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府珍藏的御赐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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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御赐印章”,是指在印面上出现“御赐”二字的印章,除此之外,印中所刻的印文也必须是皇帝亲颁之语。这种印章是孔府内具有鲜明特色的文物珍藏之一,它不仅是朝廷与孔府密切关系的佐证,也是皇帝与衍圣公密切关系的佐证。为了进一步了解御赐印章,我们以“钦承圣绪”和“诗书礼乐”两印为例,做一番具体的分析。
御赐“钦承圣绪”印,青田石质。印面正方形,上部篆刻阳文“御赐”二字;中部篆刻阴文“钦承圣绪”四字,四字以“田”字格均匀排列;印面左右竖刻两龙,龙身细长,四肢夸张,龙头伸向印面顶部与“御赐”二字相接;龙尾曲屈盘绕在印面下部,并有云朵相衬;印章右侧刻有隶书题款,文亦为“钦承圣绪”四字。
据《曲阜县志・通编》记载:清雍正三年“秋八月,阙里孔子庙兴工,赐衍圣公孔传铎‘钦承圣绪’额。”由此可知,“钦承圣绪”四字,原是清雍正皇帝胤G,在雍正三年(1725年)颁赐给孔子六十八代孙衍圣公孔传铎的匾额。
雍正皇帝胤G是一位尊孔崇儒的皇帝。早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十五岁的胤G就以王子的身份,随同几位哥哥参加了曲阜祭祀孔子大典。即位后,马上下诏追封孔子五代先祖王爵,他说:“至圣先师孔子,道冠古今,德参天地,树百王之模范,立万世之宗师,其为功于天下者至矣。而水源木本,积厚流光有开必先克昌厥后,则圣人之祖考,宜应崇厚之褒封。所以追溯前徽,不忘所自也。粤稽旧制,孔子之父叔梁纥于宋真宗时追封启圣公,自宋以后,历代遵循。而叔梁纥以上则向来未加封号,亦未奉祀祠庭。朕仰体皇考崇儒重道之盛心,敬修崇德报功之典礼,意欲追封五代,并享蒸尝,用伸景仰之诚,庶慰羹墙之慕。”(《曲阜县志・通编》)于是,在雍正元年(1723年)六月十二日,诏奉:孔子的五世先祖木金父为肇圣王,孔子的高祖祁父为裕圣王,孔子的曾祖防叔为诒圣王,孔子的祖父伯夏为昌圣王,孔子的父亲叔梁纥为启圣王。而且还立了专祠,享受与孔子一样的供奉。
雍正二年(1724年)六月,阙里孔庙因雷击起火,大成殿等孔庙主要建筑被烧成废墟。孔传铎向朝廷急奏,皇帝胤G闻奏后,大为震恐,进行了深深地思考:“朕惟孔子道高德厚,为万世师表,所以维世教立人极者,与天地同其悠久。朕临御以来,思极尊崇之典,用伸仰止之忱。今阙里圣庙被灾,岂朕尊师重道之心诚有未至欤?”(《曲阜县志・通编》)于是,他素服斋居,无庸更事,减膳撤乐,并亲诣国学文庙虔申祭奠,宣读告文,以展不安之心。同时决定,拨下帑银,重新修建阙里孔庙。
雍正三年(1725年)八月,阙里孔庙兴工。雍正皇帝胤G对修庙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下了一道谕令:“凡殿庑制度规模,以至祭祀仪物,皆令绘图呈览,朕亲为指授。”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胤G给衍圣公孔传铎亲自颁题了“钦承圣绪”的匾额,这无疑是对圣裔的莫大慰藉和鼓舞。
其时,雍正皇帝胤G颁给孔传铎的这块“钦承圣绪”匾额,还有另一层意义,也就是说,等于是在孔传铎头上戴上了一顶至荣至幸的贵冠。孔传铎对此自是心知肚明,于是,把匾额高高悬挂于孔府二堂之上,并刻以为印,以便在郑重场合和重大事宜中适时用印。
“钦承圣绪”这四个字,意义深刻。
这里的“钦”字,应当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指明这是皇帝所作出的决定;其二,应有敬重或敬仰的意思。如韩愈《孟生》诗中有:“我论徐方牧,好古天下钦。”又如《晋书・陶潜传》:“剌史王弘以元熙中临州,甚钦迟之。”
“承”,即接续、继承。如《后汉书・儒林传赞》:“斯文未陵,亦各有承。”柳宗元《封建论》中有:“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孙楚《为石仲容与孙皓书》:“公孙渊承籍父兄,世居东裔。”
“圣”,是对孔子的称谓。早在汉代司马迁的《史记》中,就把孔子称为“至圣”。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尊孔子为“先圣”。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加号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又号称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元武帝大德十一年(1303年)加号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世宗嘉靖八年(1529年)号孔子为“至圣先师”。清顺治二年(1645年)加号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顺治十四年(1657年)又称“至圣先师”。
“绪”,连绵不断。意思是说,将前人事业延续下去。如《诗经・鲁颂・s宫》:“缵禹之绪。”《礼记・中庸》:“武王缵太王王季文王之绪。”司马迁《报任安书》:“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
从胤G颁赐给孔传铎的这四个字上,不难看出,这位雍正皇帝对圣人后裔的态度是非同一般的。应当说,这种态度,是源于他的尊孔崇儒之心。
在尊孔崇儒这方面,胤G不单单颁赐了匾额及重修阙里孔庙,更主要的还表现在他对儒家经典《论语》的认识上。
雍正五年(1727年)七月十九日,胤G以孔子《论语》一书,裨益政治,立教垂训,道大功隆。特发诏谕进行表彰,他说:“朕惟孔子以天纵之至德,集群圣之大成。尧、舜、禹、汤、文、武相传之道,具于经籍者,赖孔子纂述修明之。而《鲁论》一书,尤切于人生日用之实,使万世之伦纪以明,万世之名份以辨,万世之人心以正,万世之风俗以端。若无孔子之教,则人将忽于天秩天叙之经,昧于民彝物则之理。势必以小加大,以少凌长,以贱妨贵,尊卑倒置,上下无等,干名犯分,越礼悖义。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其为世道人心之害可胜言哉。惟有孔子之教,为人道之大经,彝伦之至理。昭然如日月之丽天,江河之行地。历世愈久,其道弥彰。统智愚贤不肖之俦,无有能越其范围者。纲维既立,而人无u闲荡检之事,在君上尤受其益。《易》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礼运》曰:‘礼达而分定。’使非孔子立教垂训,则上下何以辨,礼制何以达,此孔子所以治万世之天下,而为生民以来所未有也。使为君者不知尊崇孔子,亦何以建极于上,而表正万邦乎。人第知孔子之教,在明伦纪,辨名分,正人心,端风俗。而知伦纪既明,名分既辨,人心既正,风俗既端,而受其益者之尤在君上也。朕故表而出之,以见孔子之道之大,而孔子之功之隆也。”(《孔府档案》四九九八之七)可以看出,他对孔子思想和《论语》一书,是多么推崇备至。
接下来,我们再谈谈“诗书礼乐”印章。
御赐“诗书礼乐”印,黑寿山石质。这枚印章原为明代孔府旧存,印高7.5厘米,印面为椭圆形,长6.6厘米,宽3.6厘米。印章通体黑色,上浮雕人物山景,系明代雕刻。清乾隆时,重刻了印面上的文字。印面上部篆刻阴文“御赐”二字,中部篆刻阳文“诗书礼乐”四字,四字竖排一行。印面左右竖刻两龙,龙身细长,四肢夸张。龙头伸向印面顶部,两龙各举起一上肢,作护卫“御赐”二字状。龙尾曲屈盘绕在印面下部,以作衬托。
“诗书礼乐”是清乾隆皇帝弘历御书颁赐给孔府的匾额。大家知道,弘历也是一位尊孔崇儒的皇帝,在位六十年,曾先后九次来曲阜进行朝圣活动。他与孔子七十代孙衍圣公孔广ぁ⑵呤一代孙衍圣公孔昭焕、七十二代孙衍圣公孔宪培,都有过交往。
弘历每次到曲阜,都留下了许多御诗,当我们仔细阅读过这些诗作后,会很容易发现,诗、书、礼、乐这四个字,在诗中出现的频率极高。在他看来,这四个字大概用在孔子门前是再适宜不过的了。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正月,弘历第四次驾临曲阜时,赐衍圣公孔昭焕诗一首,诗曰:“驿路趋迎领一门,诗书教泽泗洙源。卿来处早予心往,大礼方行不欲烦。”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二月,弘历第六次驾临曲阜时,在他写的几首御诗中,更是处处可以看到“诗”、“书”、“礼”、“乐”的字迹。
《孔子手植桧赞》:“礼乐诗书地,星辰日月天。岂因树存没,直共道留传。补植谓多矣,重生或信焉。高低敷叶缬,左右互皮缠。奠茆精气,焚檀引庆烟。真赢灵五百,即是字三千。”
《诗礼堂赞》:“趋庭那有异闻奇,亦曰学诗学礼宜。闻一得三陈亢喜,似知之却未知之。”
《金丝堂赞》:“礼乐诗书,金丝万古。岂系鲁恭,广宅斯举。在左移西,亦惟其所。悬Y乃神,夫子不语。”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二月,弘历第八次驾临曲阜,赐衍圣公孔宪培诗一首:“久住京师学问M,言归承祭圣人乡。亲仪慎勿仍其短,祖德恩准衍以长。修已无过守礼乐,睦宗旨在率端方。c年两见崇公袭,怅忆人生曷有常。”
弘历何以乐此不疲地反复使用诗、书、礼、乐这几个字呢?为搞清其中原因,我们还是先从这几个字的字意上进行一下分析。
“诗”,即《诗经》,儒家经典之一。《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于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盛,至幽厉之缺。”因此,《诗经》系孔子用礼义为标准对古诗的选编。
《诗》是孔子教授学生的重要科目和经典。他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而“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他还主张将学诗与通达政事结合起来,以为“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孔子还经常与弟子们在一起谈诗评诗,有一次子贡问:“《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孔子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又如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
《诗经》里的作品上迄西周初年,下至春秋中叶,地域包括现在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甘肃的南部,代表了当时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反映了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社会各方面的情况,诸如社会生活,典章制度,风俗习惯以及各阶级各阶层的精神面貌,保存了极为丰富的社会历史资料,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同时,《诗经》又集音乐、诗歌于一体,具有很高的音乐艺术价值和文学成就。
“书”,即《尚书》,儒家经典之一。《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阙。追述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汉书・艺文志》说:“《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迄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言明《尚书》为孔子编定。但其中若干篇《尧典》、《禹贡》等,为以后儒家所增。
《尚书》为孔子传授学生的主要典籍,也是孔子常常谈到的典籍。“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有人问孔子为何不参政,孔子引《尚书》所说“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
《尚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其史料价值很高,可以与甲骨文或金文互相参证。因其成书年代较早,文词古奥,语言质朴,既难诵读,又难理解,因此历代为此书作注者极多。
“礼”,即《仪礼》,儒家经典之一。《史记・儒林传》说:“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唐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唐生能言之。”《汉书・艺文志》说:“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认为《仪礼》是孔子编成。
《仪礼》全书十七篇,内容包括冠、婚、丧、祭、射、乡、朝、聘等方面的基本仪节,不仅反映了周代的典礼活动、吉凶婚丧、亲族关系和宗教思想等,而且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制定礼制的重要依据。
“乐”,即《乐经》,儒家经典之一。《庄子・天运》曰:“(孔)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班固在《汉书・武帝纪赞》中说:“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颜师古注:“《六经》,谓《易》、《诗》、《书》、《春秋》、《礼》、《乐》也。”
由于《乐》已亡佚,因此关于《乐》是否有“经”引起后人争论。有人以为《乐》本有经,因秦焚书而亡佚,如《宋书・乐志》有:“及秦焚典籍,《乐经》用亡。”然孔子向以礼、乐并举,即使大难临头,仍安然弦歌。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又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司马迁说:“《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史记・孔子世家》)这些记载,足证《乐经》之成,必定得力于孔子。今存《礼记》中《乐记》,《史记》中之《乐书》,或保存了古代《乐经》的部分内容与理论观点。
通过以上对诗、书、礼、乐的了解,很自然地看出,这四个字,字字都与孔子紧密相连。乾隆皇帝弘历把这么一块匾额赐予孔府,确实是很合适的。
这块匾额颁赐的时间,应当是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弘历第一次驾临曲阜时。弘历在孔庙举行释奠大礼,三献九拜。释奠后,又御诗礼堂讲筵。而后驾幸孔林酹酒,行一跪三叩头礼。旋即诣少昊陵致祭,周公庙拈香。还驾行宫后,赐十三氏子孙席宴。亲笔御书孔庙门榜、联额。又诏内阁“具成例”留曲柄黄伞于庙中。
弘历尤其对恭导圣驾的衍圣公孔昭焕,更是温语有加,殷勤垂问所习,孔昭焕以《诗经》对,弘历赐诗曰:“历代崇阶首百僚,欣看弱冠著清标。学诗适合趋庭训,读礼因迟望阙朝。泗水溯沿长不绝,尼山景仰近匪遥。圣言广大求亲切,守贵由来在不骄。”
弘历还特谕孔昭焕曰:“先师修道立教天下,万世之人服习圣训,咸有以自善其身,况为其子孙者乎。卿以宗裔奉祀绍封列爵,既优崇矣,当思渊源何自,夙夜敬勉,亲师向学,以植始基,慎行谨言,以培德器,循循诗礼之教,异日卓然有所成就,允孚令望,表率族党,俾当世知圣人之后能守家传。”(《曲阜县志・通编》)就是在这次谈话后,弘历为孔昭焕写下了“诗书礼乐”匾额。此后,孔昭焕又以御赐“诗书礼乐”四字刻以为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