府在观念上协调一致，真正使政策惠及产业升级。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同样认为推动产业升级是个大工程，他表示，目前我国制造业已到非做实做精不可的阶段，国家“零零散散的财税敲敲打打”难起作用。制造业的问题不在其本身，需要国家进行全方位的制度改革。在金融领域，打破银行独霸局面，放松新股审批制度，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在税收方面，目前中小企业重复计征的情况非常明显，国家能不能释放一点？打破石油、通信等诸多行政垄断，降低全体用户成本。

周其仁与金碚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人工等要素上升，而如果企业组织生产成本和人员素质能够相应对冲，中国制造依然有机会与越南、印度对抗，一拖再拖的相关制度改革何时再启动成为决胜未来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