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秦印的认识及秦印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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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印很早就进入古印收藏家的视线，但在清末以前，藏家们对秦印的认识还是近乎空白。秦印由于传世较多，近年出土也不在少数，随着秦印收藏、研究的发展，今天对秦印的认识越渐清晰。如过去一大批施田字格的官印，由于没有确切证据，只好放人汉初印中，现在看来，其中绝大部分应是秦印。而故宫博物院藏的一方“濮丘左尉”印，长期被认为是秦官印标准品，然比照新近出土的秦封泥后，则宜归为汉初印。
我国不少博物馆藏有秦印，古铜印谱著录秦印者亦多，它们中除少数出土品外，均是历代收藏家千方百计保存下来的珍贵文化遗产。虽然秦印很早就进入古印收藏家的视线，但学界对秦印的认识过程却是相当漫长的。清中期以前的古铜印谱，从未有人把秦印与其他印章分开，直到清朝末年，大收藏家陈介祺编辑的《十钟山房印举》，才有一名为《周秦印》的栏目，收进一批有别于战国私玺和典型汉私印的印章，陈氏认定它们比古玺晚，比汉印早，虽不敢直接称之为秦私印，然其断代，无疑是古印研究的一大突破。概括秦私印特征的第一人是罗振玉，罗氏在《赫连泉馆古印存》自序中说：“秦人印大小同于周，有半方印，皆白文，刻划以成之，其书体与传世权量铭同。”此说虽只谈及半方印，但其对部分秦私印形态、篆刻手法、文字特征的认知，却是相当准确的。
陈、罗二氏对秦印的认识还仅限于秦私印，多年以后，罗福颐先生才尝试秦汉宫印的断代，并首次区分出部分秦官印。他在《古玺印概论》中说：“据所见之秦官印，皆凿款白文。一般约2～3厘米见方，有的略长一些，也有2厘米见方的，可见当时的官印制度不很严格。秦印文字有自然风趣，整齐而不呆板，有类秦权量、诏版的书法。方印多加田字格，半通印(长方印)多加日字格。”并在该书收录了秦官印7种。20世纪80年代先生在主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时从数以千计的秦汉官印中摘选出43方定为秦官印，并在卷首按语中说：“左官印四十三方，从其具有田字格。并多凿印为标识，故定为秦。虽未必全当，殆可得其大半。”在印谱中，把秦官印与汉官印明确区分此是第一次，而罗先生指出秦官印有田字格，刻凿，印文类秦权量文字，风格自然风趣等，在当时是对秦官印特征最全面的概括，对后人的研究有指导意义。
近年，秦官印研究有突破性的发展。1990年香港中文大学的王人聪先生《秦官印考述》，文章对传世秦官印实物及印谱中著录的秦官印进行了全面的审视，以考证的六十五方秦官印为据，对秦官印特征进行了新的更为全面的概括。1995～1996年陕西西安北郊相家巷陆续出土4000余枚秦官印封泥，数量多，所涉及的秦代官署也相当广泛，它的出土及陆续发表，为秦官印提供了一大批绝好的标准品，人们对秦官印的认识就更加清晰了，过去一大批施田字格的官印，由于没有确切证据，只好放入汉初印中，现在看来，其中绝大部分也应是秦官印。
秦官印多鼻纽，间有环纽，过去认为是汉初印的批印面施田字界格的蛇纽印，实际上也是秦官印(图1)。印体多2～3厘米见方，也有略作长方状。背平，也有略隆的。方印印面多田宇界格，然也有施直线，或不施界格的。印面多四字，个别则有三字或多字。印文有右起直读(图2)，右起横读(图3)，右起交叉读(图4)、左起交叉读(图5)等，诚如罗福颐先生所言，“当时的官印制度不很严格”。秦官印文字多是很正规的标准秦篆，也有略显随意，如权量文字的。然不论如何变化，其字构，甚至点画，也与其他秦文毫无二至。由于秦代时间很短，所以我们目前认为属秦的官印有个别免不了是战国或汉早期印，如故宫博物院藏的“右褐府印”(图6)，其府字“人”旁与一般秦字的人旁不类，其“印”字上部爪旁反书，也与秦印的印字不同，这方印的时代可能早至战国秦。再如故宫博物院藏的另一方印“丘左尉”(图7)，长期被认为是秦官印标准品，然比照新近出土的秦封泥“废丘”、“废丘丞印“，地名“废丘”没有假作“丘”的，因而可以认定此非秦印。在官印中把地名“废丘”，写作“丘”是汉朝人所为。秦“废丘”，汉高祖三年更名“槐里”。废丘之名在汉仅用了三年，“丘左尉”为汉一至三年印应无疑问。
秦私印传世较多，近年出土也不在少数。印体多样，有方、长方、椭圆，更有圆如秤铊者：印背多有台如坛，习称坛纽。秦私印文字风格多与官印文字相近，李骋(图8)、张隗(图9)、中精外诚(图10)，均属相当标准的秦篆；赵相如印(图11)的“如”，“民乐”印(图12)之“民”，“杨独利”印(图13)三字，字构上已多艺术的变化，然此类印文的篆刻，并不是如同某些权量文字一样随意刻凿，而篆刻者经深思熟虑后而为之，故能给人予视觉的享受。秦篆有官方颁布的正体字，这种文字到了民间，就有了风格各异的变化。后者多蕴藏于官私印章、诏版、权量之中，其中秦印文字数量之大，变化之多，又非其他秦文能比。所以，要了解、研习秦篆，绝不可不读秦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