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为了,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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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晚召开的中央经济会议”终于在上周开完了，会后的新闻公报以及众多官方媒体参与的评论和解读，除了让公众更加不明白明年的经济形势外，还让公众切实理解了“中央”真的非常为难。

为难之处在于，一对一对的矛盾看上去都很难化解，其激烈程度有增无减。

先看物价和经济增长。

当物价上涨的压力难以承受时，中央就会通过收紧货币打压，伴随的就会是经济增速下滑。但关键的问题不在于二者之间这样的一个矛盾关系，因为这对关系是广泛存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在其他经济体中。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如此紧张――物价稍高一点不行，经济增速稍低一点也不行，这是非常令人疑惑的，以至于人们隐约发现中央“非常为难”地寻求着那个极其“尖端的平衡点”。由于那个“点”的掌握实在是个太高的要求，人们的信心也就难以建立起来。

再来看投资与消费。

一个经济体的产出和增长（也就是GDP和它的增长）基本上是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带来的。简单说，消费性需求就是指终极产品和服务的享用；而投资性需求就是为生产消费需求的终极产品和服务所进行的生产准备，当然，投资中间既包括由生产者直接用于生产所进行的准备，也包括政府所做的大量基础设施投入，这些投入会间接为生产进行准备。

这一对关系又如何成为矛盾了呢？现实情况是，中国的国人只会把自己收入中的一半不到用于现实需求的满足，而另外一半存在银行里。这种局面一方面使消费性需求创造的生产值不够高；另一方面会让资本大量存在，效益很低。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非常多，争议也很大，但对于各个时期的“中央”似乎更多考虑的还是如何在这样的局面下应对。它的办法很简单，既然老百姓不花钱，那么它就替老百姓花――国有企业大量使用了低利息成本的贷款，政府可以发行债务和政府平台贷款。

政府这样做带来的最恶劣的后果是效率低、收益差，甚至很多资本性的投入根本不产生效益。时间长了，人们就会从自己的生活中感受到这些低效益――这就像你是一个老板，雇了人干活，你支付了工资、他生产出的东西换回来的钱却少了。

“中央”看到了这样的问题，所以，它非常希望国人提高自己的消费率，这也就是“刺激内需”的由来。

但问题是，这个办法即使有效也是长期的；相反，如果主动收缩政府投资，GDP很快就会掉下来，而且政府投资可以带来的就业，以及政府官员在政府投资中所获收益的迅速减少却是立竿见影的。不但数字下来有问题，官员利益受损、以致反弹更是问题。

更妙的事情是，由于税收体制的存在，只要是进入生产流通中的钱一定又会以少则25%、多则45%的比例转移成为政府收入。

你可以这样理解，本来是借国民储蓄的钱用于生产和基础设施投入，但这些借款中的很大一部分“自然地”成为了政府家里的钱，既然政府拥有印制钞票的权力，它还给你的究竟是钱还是纸，就只能靠你自己理解了。

政府同时拥有征税和印制钞票的权力的特性，就成为了现代国家对政府开支、特别是生产性开支保持高度戒备的主要原因。不管你出于多么良好的愿望，公众也不愿意承担政府犯错的风险。

现代社会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人们之间、人们与政府之间不愿意用道德谈论事情，更多地愿意用责任、权力、利益几者之间的平衡谈论事情。

中国的“中央”非常为难，它不愿意和人民谈论平等和权利、责任的平衡。它一方面承担着无限责任、一方面享用着无限的权力。

中国的老百姓也很悲哀，他们一方面想推卸尽可能多的责任，一方面又想争得更大的权力。这其实就是摆在“中央”面前的又一对矛盾。国人希望生老病死的事情尽可能由政府包办，而自己保有挣钱享受的空间。

事实上，这样的想法让渡了很多权力，也让政府自然拥有了很大权力。是的，政府可以满足民众的要求，但它比民众更会享受生活。

当中央屡屡强调“民生”的话题时，它是说给政府官员们听的，它希望官员们能体谅中央的为难之处，让民众过得好些，与民众争得少些。其实，这个问题比起经济危机要重要和持久得多，只不过，经济繁荣时矛盾没那么紧张，经济衰退萧条时，更容易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