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迪·查耶夫斯基:好莱坞的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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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阿德勒曾说过：“一个人的自卑感越强烈，他的征服欲就越强，内心就越不可能获得宁静。”这句话放在帕迪・查耶夫斯基身上再合适不过了。他脾气暴躁，盛气凌人，在好莱坞有“王爷”的称号；然而这种自大却源于他对外表的自卑和深切的不安全感。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他狂热地工作，以一己之力独揽三次奥斯卡最佳剧本奖。电影史学家大卫・汤姆森甚至称他的《电视台风云》是史上最伟大的电影剧本。但这并不能让帕迪满足，他被野心折磨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尽力了，我真的已经尽力了。”与其说是想告诉别人，倒不如说是在说服自己。

成长

帕迪1923年出生于纽约一个典型的犹太人家中，父亲乐观、缺乏上进心，母亲则雄心勃勃，想要的东西就一定能得到，得不到的就让儿子得到。犹太民族热爱书籍，她也不例外，总是一边做饭一边捧着《安娜・卡列尼娜》，所以小时候的帕迪每天的任站褪桥吭诖疤ㄉ铣甯绺缑谴蠛埃骸拔梗伙计们，菜已经糊了，进来吃饭吧。”妈妈鼓励帕迪读书，但不许他读童话，而是和他一起阅读现实主义小说。她只喜欢那种教人如何直面生活的艺术，这一点对帕迪影响至深，他的作品都具有批判现实的色彩。

小帕迪一直顺风顺水。他成绩优异，词汇量巨大，不管谈论什么话题，都能像机关枪一样说个不停，让同学们惊叹不已。老师喜欢，同学崇拜，家人疼爱，啊，美好的童年！――却养育了脆弱的心灵。

帕迪在同学中个头最矮，为了长高，他多吃饭，多锻炼身体，果然长了，不过是横着长。美国的高中生毕业前都会举行舞会，帕迪为这件事花了很多心思：舞会那天，他穿上妈妈买的新衬衫、新鞋子和熨好的西服，借了爸爸的纯金袖扣，又练习如何绅士地鞠躬。鼓捣了好一阵子，跑到学校时已经是第二支曲子，意味着轮到女生邀请男生了。帕迪紧张地站在角落里，看到周围的男生被羞答答的女孩挑走。这时有三个女生向他走过来了，他摒住呼吸。其中一个指指他，问另一个女生：“他怎么样？”人家回答：“这个，算了吧。”

日后，帕迪常常向儿子回忆起这件事，讲述他是如何逃离现场，在地铁站想象跳下铁轨自杀的情景。他性情大变，常常做噩梦，变得不爱说话。也就在这时，他发现了“止痛”的良药：写作。他把一切烦恼都倾诉到纸上。不久之后，帕迪就完成了一次否定之否定，重新振作起来。他学会了在别人拒绝自己之前先拒绝别人，以坚强、骄傲的姿态面对世界。在学校里，他总是穿着毛线背心，大摇大摆地走着，就跟他才是校长似的。他染上了拿破仑情结：越是矮小，就越想征服世界。但伤疤犹在，而且伴随他一生。

1943年，20岁的帕迪从纽约市立学院毕业。“二战”正打得白热化，他被征兵入伍。帕迪在军中的着装相当“非主流”：衬衣从不扎进裤子里面，总有一条裤腿没有塞进靴子。由于他会说德语，长官让他负责审讯战俘，指示说如果战俘不开口就不许他们上厕所。心软的他违背了军令，长官生气地把他派到侦察连，负责在大部队之前勘察有无地雷和狙击手，并回来汇报――如果能活着回来的话。在侦察时，他跑到树林里去方便，结果踩了地雷，把屁股炸开了花。在医院里，他的风趣和幽默引起了一位长官的注意，把他调进了特殊部队，负责战争宣传和娱乐活动。这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同一批入伍的战友们大都在进攻柏林的战役中牺牲了。

1945年“二战”结束后，帕迪回到了纽约。像《君子好逑》中的主人公一样，陷入迷惘的他不知道该干些什么，只能将就着在叔叔的印刷店里当一名普通工人。帕迪在一次送纸的途中遇上了成为导演的战友，战友推荐他到好莱坞当电影编剧。他同意了，带着一部写好的剧本飞往美国西海岸。

彼时的好莱坞尚处于大制片厂时期，编剧的地位比秘书还低。主管们拒绝剧本带有作家的个人色彩，坚持要以流水线的方式进行生产：有人负责故事，有人负责结构，有人润色对话。举例而言，一部《古庙战茄声》居然有11个编剧！帕迪在无意中发现自己的剧本正在经过同行的润色，不禁大发雷霆，他跑到制片人的办公室里大喊大叫，然后撂下狠话就飞回了纽约。

《君子好逑》

20世纪50年代在媒体发展史上被称作“电视的黄金时代”，拥有电视机的家庭属于中上阶层，电视台也很少；电视观众不如电影的多，但其节目质量却高于电影――与今天正好相反。电视的风格比较高雅，每天滚动播出的是莫扎特和瓦格纳的音乐。一部电视剧只有一两集，制作难度大，像舞台剧一样现场直播，演员为了节省时间不得不套三件衣服，在换幕时直接脱下来以节省时间。在剧本方面，由于好莱坞视电视为竞争对手，所以拒绝将剧本的版权卖给电视台，在这种情况下，电视台就不得不想办法吸引和培养自己的作家。

黄金时代的电视剧非常严肃。制片人提倡的节目都是话题性的，先提出一个社会问题，比如酗酒、离婚甚至人生的意义，然后编剧去写一个剧，以此来帮助人们反思生活。这种模式很快就被消费主义打破了，赞助商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人们在看电视时进行反思，他们希望观众在轻松娱乐的过程中接受他们的广告，在关上电视之后能去购买产品。这最终导致了电视从神坛上跌落下来。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帕迪进入NBC电视台时恰逢黄金时代。电视编剧工资低，但地位非常高，他们不仅可以独创剧本，而且可以参与演员的选角，并且在片场盯着。在写作了《假日之歌》等练笔之作后，帕迪推出了具有自传色彩的《君子好逑》（1955），大获成功，它被视为美国电视史上的巅峰之作。

联艺制片厂的制片人哈罗德・赫科特看了《君子好逑》之后非常感动，提出要翻拍为电影。帕迪同意了，但条件是他参与选择导演和演员。这是他第一次逾越编剧的权力，以后他的权力越来越大。

帕迪在原来的基础上把《君子好逑》扩写为90分钟。它与好莱坞的爱情片完全不同，讲的是两个相貌普通甚至有点丑的人的爱情故事：屠夫马蒂长得又矮又胖，虽然勤劳善良，但没有姑娘能看上他。所有的亲戚都在唠叨他为什么还不结婚。在绝望中，他去参加了一次相亲舞会，仍旧没人跟他跳舞。舞会上有个长相平平的大龄女教师克拉拉被约会对象抛弃，跑到阳台上哭泣。为了帮克拉拉挽回自尊心，马蒂假装不知道她被人抛弃，并请她跳舞。两颗孤独的心灵因经历相似而互生好感，约好第二天再见。但马蒂的亲戚朋友们却阻挠他，母亲担心自己会孤独终老，朋友们则不停地说克拉拉长得丑。马蒂在痛苦中犹豫不决，直到最后一刻对朋友爆发：“你不喜欢她，我妈不喜欢她。没错，她长得丑，我又矮又胖。那又怎么样？我只知道我们昨天在一起很开心……如果我们能一起度过更多的开心时光，我就会跪下来求她嫁给我。”影片结束时，他拿起电话，打给了正在落泪的克拉拉。

说来好笑，联艺一开始就打算毙掉这部电影，之所以会拍摄是为了骗税：小成本制作之后，上映几天就撤下来，对外声称票房惨败，少报公司的总收入。而且公司上层本来就看制片人哈罗德・赫科特不顺眼，想除之而后快。但内部试映时他们改变了主意，这部感人至深的电影令在场者热泪盈眶。以硬汉形象著称的明星兼制片人博特・兰开斯特在看完之后扯着赫科特的领子把他举了起来，吼道：“为什么不往下拍？”赫科特吓得直哆嗦：“导演和编剧不让。”

《君子好逑》没有明星，没有钱拍彩色片，只能拍成黑白片，因而评论家们一致认为它获奖的可能性极小。结果《君子好逑》成为当年的黑马。它让美国在戛纳国际电影节第一次获得金棕榈奖，而且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剧本等四个奖项，还在1959年美苏关系解冻时被选为第一部文化交流的电影。《君子好逑》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触动了多数人内心深处脆弱而温柔的一根弦。

《医生故事》 《君子好逑》电影海报

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尼克告诫盖茨比：“你不可能重复过去。”盖茨比回答：“不能？我当然能。”然而，盖茨比重建辉煌的尝试还是以失败告终。有很长一段时间，帕迪也被菲茨杰拉德的“美国人的生活中没有第二幕”的格言诅咒着。他写了电影剧本《单身汉派对》《红颜泪》《艾米莉的美国化》，还携《午夜》《第十个人》《基甸》进军百老汇，但结果不尽如人意。“帕迪证明了自己不是契诃夫。”评论家幸灾乐祸地暗示他没有剧作家的才能。帕迪陷入了人生的低谷，整夜整夜地失眠，在客厅里喝酒抽烟，愁绪满怀。

帕迪的婚姻也M入了困境。他在一穷二白的时候遇上了苏珊・萨克拉，两个人情投意合，很快成婚。帕迪向她许诺：给他半年时间尝试写作，如果失败，他就去卖鞋油为生。苏珊给了他3年，他才终获成功。伴随着成就而来的是更大的雄心。帕迪并无生活上的恶习，但他是个工作狂，常常忽视妻子和儿子。苏珊本来就有精神问题，这种忽视使她的癔症加剧，患上了社交恐惧。为了出一次门，她要提前打扮上一个星期；有时终于出门了，又待在车里不肯出来。一旦歇斯底里发作便大声尖叫。最后心理疾病发展成病理性质，甚至有瘫痪的危险。

忧心忡忡的帕迪将妻子送入了医院，但医生们向他保证苏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她为什么总是疼得在地板上打滚？”气愤的帕迪决定写一个讽刺医院的剧本。当他完成的时候，讽刺剧却变成了黑色幽默剧：一位身体健康的病人进医院例行检查，结果被一群唯利是图、不负责任的医生莫名其妙地切除了一个肾并且损害了另一个。为了报复当事医生和护士，病人把他们打晕，然后跟将要动手术的病人掉包，这样医生和护士一个个被送上了手术台……

帕迪非常清楚自己剧本所具备的潜力，以此为筹码与制片厂交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控制权：对于演员和导演，他有选择和开除的权力；他不仅参与中期拍摄，而且参与后期剪辑。简而言之，他的权力凌驾于导演之上。

最终，帕迪以《医生故事》（1971）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他在奥斯卡典礼上发表获奖感言：“两年前有人说我已经江郎才尽。现在我又回来了。”

《电视台风云》

尽管帕迪已经叱咤好莱坞，但他发现自己的剧本反而在起家的地方――电视台――不吃香了。他告诉电视台想写一部关于更年期妇女的情绪问题和一部同性恋内心世界的剧本，人家告诉他没有哪个赞助商会支持这样的节目，现在流行的都是有枪有马有动作的西部片；人家还告诉他，如果非要写同性恋题材的话，可以写一对有同性恋倾向的马的西部片。

帕迪早就注意到了电视台从大众教育到大众娱乐的腐化。他把什么问题都归因于电视，当儿子感冒、长青春痘或拉肚子时，他就骂儿子是“电视看多了”。最令帕迪恼火的是新闻节目：“新闻让我们失去了对邪恶、残忍、谋杀和死亡的敏感，我们不再对受难者感到同情。这就是电视的问题所在：我们失去了惊讶的能力。”帕迪看到新闻就忍不住大喊：“老天，这些播音员怎么能受得了他们自己，整天播放这些破烂儿居然能不受影响？”为此，帕迪专门采访了电视台的朋友，问他新闻播音员有没有可能发疯。朋友回答：“怎么不会？我们每天都发疯。” 《医生故事》电影海报

《电视台风云》（1976）就围绕一个发疯的新闻播报员霍华德・比尔展开。他的新闻栏目由于收视率低而即将被电视台毙掉，步入老年的他破罐子破摔，在播报新闻时宣布他将在节目中开枪自杀，还大骂新闻节目全都是狗屎。由于他说出了人们的心里话，所以节目收视率飙升至全国第一，引发了一系列闹剧。帕迪借霍华德・比尔之口控诉了大众媒体对人思想的残害：“听我说，电视不是真理，电视只是个游乐场，电视是马戏团，是流动的杂技班子，是讲故事的、跳舞的、唱歌的、变戏法的、杂耍的、驯狮子的。我们的工作只是打发无聊……你永远也不会从我们这里得到真理，我们会告诉你你爱听的。我们说谎眼睛都不眨……你像电视里一样穿，一样吃，像电视里一样养孩子，甚至像电视里一样思考。这就是民众的疯狂，你们疯了你们知道吗？”

《电视台风云》成为帕迪一生中最伟大的成就，他所面对的问题也是我们时代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消费主义利用大众媒体对人的异化，让我们都成了“电视的孩子”。电视的威力如此强大，现代人根本意识不到它对思维方式的腐蚀――人们不再以文字来思考，而是像小孩一样以图像来思考，或者用图像来代替思考。娱乐至死是电视的标语。电视界称不知该杀了帕迪还是感谢帕迪，因为《电视台风云》构思了很多全新的娱乐节目，有评论家称帕迪提前20年就预言到了真人秀的出现。

在《电视台风云》的制造过程中，帕迪的完美主义达到令人发疯的程度。他不仅插手拍摄的细节，甚至连片场的停车位都得由他分配。当电影在纽约上映时，他亲自到所有的电影院去视察，保证放映机的镜头上没有灰尘。在这样死钻牛角尖的精神下，《电视台风云》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等四项大奖。

《变形博士》

作品如人。帕迪喜欢说话，该他说的时候说，该别人说的时候他也说，只不过声音小一点而已。他很吵，坐在汽车副驾驶上，到了十字路口就激动地大喊：“红灯！红灯！”他的剧本也充满了喋喋不休的对话和独白。帕迪说起话来像怒吼，吼叫起来像尖叫。相应的，他的每个剧本都有大发脾气的主人公，《电视台风云》中比尔的“我快气疯了，我再也忍不下去了”甚至被选入美国电影学院100句经典台词中。因为语言色彩过强，所以他的电影被称作“编剧电影”，而非“导演电影”――除了《变形博士》（1981）。

帕迪用3年时间写出《变形博士》的剧本，讲的是生物学家杰瑟普对科学真理过度着迷，抛弃了妻子和孩子，当生物实验导致他开始基因退化时，他方才醒悟，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没有终极的真理。为了搜集资料，帕迪去了近10所大学，采访了无数的科学权威，准备了8个版本的结尾。过度的劳作使他心力交瘁，第一次经历心脏病发作。

帕迪出品，必是精品。哥伦比亚制片厂向帕迪开出的条件令人瞠目：以100万美元买下剧本的“首读权”，也就是说，哥伦比亚可以抢在其他制片厂之前先读剧本，如果不想拍摄，就得把剧本还给帕迪，100万仍由帕迪留着。此外帕迪还有票房分红，有权选择和开除导演、演员，全程参与拍摄。帕迪选择了阿瑟・潘恩做导演，但不满意，随后将其开除，在制片人哥特弗里德的推荐下选择了英国导演肯・罗素，因为他擅长处理视觉效果――但这是个灾难性的选择。

肯・罗素，电影史上绕不开的大人物，他胆子大、独树一帜，以华丽古怪的风格和令人神魂颠倒的影像闻名。此外，他拥护“电影导演作者论”，即一种认为导演是电影的唯一作者的极端理论。编剧在他手下很吃亏，有时连署名权都没有，因而罗素对帕迪有如此大的权力十分震惊。但他并不愿放弃这次执导，因为这是进军好莱坞的好机会。当他对妻子抱怨说帕迪有些自大时，妻子回答：“那你俩应该很对脾气。”

让人“佩服”的是，罗素能够假装自己不是“导演作者论”的拥护者――在签约之前他显得十分温顺、谦逊，在签定之后便放心大胆地施展拳脚了。罗素铁了心要把帕迪从团队中挤对出去，在这场战争中，帕迪扮演了暴躁的军人，而罗素则是老谋深算的政客。

演员第一次通读剧本时，帕迪听完后评论：“念得很完美。肯，你的意见呢？”罗素轻蔑地说：“既然已经完美了，还要什么？”帕迪没想到罗素对他有如此的恶意，他握紧了拳头，眼睛圆睁，浑身哆嗦着破口大骂，但很快又平静下来。罗素锲而不舍，在片场不断挑剧本的毛病，讥讽帕迪的写作能力。问题就在这个地方：罗素自大，他是真的自大；帕迪的自大只是一种假象、一个面具，他拥有大多数作家都有的那种自卑感，对作品并无绝对的自信。为了强调图像的作用高于对话，罗素让演员们一边喝酒、吃三明治，一边含糊地咕哝出帕迪的台词：“佛教中没有上帝。有的是自我、个人的思想，在其中包含了不朽和终极真理。”这种画面不仅不可信，甚至十分可笑。愤怒的帕迪想开除罗素，但已经来不及了，开支已经超出了预算。在一次大吵之后，罗素达到了目的：帕迪离开好莱坞，回纽约去了。 《变形博士》电影海报

但罗素并未大获全胜。帕迪对剧本有绝对的控制权，罗素连一个“哈喽”或“嗯”都没法加。在纽约，制片厂按帕迪的要求把每天的样片寄给他，帕迪边看边气得哆嗦，对朋友艾迪・怀特说：“你看看，他们这是弄的什么玩意儿？艾迪，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然后打通制片人的电话开始大骂，一骂就是两个小时。艾迪劝他：“帕迪，别这样，放手吧，只是一部电影罢了。”帕迪已经失去了理智，启动了自我毁灭程序，违背医生的劝告，开始胡吃海塞……

《变形博士》最终成为一部肯・罗素风格的电影，不过，这也是唯一一部他没法在开头添加“肯・罗素作品”的电影。

结束

帕迪开始意识到“自卑――自大”的两极分化所导致的人格分裂了。他开始跟自己做斗争，努力压制自己的暴躁，对家人和朋友变得温和了。内心趋于平和的帕迪定下了5个剧本的写作计划，然而他却得了癌症。

帕迪态度乐观，在病中一直跟朋友开玩笑。他拒绝动手术，坚持认为医生会像《医生故事》中那样谋杀他。他仍然脾气倔强，即使在昏迷中也不断地要拔掉吊瓶的针头。帕迪于1981年去世，享年58岁。在葬礼上，导演鲍勃・福斯说：“帕迪和我有个约定：谁先去了那边，另一个人就得围着他的棺材跳舞，来取笑死神。”福斯跳了一段舞，然后趴在棺材上哭了起来。

编剧赫伯・加德纳这样说：“帕迪如果不死的话，会跟西方文明再战斗15个回合。”好莱坞的编剧们一般视工作为手艺，最明智的做法是拿了钱快跑。帕迪将编剧视为真正的艺术，是批判社会的武器，可以攻舾和非人性。在以制片人和导演为中心的电影体制中，他是个独一无二的反叛者，正如导演阿瑟・希勒所言，“人们经常问我：你居然跟帕迪合作了两部电影，怎么能受得了他？我的回答是：当天才开口时，我必须聆听。帕迪是我遇到的唯一的天才，他超越我们所有人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