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英汉互译的文化可译性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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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英汉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应当在忠实原文内容的前提下， 分析对比英汉两种语言的文化内涵，采用归化译法、异化译法或补偿法等各种翻译方法，尽可能地拓展源语作品的文化可译性限度，尽可能地使译语作品达到与源语作品在文化内涵上的一致性。
可译性研究（translatability）一直是翻译研究的关键问题，指人们通过翻译，将一种语言（源语）用另外一种语言（译语）表达出来，实现不同语言使用者对同一个事物的理解；可译性研究探讨两个方面的内容：可译性（linguistic translatability）和不可译性（linguistic untranslatability）其关键在于译语表达能否准确而完整地再现源语表达，包含内容的表达和形式的表达[1]。
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认为：语言是自我的表达，也是文化的反映[2]。从宏观角度来看，英汉两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具有广泛的共性和相互渗透性，相当一部分文化信息可以在另一种语言表达中找到契合对应和平行对应的表达，是可译的。从微观角度来看，英汉语言使用者由于地理环境、历史发展和文明程度的差异而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民族文化。英汉两种语言文化内涵上的差异性决定了英汉翻译的文化可译性限度（cultural limits of translatability）[3]。文化可译性限度涉及源语与译语在文化上的差异，包括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社会历史等许多方面的内容[4]。文化的内涵和特征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受地理环境、生活习俗等影响，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而变化，而文化的差异性是由所从事的物质生活方式及所建立的社会组织形态的多样性造成的。由于各个国家的地理环境不同，文化起源不同，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模式与特征也各不相同，特别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均有很大的差异[5]。
笔者认为，在英汉互译的过程中，译者应当在忠实于原文内容的前提下，分析对比英汉两种语言的文化内涵，采用归化译法、异化译法或补偿法等各种翻译手法，尽可能地拓展源语作品的可译性限度，尽可能使译语作品达到与源语作品在语言形式和文化内涵上的一致性。其中，归化译法提倡用译语文化所有的表达方式，反对引入源语文化的表达方式，要求译者在译语中找到与原文内容对等或相似的表达方式，直接进行翻译；异化译法则主张保留源语文化特有的表达方式，把它输入到译语文化中去，也就是所谓的直译法，要求译者保持原文的语言风格，向译文读者介绍源语文化；补偿译法要求译者在归化译法的基础上，适当增加一些注释或补充一些信息，帮助读者理解可能因直译而难以理解的译文。笔者将通过实例分类阐述英汉互译中的文化可译性限度，探讨不可译性向可译性转化的翻译方法。
第一，受地理环境差异影响的可译性限度。中国在自然环境上属于封闭性的大陆型，几乎没有内海，辽阔的内陆远离海洋，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自给自足的农耕型社会，倾向于固守耕地[6]。于是，汉语有许多与农耕劳作有关的语言表达，比如：中国农民一般用牛来耕地，于是人们将辛勤劳作的人称之为“老黄牛”，将大口大口地喝水称之为“牛饮”，将固执己见、不懂变通的脾性称之为“牛脾气”；再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挥金如土”、“瑞雪兆丰年”，等等。西方在自然环境上属于开放性的海洋型，欧洲大陆实际上被地中海、黑海、波罗的海等内海所分割，古希腊和古罗马属于海洋-商业文明，远古时期，欧洲有许多游牧民族，随处迁徙，流动性大，西方社会呈现出海洋商业文明的开拓外向性[6]。于是，英语有许多与渔猎和航海有关的语言表达，比如：人们常常用与海洋动物相关的词来喻指人，“The best fish swims near the bottom.”（有价值的东西不会轻易得到。）“as close as an oyster”（口风很紧）、“to throw a sprat to catch a mackerel/whale”（小本赚大钱）、“between the devil and the deep blue sea”（进退维谷）。因此，在表达“豪饮”这一概念时，英语为“drink like a fish”，因为西方人认为鱼一刻也离不开水，用鱼来形容一个人喝得多最为贴切，而汉语为“牛饮”，因为牛来形容豪饮再恰当不过。
第二，受风俗习惯差异影响的可译性限度。出于相对保守的民族特性和几千年来的传统教育，中国社会的家庭观念比较浓厚，异常注重长幼辈分，在称谓表达上比较复杂，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亲戚关系都能再汉语中找到相应的名称，绝不能乱用，而相对开放的西方社会提倡以个人为中心，家庭观念相对淡薄，在称谓表达上极其简单，不但称谓没有清楚的区分，甚至连性别都不分[6]。比如，英语“cousin”一词，既可以指堂兄、堂弟、堂姐、堂妹，又可以指表兄、表弟、表姐、表妹。同样的，汉语里的“妯娌”和“连襟”在英语中没有对应的词，难以通过归化译法来翻译，但这并不是说类似这样的中国文化独有词就无法翻译了。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妯娌”是“哥哥的妻子和弟弟的妻子的合称”，“连襟”是“姐姐的丈夫和妹妹的丈夫之间的亲戚关系”，可以通过异化译法分别译为“women who are married to brothers”和“men who are married to sisters.”于是，“她们是妯娌”这句可以翻译成“They are married to brothers”，即只要稍加变通，把原来的名词译成结婚的状态；同样的，“他们是连襟”这句可以翻译成“They are married to sisters.”
第三，受宗教观念与文学传承差异影响的可译性限度，主要涉及反映英汉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宗教传说、寓言故事和经典文学作品，等等。
对于表达极度高兴的情绪，汉语有“快乐似神仙”一说，英语有“as merry as crickets”（快乐似蟋蟀）”，这在中国语言表达中是不可接受的。在传统汉文学作品《诗经》、《七月幽风》等中，“蟋蟀”是“忧伤，凄凉”的象征，在《诗经》中，蟋蟀的叫声被用来喻指年末农民悲惨生活的映衬。此后，蟋蟀几乎无一例外地以其凄苦悲凉的形象出现在汉文学中，如“独申且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宋玉《九辩》）[7]。自从莎士比亚在他的戏剧《亨利二世》中用过“as merry as crickets”（快乐似蟋蟀）之后，英语国家的人们就接受了这种比喻，并沿用至今。
对于源于历史事件、神话传说、文献名著的英汉翻译同样存在着可译性限度，于是，对于译文读者来说，“只知其意，不知其源”的不足往往通过补偿译法来尽可能地拓展源语的可译性限度。比如：在翻译《踏莎行》中“桃源望断无寻处”时，译者采用译为“Peach Blossom land ideal beyond the sight.”其脚注为：the Peach Blossom land was The Utopia for Chinese literati.再如：“Helen of Troy”可以翻译成“特洛伊的海伦”（注：源于《荷马史诗》中《伊利亚特》的希腊神话故事。传说美艳无比的希腊王后Helen（海伦）被特洛伊王子诱走，两国因此引发一场战争，结果希腊大胜特洛伊。正是由于海伦，使特洛伊遭到毁灭的悲剧。）。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人类交流的日益扩大和对文化认识的深化，在翻译研究中常常出现“昔日不可译者，今时或许可译”的情况。比如，“人曾为僧，人弗可以成佛。女卑是婢，女又何妨成奴”这首诗巧妙地将“僧”拆分为“人”、“曾”，“佛”拆分为“人”、“弗”，将“婢”拆分为“女”、“卑”，“奴”拆分为“女”、“又”，这种巧妙活用汉字字形的拆字法曾一度被翻译界认为是无法翻译成英语的，但是，许渊冲先生在1991年第5期《中国翻译》上刊载的译文却巧妙地解决了这一看似不可能完成的翻译难题，其译文如下：A Buddhist cannot bud into a Buddha.A Maiden may be made a housemaid.它不仅保留了原文的精义，而且巧妙地以“Buddhist”，“bud”和“Buddha”的形似关系，以及“maid”、“made”和“maiden”的音似关系代替源语的拆字手法，上下联句法对称，重音对等，长度相仿[8]。
综上所述，在英语和汉语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的影响下，英汉互译中存在着语言和文化的可译度限度。译者应当积极探索二者在深层意义上的对等，摆脱语言表层的约束，力求译语表达准确而完整地再现源语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表达，实现源语的可译性最大化。
参考文献：
[1]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12.
[2]孙致礼.新编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1211.
[3]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102.
[4]田庆芳.语言的不可译性与文化的不可译性比较[J].上海翻译，2007，（2）：48-49.
[5]王桂莲.文化差异与翻译的正确性[J].上海科技翻译，2004（1）.
[6]张春柏.2003.英汉汉语翻译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205.
[7]柯彩平.英汉动物词语在国俗语义上的镜像折射及其翻译[J].海外英语，2010（2）：110.
[8]左飙.论文化的可译性[J].上海科技翻译，1999（3）：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