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尼亚万如何到万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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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亚洲许多国家逐步开始了社会福利化进程。对广大老百姓来说，这无疑是值得庆贺的好事。然而，亚洲国家的福利化过于追求广度和速度，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许多普通民众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福利待遇。

在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冈特梅卡尔村，两岁的小男孩阿古斯・库尼亚万穿着一件卡通猫T恤衫，正依偎在母亲的腿上。然而，人们很难看到T恤上那只俏皮的猫，因为库尼亚万发育畸形，无法挺直腰杆，更不能够自由行动。

库尼亚万一家居住的冈特梅卡尔村距万隆市37英里（约60公里），有人建议他母亲带孩子去那里治疗。原则上，在那里治病的医疗费用将由政府支付。这要得益于印尼政府2008年开始实施的名为Jamkesmas的社会保障计划，这一计划已经覆盖了印尼7600万贫困人口。

但是，库尼亚万的母亲说家里无法筹足前往万隆的基本费用，她只能把希望寄托于政府的另一项被称为Generasi的社会保障计划。该计划向每个村镇提供一笔资金（约4700万卢比，按目前汇率合4700美元），这笔资金由11名村民组成的委员会决定如何使用。然而，库尼亚万能否享受这笔资助令人怀疑。Generasi计划旨在提高入学率、改善孕产妇健康和婴儿的营养。但是库尼亚万不存在营养问题，他母亲承认，他会吃任何东西。

几十年来，印尼政府试图通过实施各种各样的扶助计划改善像冈特梅卡尔村的生活条件。其中，Jamkesmas计划覆盖广度有余，深度不足：它的年度预算人均不到10美元。其它如 Generasi计划则是更多地满足了社区的需求，而不是个人。不过，印尼政府正着手采取更加系统化的措施，为构建福利国家奠定基础。

2012年10月，印尼国会通过一项法律：到2014年1月1日，向全国2.4亿人口提供医疗保险。印度尼西亚大学的哈斯布拉・撒布拉尼教授表示，政府机构负责筹集资金，负担一切费用。该法律还承诺，在2015年7月前将逐步提高养老金、抚恤金及意外保险支付数目。然而，政府没有披露这一惠及广大民众项目的开支。据世界银行的米切尔维纳称，如果印尼推广目前仅由公务员及900万公司员工享受的福利政策，那么政府将不得不向这一群体征收18%的工资税，以满足项目资金需求。出台法律容易，为之买单困难。

印尼并非是亚洲唯一一个迅速推广医疗保险的国家。在菲律宾，国有保险公司的PhiHealth计划已经覆盖了全国85%的人口，在2010年这一比例为62%。在印度（虽然相对较慢），医疗保险已经覆盖了全国大约1.1亿人口。

亚洲新的社会福利体系关注的不仅仅是居民健康问题。泰国在2001年已经实现全民医保，2011年5月又为非正规部门工作人员提供养老金。2008年，印度将每位农村居民纳入工作保证计划，只要农村家庭提出申请，便可为其提供每年100天的最低工作时间。新加坡2012年的财政预算已经列入为低收入公民及廉租房家庭提供现金补贴。

按照西方国家的标准来衡量，亚洲的福利体系仍然过于薄弱。公共卫生支出仅占GDP的2.5%，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为7%。

亚洲国家更注重控制社会保障的支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兰达尔・琼斯指出，韩国的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了全国大约70%的老人，但仅向他们发放平均工资5%的养老金。印尼的社会保障制度声称已经覆盖了全国30%的最为贫困人口，但实际上80%的持卡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被赋予了什么样的权益。例如小男孩库尼亚万的母亲这样的群体即使是知道自己有权享受社会保障，但仍然因无法筹足旅途费用而就此放弃。

亚洲国家社会保障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一些特殊问题。20世纪90年代，泰国试图让既非贫困人口又非大公司职员群体按照自愿原则加入医疗保险计划。常年受病痛困扰的人自然蜂拥而至，但那些健康的群体就避而远之，正因为如此，大量的泰国人未能被纳入医疗保险计划。

除了难以筹集社会保障资金以外，受益人的身份同样难以鉴定。虽然许多亚洲国家的社会保障项目是专门针对穷人的，但如何区别穷人与其他人呢？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马修指出，在印尼，持有社会保障计划免费医保卡的居民中，超过半数的人并不属于印尼最为贫困的30%人口群体，而这种医保卡最初是为贫困群体开通的。在银行部门的配合下，印尼政府已经列出了新的贫困标准，这些新标准更易于验证，难以人为篡改。据说，其他国家有一些居民采取藏起自己的摩托车、用邻居家小孩儿冒充自己家孩子等方法，以骗取社保。至少社会保障计划尝试着帮助贫困群体。而印尼的另外一个大型财政补助项目是向汽车燃料提供补贴，不管车主是谁。这样一来，拥有私家车的人更有钱了。据报道，2011年，印尼政府对该项补贴的支出将近是医疗保险的九倍。

然而，作为福利国家的后起之秀，亚洲国家也有一定的优势。他们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从而跳过西方国家所走过的弯路。

最基本的教训是财政问题。印尼扶贫工作组负责人巴姆班格・维迪安托坦言担心重蹈希腊覆辙。在新加坡，公民需要支付福利基金，以便以后享受养老保险；印尼则与之不同，政府许诺在2015年为全民实行的福利仅是“固定福利”，在这一体系下，公民享受的养老金可能与其对社会做出的贡献并不匹配。因此政府对于福利的规模及分配就显得尤为重要了。维迪安托说，不幸的是 “现在政府还没有人对此有所准备”。

在发展中的亚洲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往往偏低：根据经合组织提供的数据，他们的平均退休年龄男性为59岁，女性为58岁。在泰国，公民从55岁便可以领取养老金，而按规定很多工人要到60岁才能退休。按泰国女性预期寿命来计算，她们退休后可以领取27年的养老金，斯里兰卡女性则可长达35年。幸运的是，这一长寿导致的财政问题有望在新社保体系尚未成熟之前得到解决。香港教育学院的拉梅什指出，韩国削减了1998年推出的国民养老保险计划，该计划规定为国家做出20年贡献的人才有资格享受这一福利。

先进的科学技术能够使亚洲的福利体系运行成本降低。印度针对贫困人口的新医疗计划从一开始便无需使用现金支付和纸质文档，采用智能卡支付和录入信息。在巴基斯坦，超过14万贫困人口受益于贝布托收入支持计划（BISP），他们只需要打电话便可完成补助金转账。

一些亚洲国家将会继续提高福利水平，有的已经创下一些记录。新加坡应该是唯一一个为80%的公民提供公共住房的资本主义国家；韩国大学入学率领先世界水平（该国18至23岁年龄段学生入学率更高）。

但是，亚洲国家也将面临一些新的挑战，或者至少旧挑战进一步强化。新加坡、韩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比任何国家都快，到2040年这些国家不到两个工作年龄的人便要抚养一名或者更多65岁以上的老人。政府必须想方设法减轻这一负担，让老年人保持活力，老有所为。在西方，国家福利让老人免于贫困；而在东方，则需要让老人避免懒惰。

韩国已经向老龄职工提供补贴，并将养老职责社会化。2008年，韩国引入长期的老龄人口医疗保障体系。能否被纳入这一保障体系取决于对老人的衰老程度的调查情况，主要是他们能否刷牙、能否记得出生日期等。如果衰老程度确实比较严重，老人们的日常生活，比如洗澡或者家务，便能够得到有关人员的帮助。

新加坡正在帮助老人搬离旧家。政府向每位超过54岁的老人提供20000新加坡元（约16000美元）用于购买他们的住房，老人们也可保留这笔收入，迁入政府建的小型住房。

到2030年，亚洲国家（不包括日本）的老龄人口将会占据世界一半以上，而来自诸如癌症、糖尿病等非传染病的负担压力也将占据全球大约一半。如果亚洲的福利制度进一步扩大和深化，未来亚洲国家领退休金的老人及疾病患者将成为全球这一群体的主力军。亚洲可能不再拥有一个独特的社会福利模式。而当库尼亚万的母亲退休时，亚洲国家也将步入日益完善的福利化社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