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分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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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沃勒斯坦在提出世界体系论时声称，他自己实现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变革，即实现了从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研究向以世界体系为分析单位的研究的转变，他认为自己的这种以世界体系为分析单位的研究是整体主义的和一体化的。其实，沃勒斯坦并没有像他自己所声称的那样做到这一点，在逻辑上，沃勒斯坦对分析单位所做的这一调整并没有实现对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近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扬弃和超越，而是依然表现出了一种机械论的思维路线。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沃勒斯坦以世界体系为分析单位而形成的所谓“整体主义”无论在理论建构还是实践方案的选择方面，都不能提供正确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 世界体系 民族国家 中心-边缘 分析单位与视角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1-0095-10

斯克莱尔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其替代方案》中指出，“在某些意义上，沃勒斯坦及其学派完全有权声称其一向具有全球性――毕竟，还有什么比世界体系更具全球性的呢？”①的确如此，当今学术界在讨论全球化的问题时，是经常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去寻找灵感的，甚至有许多学者是直接地从沃勒斯坦出发的。显然，就“世界体系”这个概念而言，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全球视角，或者说预示着一种全球观念。事实上，世界体系论也声称它拥有一种世界性的视角――一种完全不同于民族国家框架的传统分析单位的新的分析方法。但是，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其实并不具有一种真正的全球观念，也未能形成一种真正的全球视角。就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来看，在许多地方依然是用传统的分析民族国家的理论和方法去分析“世界体系”这个新的分析单位的，他所谓的“世界体系”，更像是民族国家的扩大版，是把“世界体系”作为一个覆盖了全球的民族国家来看待的。虽然在文字的表面所看到的是沃勒斯坦对民族国家的激烈批判，而在理论的深层中，所包含的仍然是一个民族国家的视角。

我们知道，沃勒斯坦在写作《现代世界体系》时，最初也是打算在民族国家的分析框架中去开展理论思考的，后来，由于受到依附论等思想的影响，他转向了对民族国家分析框架的批判，并最终开始了他的所谓“世界体系分析”。但是，从理论成果来看，他的这一转向并不成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自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兴起后就一直是在民族国家的语境下开展叙事的，沃勒斯坦虽然表现出了极力挣脱这一语境的愿望，却无法取得突破，他希望与民族国家的传统视角划清界限的强烈愿望也只是表现在用“世界体系”代替了“民族国家”的概念，而在理论的深层却依然隐含着民族国家的内涵。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致使沃勒斯坦并未成为全球化理论的开创者，相反，他的世界体系论却成了替那些统治和支配世界的中心国进行辩护的理论，或者说，存在着这种可能性。我们知道，全球化运动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关于全球化的思想探索和预测在70年代就已展露了出来，沃勒斯坦的重要著作也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而且他所关注的是“世界体系”的主题，也表现出了要求用“世界体系”代替“民族国家”的强烈愿望，致使一些学者将全球化的理论思考与沃勒斯坦的名字联系了起来。其实，全球化所表现出来的是“去中心化”的趋势，所提出的是打破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要求，而沃勒斯坦在把中心-边缘结构的概念用于分析世界体系时，却没有提出打破这一结构的构想，而是着力去描述这一结构生成与变动的历史。所以，世界体系论是与全球化理论无关的。

一、世界体系论的分析单位

在科学研究中，“分析单位”往往是一个重要的工具，选取哪一种分析单位，不仅决定了分析的范围与对象，而且，当某个分析单位被选定时，也就意味着要放弃其他的分析单位，某些问题也就自然会被排除在考察范围之外。更重要的是，对所选取的分析单位的合理性进行论证的过程已经包含了研究者的观点，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预示了研究者即将给出的结论。沃勒斯坦对其世界体系论的思考与阐述也是从分析单位出发的。如果不是对传统的诸如民族国家等分析单位的有效性产生怀疑，沃勒斯坦也许就不可能将分析单位转向比民族国家范围更大的世界体系，也就不可能形成他的“世界体系论”学说。自20世纪50年代起，沃勒斯坦大致用了20年的时间研究非洲国家的独立运动，在关于非洲问题的种种争论面前，沃勒斯坦逐渐认识到，通过“部落”“殖民地”“独立国家”等等这些旧的分析单位是无法获得对非洲问题的完整认识和理解的，更不用说去理解拉丁美洲的那些与西方强国有着更为长久的交往互动关系史的国家了。沃勒斯坦发现，由于既有分析单位的限制，使得当时关于非洲问题的大部分争论都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沃勒斯坦要求跳出传统的“部落”“殖民地”“独立国家”等分析单位，以终结既有的关于非洲问题的各种争议。这就是沃勒斯坦在70年代提出世界体系论之前的理论探索进程。

的确，当把世界体系作为分析单位并从这一视角去看问题时，就会发现，许多看似属于民族国家内部的问题却恰恰是因为民族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所引发的。由于资本主义对世界的征服，已经使工业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基于近代早期启蒙思想及其国家理论而建立起来的政治学已经不能适应对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国政治的分析和解读了。沃勒斯坦在其非洲研究中首先体会到的是，把“部落”作为分析单位来研究非洲问题是不可能形成正确结论的。他说道，“有些人以‘部落’之类的组织为单位，在分析其运作时完全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在殖民形势下，‘部落’的统治机构谈不上什么‘最高权力’，它们受制于一个更大的实体的法律（和习惯），这个实体就是殖民地，‘部落’的统治机构只是这个实体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郭方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页。然而，分析单位从“部落”向“殖民体系”的转向只是第一步，因为，虽然民族国家的独立终止了殖民体系，但在殖民地消失的地方却形成了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国，这些边缘国家的内部政治和社会都依然受到中心国的制约，甚至无法摆脱中心国的支配和干预，以至于把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同样无法破解边缘国内部发展的诸多病症。沃勒斯坦指出，对于像非洲这样的地区而言，即使结束了殖民地状态而转变成了民族国家，也只是获得了名义上的所谓“独立”，它们的国家及其统治机构依然谈不上拥有什么实质意义的，而是受制于一个更大的体系，是这个更大体系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这个更大体系是由其中的中心国主导的，边缘国不仅在更大体系的事务中没有发言权，甚至在处理自己的国内事务方面，也缺少自。所以，把民族国家作为科学研究中的分析单位恰恰是不科学的，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沃勒斯坦对民族国家分析单位作出了批判，并在批判中转向了以“世界体系”为分析单位的理论探索进程。

在沃勒斯坦对非洲的独立运动以及独立前后的一系列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他联想到了16世纪的一些国家的兴起，希望通过比较去更好地理解20世纪中期所发生的独立浪潮，并去描绘其发展前景。沃勒斯坦最初的研究假设是，16世纪一些国家的兴起与20世纪新兴国家有着共同点，因而他试图通过跨国比较找到这些共同点，但他很快就发现其判断与现实之间是完全不符的。显然，沃勒斯坦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是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可是，由于其理论探索的失败使他对民族国家的分析单位产生了怀疑，并开始有了抛弃这种把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的做法。当沃勒斯坦产生了抛弃民族国家分析单位的念头后，不仅把目光转向了世界体系，而且也发现这是对现代化理论的挑战。

从逻辑上看，如果在国家间的比较研究中引入历史维度的话，即把不同的国家定位在历史上的不同阶段，也是可以得出一些具有说服力的结论的。但是，这种研究工作很容易落入现代化理论的窠臼。因为，现代化理论正是假设所有国家的发展都遵循同样的轨迹，是通过国家间的比较去确认不同国家在同一个线性发展轨迹上所处的不同位置的。因此，现代化理论往往是把这样一种结论强行地塞给我们：发达国家或先发展国家的经验是现代化的典范，具有普适性，可以用来指导那些欠发达或后发展国家。沃勒斯坦关于非洲研究的失败使他意识到了这种研究的问题所在，他说，“此时，我显然被卷入了某种发展图式和颇为含糊的发展阶段的概念之中。这反过来又引出了两个问题：划分阶段的标准是什么？跨历史时期的这些分析单位是否具有可比性？……看来我已经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概念泥沼中。由于缺乏合理的测量工具，要摆脱这个概念泥沼又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人怎么能说17世纪的法国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20世纪的印度呢？”③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 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p.7、347.因此，沃勒斯坦对所谓发展“阶段”划分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认为通过考察几个发达国家的历史并将这些历史人为地切割为几个阶段的做法是非常可疑的。正是这样，沃勒斯坦开始反对现代化理论所确立的那种具有普遍性的“发展图式”，反对把这种发展图式推荐给欠发达国家，他甚至批评这种做法是“靠不住”的、“荒诞”（absurd）的。正是对现代化理论和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研究方法的质疑，让沃勒斯坦努力去重新确定合理的分析单位，那就是将非洲及其他所有国家都视为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来加以考察，而不是将民族国家本身作为分析单位来看待。

沃勒斯坦对自己的评价是，“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彻底抛弃了以国家（sovereign state）和那个含糊概念――民族社会（national society）――为分析单位的思想。我认为，这二者都不是社会体系，而人们只能在社会体系内谈社会变化，在这种结构中，唯一的社会体系是世界体系。”[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郭方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7页。在此问题上，沃勒斯坦一反现代化理论的传统，认为只有那些能够自立自足的体系才能够成为分析单位，在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中，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成为这种独立自足的体系，因而，也就不可能成为科学分析的单位。沃勒斯坦把世界体系称为一种“社会体系”，这实际上包含着沃勒斯坦对世界体系的一种认识，即不是把民族国家视为一个独立自足的社会体系，而是把世界体系看作是一个具有完整性的社会体系。沃勒斯坦解释道，“成为一个社会体系的特征在于这个事实，它包含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largely）是自立自足的（self-contained），它发展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内在的。”③尽管沃勒斯坦也意识到，“在很大程度上”（largely）这一表达是模糊的，“读者可能会感到，使用‘largely’这个词是一种学术上的含糊其辞。我承认我不能使其量化。可能也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因为这种定义是基于一个违反事实的假设而作出的：无论什么原因，如果该体系与所有外部力量都断绝了联系（但这从未发生过），该定义就意味着，这个体系仍然会以同样的方式继续运行着。”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 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p.347.应当说沃勒斯坦确实抓住了一个合理的分析单位所应具有的最为关键的特征，那就是，只有考察一个自立自足的有机整体才有可能理解这一整体本身以及整体的各个组成部分。相反，如果分析单位不是自立自足的，或者说，这样的分析单位仅仅依靠其内部的结构与行动而无法存续，那么，还将其作为分析单位来对待就是值得怀疑的了。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中的民族国家就是如此，尤其是其中的边缘国，它们的存续是仰赖中心国的庇护的，它们的国内经济发展受到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它们的政治运行需要得到中心国的认可和肯定，甚至它们在言说与自我表达能力方面都要依靠中心国的话语霸权的支持。

显然，边缘国对中心国的高度依附是一个无需怀疑的事实，因而，在一个具有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体系中，把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是很成问题的。我们必须承认，民族国家的简单加总并不等于整个世界，即使我们单独地研究了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也无法形成对整个世界体系的清晰认识。这是因为，许多民族国家的行为以及行为背后的原因、动力和造成的影响，都只有被放置在世界体系的视角下才能加以理解。也就是说，尽管有些现象是发生和存在于民族国家中的，但在实际上却是由于整个世界体系的变动而引发的，而不是民族国家自身演变的结果。所以，如果缺乏对世界体系的认知，缺乏对某个国家在世界体系内的地位与作用的理解，就不可能对该国的历史与现实作出正确的认识和解读，也就不可能为其未来的发展开具灵验的药方，相反，则很有可能落入现代化理论的陷阱之中。沃勒斯坦认为自己早期的研究思路就是中了现代化理论的圈套，当他意识到了这一点的时候，就尝试从现代化理论的这一陷阱中走出去，并试图从对分析单位的界定入手去重新确立研究视角。

在确定了只有自立自足的“社会体系”才能成为分析单位的原则后，沃勒斯坦在历史的纵轴上考察了这种“社会体系”的状况，并发现人类历史上有着两种“社会体系”：一种是在农业社会拥有完全劳动分工和单一文化的“地域性体系”；另一种是拥有单一劳动分工和多元文化的“世界体系”。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拥有完全劳动分工和单一文化的“地域性体系”已经消失了，而拥有单一劳动分工和多元文化的“世界体系”又可以分为拥有统一政治统辖的“世界帝国”和缺乏统一政治的“现代世界体系”。事实上，沃勒斯坦对世界帝国体系与现代世界体系也作了历史次序的排列，认为世界帝国体系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为现代世界体系所替代。这样一来，沃勒斯坦的所谓“社会体系”其实就是“现代世界体系”。在他看来，只有“现代世界体系”才构成了一个严格的和合理的科学分析单位。

二、民族国家观念对科学分析的束缚

沃勒斯坦对作为分析单位的民族国家的质疑是非常激烈的，他自认为自己“彻底抛弃了”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现代化理论，并成功地代之以世界体系的分析单位和研究方法。沃勒斯坦甚至认为，这是他自己向传统研究发起的一场公开的挑战，他说，“世界体系分析不是一个关于社会世界或关于部分社会世界的理论。它是对一些方法的抗议……正是在科学宣称的权利基础上，即在有关系统地认识社会现实的可能性的权利基础上，世界体系分析对现行的研究方式提出了挑战。”[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世界体系分析》，《沃勒斯坦精粹》，黄光耀、洪霞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9～130页。但是，在对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分析进行仔细考察后，我们发现，沃勒斯坦远没有像他所声称的那样“彻底抛弃”民族国家的视角，相反，在他的世界体系分析中，依然不时地重拾民族国家的分析视角。也就是说，尽管他希望告别现代化理论，却依然经常性地受到现代化理论的纠缠，在很多情况下，他在理论叙述中会不自觉地重拾民族国家的分析单位，甚至有的时候没有意识到他所谓的“世界体系”分析单位其实只不过是民族国家的扩大化，只是一个范围和体量更大的分析单位而已。

沃勒斯坦曾指出，“在我思索方法的历险中，我认为关键性的事项是‘分析的单位’，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要说‘世界体系分析’。其假定是分析的适当单位为世界体系，至少在一开始，我用世界体系这个词指的是某种不同于现代民族国家的东西，某种比民族国家更大的单位。”[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紧握舵柄：论分析的方法和单位》，《沃勒斯坦精粹》，黄光耀、洪霞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87页。应当承认，把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是现代化理论的基本特征，它在诸多方面都是很成问题的，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所产生的误导是非常有害的，沃勒斯坦试图终结现代化理论的这一研究方法包含着一种可贵的探索。但是，当沃勒斯坦对处于主流地位的现代化理论发起挑战的时候，显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而是简单地用“世界体系”去代替“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了。我们知道，民族国家经历过从布丹开始的全部现代思想和理论的思索，有着非常清晰的轮廓、制度和运行机制，而沃勒斯坦所提出的这个替代性的分析单位却是非常模糊的，他仅仅意识到“世界体系这个词指的是某种不同于现代民族国家的东西，某种比民族国家更大的单位”，而作为一种立论，这在科学上显然是理据不足的。

在对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考察中，我们发现，不仅是在沃勒斯坦开始创作的初期，而且在他此后的几乎全部论述中，所呈现给我们的一直是一个关于“世界体系”的模糊形象，“世界体系”只能说是沃勒斯坦强行地塞给我们的分析单位。事实上，在科学研究中，当我们面临分析单位的选择问题时，不仅仅意味着我们要选择一个合理的观察和分析“对象”，更意味着我们应当选取一个与该“对象”相适应的观察和分析“视角”。在全球性的问题上，我们不仅要在概念上拥抱“世界体系”，更要选取一种契合“世界体系”这一分析单位（对象）的世界体系分析“视角”。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问题就在于，他虽然不断强调我们应该在分析单位（对象）上从“民族国家”转向“世界体系”，却没能真正确立起一种世界体系的分析“视角”。尽管在概念的使用上，沃勒斯坦著作中的“世界体系”一词以压倒性的优势完全战胜了“民族国家”，人们也确实因此而熟悉了“世界体系”这一词汇，但在理论深处，我们发现沃勒斯坦在许多时候只是把一些民族国家的观念强行塞入了“世界体系”的概念框中。其结果就是，沃勒斯坦难以避免地经常性落入民族国家的分析视角中，以致于他的世界体系论并不能为我们呈现出一个足够清晰的真正的世界体系形象。

沃勒斯坦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现代世界体系生成的原因，他认为，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民族国家的特征，而是世界体系的一个属性，或者说，资本主义注定是要突破民族国家和它的政治统治的限制的。根据沃勒斯坦的这一看法，现代世界体系在性质上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从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沃勒斯坦的这一看法是合乎现实的。但是，当沃勒斯坦讨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时，则表现出了逻辑矛盾。比如，沃勒斯坦这样写道，“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够界定某个体系性质的‘生产关系’应当是整个体系的‘生产关系’，而这一时期的体系是欧洲世界经济。自由劳动的确是资本主义的决定性（defining）特征，但并不是说所有生产单位都使用自由劳动。自由劳动是在中心国用于技术工作的一种劳动控制形式，而强制劳动是在边缘区用于技术性不太强的工作。”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 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p.127.我们在这段论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沃勒斯坦是在世界体系与民族国家这两种视角间穿梭的，一方面，他谈论的是世界体系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他又同时分别去谈论中心国与边缘国不同的生产关系。特别是当沃勒斯坦集中地去谈论生产关系中的自由劳动问题时，他对中心国与边缘国的状况作出了区分，认为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国存在着自由劳动，而边缘国采取的则是强制性劳动。既然“自由劳动的确是资本主义的决定性特征”，却又同时说只有中心国才存在着自由劳动，这无异于说自由劳动不是“整个体系的生产关系”，而是存在于中心国的生产关系。这样一来，也就只有中心国才是资本主义的，按照排中律的要求，世界体系也就不能被视作为资本主义的了。可见，这里所表现出来的逻辑矛盾不仅是把生产关系区分为中心国和边缘国的，而且在世界体系是否属于资本主义的问题上陷入了自我矛盾之中。结果，沃勒斯坦也就违背了他事先确立的“界定某个体系（即世界体系）性质的‘生产关系’应当是整个体系的生产关系”的立论前提，而且，由于沃勒斯坦把自由劳动确定为资本主义的决定性特征，进而也必然会导出只有中心国才能被称为资本主义的结论，这无异于否定了现代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这一总体判断。这可以看作是沃勒斯坦自己对其世界体系观的否定，也就是说，沃勒斯坦并未能够坚持一贯地把世界体系作为分析单位，而是在分析中陷入了世界体系与民族国家的患得患失之中。

斯克莱尔就指出了沃勒斯坦认识视角上的这一问题，认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尽管在名称上表现出了试图走向某种全球性视角的努力，但在本质上却是国家中心主义的。“除了其一直强调的国家间焦点（inter-national focus），世界体系模型中并没有明显的‘全球’维度（‘global’ dimension）。沃勒斯坦本人很少使用‘全球化’一词。对他来说，该模型的经济方面所依据的是被划分为中心、半边缘和边缘国家的国家间劳动分工。其中的政治方面，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与反体系运动和‘超级大国之争’紧密相连的。……尽管我们看到世界体系模型中有许多意见和观点确实包含着超越国家中心主义（state-centrism）的尝试，但世界体系论者关于全球（the global）的所有观念都是被嵌入这个基于民族国家体系的世界经济当中的。”Leslie Sklair， “Competing Conceptions of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 vol.2， 1999，pp.143～163.需要指出，斯克莱尔在这里将沃勒斯坦的整个世界体系论说成是国家中心主义的理论，未免显得有些偏激，而且也是不准确的。因为，沃勒斯坦不仅声言要抛弃民族国家的视角，而且他关于中心与边缘的划分本身就是在世界体系中做出的，事实上，他也有着诸多超越了民族国家视角的理论阐述。但是，我们又不能说斯克莱尔的批评是无的放矢的，因为，在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这一宏篇巨制中，的确是游移于世界体系与民族国家两个分析单位之间的，特别是当他需要举证的时候，几乎不加思索地去描述那些本属于民族国家范畴的因素。

对此，斯克莱尔甚至作出了这样的猜测：“情况也许是这样：对美国国家的影响力和残酷无情有很强烈意识的美国激进社会科学家，难于完全放弃国家中心主义。”[英]莱斯利・斯克莱尔：《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其替代方案》，梁光严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49页。这显然是一个激烈的批判，而且批判对象已经不限于沃勒斯坦个人，而是指向了许多美国学者。不过，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许多西方――不仅美国，也包括英国以及欧洲大陆――学者都难以摆脱传统的国家主义思维框架的束缚，在开展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他们所持的基本上都是民族国家的视角。这一方面有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那就是，对于那些来自于中心国的为中心国利益服务的研究者而言，只有坚持民族国家的分析视角，尤其是坚持从作为强大的民族国家的中心国出发的视角，才可能用其研究成果去进一步巩固这个由中心国控制着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另一方面，即使不去讨论上述怀有某种特殊利益取向的研究者，即使一些中心国学者（例如沃勒斯坦）确实希望超越民族国家的视角，并试图采取一种世界性的视角，也往往受到既有的思维传统的限制而很难成功地站在世界体系的视角上。在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中，中心国家所取得的成功已经在中心国学者的成长经历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印记其实也已经突破了中心国的疆域，传播到了边缘国知识分子的脑中，并在那里获得了一批忠诚的拥趸。所以，斯克莱尔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所看到的沃勒斯坦的那些问题是具有普遍性的。

不管沃勒斯坦的主观愿望是怎样的，如果从世界体系论关于“中心”“半边缘”和“边缘”的描述去看的话，就可以发现，这一理论明显地包含着有利于中心国经营世界体系的内涵。的确，在沃勒斯坦所论述的现代世界体系中，中心国强大的国家力量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与中心国相对应的广大边缘地区虽然面积广袤、人口众多，但其政治、经济力量则是非常弱小的，更不用说有着独立思考和话语能力了。在此情况下，让中心国学者自觉地抛弃民族国家的视角而在世界平等的观念下去建立一种新的视角，显然是不可能的。就此而言，沃勒斯坦要求超越民族国家的视角，要求把世界体系作为分析单位的尝试，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我们还应看到，沃勒斯坦曾深受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如前所述，在他最初的理论活动中，曾试图运用现代化理论去分析非洲问题，只是在他发现这种分析方法存在着严重的解释力不足的问题时，才开始对现代化理论的民族国家视角产生怀疑，并最终对民族国家的分析单位作出了激烈的批判，要求把世界体系作为一个分析单位。在沃勒斯坦身上，挣脱传统与自我创新之间表现得非常艰难，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用20世纪后期才开始逐步生成的全球化观念去完全否定沃勒斯坦及其创立世界体系论的尝试，不是一个客观的历史态度。所以，我们既要看到沃勒斯坦在民族国家和世界体系这两个分析单位之间的游移不定，又要看到他呼吁用世界体系的分析单位（对象）去替代民族国家的分析单位（对象）的可贵创新。最为重要的是，在某种意义上，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已经开始有了触摸全球化的内涵了，至少是可以给人以这种联想的。

三、依然是机械论的“整体主义”

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一般说来，存在着两个基本视角，即从个体的人出发和从整体的人出发。但是，在方法论的意义上，从整体的人出发仅仅是一个视角却没有形成明确的分析单位，而从个体的人出发则已经在分析单位与分析视角上形成了统一。所以，从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总体来看，以个体的人为分析单位并从个体的人出发所开展的研究工作更显得具有科学性，而从整体出发的研究却由于分析单位不明而在科学性方面常常受到人们的怀疑。事实上，民族国家的分析视角是由个人主义视角演化而来的，因为民族国家无非是个体的人的放大。所以，当沃勒斯坦希望把分析单位由民族国家转为世界体系的时候，可能会有两种结果：第一，是从个体的人出发的思路的再一次放大，即把民族国家放大为世界体系；第二，是整体主义，即从整体的人出发，只不过是在世界体系的整体中把“人”的概念掩藏起来了，或者说，需要在逻辑回溯中经过多阶推算才能涉及到人。在沃勒斯坦这里，“整体主义”和“一体化研究”都是他自我标榜的。传统的整体主义并没有形成明确的分析单位，所提供的只是相对模糊和不确定的观念，所以，当沃勒斯坦明确宣布世界体系是一个分析单位时，所表明的是他与传统的整体主义并不一致。从我们上述的分析来看，他事实上并没有摆脱个体主义逻辑的纠缠，而是沿用了那个生成于个人主义的分析视角。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他的论述表现出了诸多矛盾。

我们认为，世界体系论所存在的这些问题应归结为沃勒斯坦理论上的不彻底性，也就是说，仅仅提出用世界体系的分析单位去替代民族国家的分析单位在理论上是不彻底的，因为，作为分析单位的民族国家得以建立是根源于整个近代以来的思想史的，它有着来自于启蒙时期的深厚的理论根基，如果不对个人主义的全部理论作出深入的分析和合理的扬弃，是不可能实现对民族国家这一分析单位的否定和超越的。另一方面，沃勒斯坦在宣布把世界体系作为分析单位后就急忙标榜自己所持的是整体主义的方法，所进行的是一体化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整体主义的误解。因为，整体主义并不取决于它作为出发点的“单位”在规模上有多大，而是把整体看作是不可分割、不可还原的存在，即使整体包含着各种各样的要素，那么，其要素也是分殊着整体的质的，是从属于整体的存在与发展的。当沃勒斯坦分析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和他所谓的“半边缘”时，当他需要描述“中心”“半边缘”和“边缘”的差异时，显然并不是在整体主义的思路上进行思考的。沃勒斯坦虽然努力把分析单位从民族国家转移到世界体系上来，而在分析视角上，则没有实现相应的转变，他依然是运用着民族国家――也就是个人主义――的分析视角。

也就是说，沃勒斯坦并不像他自己所宣称的那样是整体主义的，或者说，他所声称的“整体主义”并不是真正的整体主义，而是一种机械论的整体主义观。我们看到，沃勒斯坦在阐释他的世界体系论的思想时声称自己反对任何理论预设，然而，在他的实际理论活动中，在用世界体系的分析单位去替代民族国家的分析单位时，却为自己预先确立起了一个理论目标，那就是“我找到了一种典型的单位，而不是各种单位中的单位。我可以把国家的变化作为世界体系演变和交互作用的结果来解释。”③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 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p.7、99.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以及理论目标，他在所有的理论分析中都无视――甚至是刻意忽略――民族国家演变的事实及其规律，而是把所有国家的变化都解释为世界体系演变的结果。在沃勒斯坦的眼中，“国家不‘发展’，只有作为整体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发展。”[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社会的发展还是世界体系的发展？》，《沃勒斯坦精粹》，黄光耀、洪霞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2页。或者说，在急于抛弃民族国家的分析单位的强烈愿望的促使下，沃勒斯坦根本就不承认国家的发展，即从来不把国家视为一个有着独自运行和发展的系统，而是完全将其作为世界体系的构成部分，认为国家的发展完全是世界体系演变和交互作用的结果。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是世界体系孕育了民族国家？先有了世界体系，后来才有了民族国家？这显然是与史实不相符合的，民族国家产生于世界体系之先是一个不容怀疑的历史事实，正是先有了民族国家，而且民族国家显示出了无所不能的力量，才开始了对世界的征服，才把分散的广大地区逐步纳入到了一个互动的体系之中，并成为世界体系。所以，沃勒斯坦可能是为了逻辑的原因而忽视了历史，放弃了理论建构需要使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原则。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很难说沃勒斯坦的理论是整体主义的，即便我们承认他所宣称的“整体主义”是真实的，也必然说那是一种机械论的整体主义。从社会科学的发展来看，自19世纪开始，由于辩证法的出现，整体主义的所有理论建构都必须得到辩证法的支持，也就是需要遵从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原则。由于沃勒斯坦要求在逻辑上彰显自己所宣扬的世界体系分析单位，就选择了过度贬斥民族国家的做法，甚至把民族国家的一切统统解释为世界体系变动的结果。这是与民族国家通过征服而造就了世界体系的历史不一致的。这种用世界体系否定民族国家的做法显然是片面的和极端化的理论倾向，没有任何辩证法的因素，因而，也就不可能是整体主义的理论。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至多也只能说是一种机械论的整体主义理论和方法，正是因为这种机械论的整体主义，使沃勒斯坦在分析现代世界体系的时候总会得出一些表面上看似客观而实则错误的结论。沃勒斯坦曾试图通过对东西欧发展史的比较去解释现代世界体系中心-边缘结构生成的原因，他最后的结论是，“要么是东欧变成西欧的‘面包篮子’（breadbasket），要么相反。不管是哪一种方案，都是当时的‘形势所需’（needs of the situation）。微弱的优势决定了两种方案中的哪一种会胜出。”③这似乎是说，既然现代世界体系的生成过程也是中心-边缘结构的生成过程，那就必然会要求一些国家去充当中心或边缘，在东西欧之间，要么是东欧作中心西欧作边缘，要么是西欧作中心东欧作边缘。这种解释表面上看来确实是具有说服力的，似乎指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而在实际上，却掩盖了问题的本质，甚至可以认为是在为中心国开脱。因为，这种表述似乎是说，中心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体系的中心，并不是根源于它的资本主义扩张和对世界的军事征服，而是历史发展中的“天择”，是因为历史发展到了现代而出现的一种自然选择。换言之，现代世界总会出现中心或边缘，至于谁充当中心或边缘，则是历史的选择而不是由于人的行为造成的。

这种表述看似符合世界体系的自然发展史，而其背后的潜台词却是，中心与边缘的差距是世界体系自身演变的结果，而不是中心国努力建构的结果，更不是资本主义世界化过程中的军事入侵、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的结果了。我们认为，虽然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表现为历史发展的结果，但这种历史却是那些日后成为中心国的国家用行动写出来的。也就是说，在世界体系生成的过程中，率先进入工业化进程的国家通过军事、政治、经济活动而建立起了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造就了世界体系中的国家间不平等关系。对于这样一个不平等、不公正的世界，中心国是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的。以我们现在经常谈论的大气污染、全球变暖等为例，从历史上看，它正是在中心国几百年的发展中积累下来的，即使就当下而言，也是由于中心国的高消费造成的。然而，中心国却凭借着自己的话语霸权，强制性地要求边缘国减排，似乎中心国在这一问题上又站在了道义的制高点上，而边缘国则成了偷偷摸摸进行排放的罪犯。可是，当沃勒斯坦把中心与边缘都归于世界体系的形成史时，轻轻松松地就把中心国的全部军事侵略、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史一笔抹杀了，因而也就可以逃脱制造出世界不平等、不公正的全部责任了。虽然这是历史罪责，但是，如果无视这种罪责的话，中心国在今天就会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并用来支持它们――好像是道义的而实际上则充满罪责――的话语霸权。所以，沃勒斯坦在把世界体系作为分析单位后并没有实现对世界体系的科学理解。而且，尽管沃勒斯坦努力在历史的维度上去描述世界体系的生成，却没有把世界体系完整地、真实地呈现给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呈现给我们的只是一个假象。

可见，当沃勒斯坦表现出了对世界体系所做的结构化分析的过度依赖时，就会忽略――甚至为了预先设定的理论目标而刻意去模糊――世界体系中的民族国家行为，尤其是其中的中心国的行为及其责任。这可以说是科学研究中的一个值得记取的教训，当我们过于重视结构本身时，就会忽略结构内的构成主体及其行为责任。例如，在探讨腐败问题时，如果我们过多地将其归结为制度上的和权力结构上的原因时，也就自然会忽视制度条件下的人的个体原因。世界体系显然有一个历史生成的过程，而且它是一个客观进程，现代世界体系就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客观现实，我们在其生成史中也是能够解读出其发展逻辑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把作为世界体系组成部分的民族国家的所有行为都视为世界体系演变的结果，特别是不应将世界体系中那些不平等、不公正的现实完全归于其生成史，而是要看到那些今天处于世界体系中心的国家在这个体系生成过程中所做过的事情，并让他们看到也承认今天所拥有的军事和政治强权、经济优越地位和话语霸权等都是通过无数罪行换取的。这样的话，它们就不会在维护这个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中显得理直气壮了，更不用说在每一件事情上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了。

现在，人类正处在全球化进程中，全球化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打破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如果中心国的话语霸权被认为是建立在道德制高点上的话，那么，全球化就极有可能被引入歧途。只有相反，那就是让中心国的话语霸权与道德制高点相脱离，才有可能扫清世界体系去中心化道路上所存在着的各种观念上的障碍。斯克莱尔在讨论全球化的概念时有过这样的评价，“许多热心于全球化概念的人发现，有关它的论述大部分都具有过多的结构主义色彩，也过分抽象，这些论述集中关注那些与人无关的客观的（impersonal）全球性力量，而这些力量是不容个人置喙的。这方面的例子包括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尽管它在表面上看来有着明显的全球化倾向。”Leslie Sklair， Globalization： Capitalism and Its Alternativ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p.2.所以，当沃勒斯坦用世界体系去代替民族国家而作为分析单位时，表面看来是一种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实际上却与众多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理论一样，依然属于机械论的范畴。在全球化进程中，科学研究应当寻求去中心化的可行路径，应当把建构一个平等、公正的世界体系作为目标，因而，应当摆脱所有的以某种形态的客体性存在为分析单位的做法。社会科学研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任务就是，应当着重认识世界体系的运行机制，并从这种运行机制中发现所有实体性存在开展平等合作的可能性，而不是计较于把某个实体性的存在作为分析单位。

另一方面，沃勒斯坦这种基于貌似客观性的分析而得出的结论不仅有着为中心国开脱的嫌疑，同时也似乎是要让人们接受这样一种观念，那就是，无论处在世界体系的中心还是边缘，都无非是一种命定的事实。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就是不可改变的了，即便某个处于边缘的国家由于某些偶然的原因而走进了中心，或者，某个中心国家由于某个偶然的原因而滑落边缘，都不可能改变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尽管目前中心国与边缘国中的某个具体国家的位移现象（沃勒斯坦也对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半边缘”和“边缘”的位移现象做出了细致而深入的描绘与分析）未能撼动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心-边缘结构是不可改变的。它所表明的仅仅是通过边缘国向中心国跃迁的策略是无法打破中心-边缘结构的，相反，还可能会进一步巩固这一不平等的结构。因为，这些位移现象仍然发生在中心-边缘结构之中，甚至经常性地落入了现代化理论的窠臼之中。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沃勒斯坦赞成和认同中心-边缘结构，在阅读沃勒斯坦的著作时，我们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他为自己所确立的目标，事实上，他的《现代世界体系》一书的主基调也正是批判中心-边缘结构中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但是，由于沃勒斯坦没能一贯坚持他所推荐的世界体系观，没能建立起真正的世界体系分析视角，以至于他的一些论述与结论给我们传达了这样的观念：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是客观的、自然的，也是不可改变的。这样一来，沃勒斯坦也就不可能提出打破中心-边缘结构的明确要求了。换句话说，从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中的具体国家的位移现象没能打破这种中心-边缘结构的事实中，我们不应导出世界中心-边缘结构是命定的和不能打破的这样一种判断。相反，我们认为，当人类处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中时，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打破世界中心-边缘结构，或者说，打破世界中心-边缘结构是我们必须明确提出的任务和要求。只有当我们首先确立起了这一任务，才可能在进一步的追求中找到合适的策略。否则，在没有认识到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情况下，在没有明确提出打破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任务时，我们的任何努力都可能是徒劳的，都可能进一步巩固世界中心-边缘结构，这反而会让我们更容易得出世界中心-边缘结构是命定的和不可改变的这样一种错误结论，人类也就可能因此而在世界中心-边缘结构及其思维中陷入一个死循环。

我们今天正面对着一个全新的任务，那就是，不把既有的世界体系当作一个一成不变的历史遗产全盘继承下来，而是要努力去建构一个新的世界体系，这个新的世界体系将是一个不再有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体系，而是一个真正平等的世界体系。在这里，中心对边缘的任何形式的剥削和压迫，都将彻底终结。事实上，因为中心-边缘结构的解构，也不可能再有中心对边缘的剥削和压迫了。总之，全球化、后工业化在世界体系演进史上的表现将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过程，会因为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被打破而获得一个全新的世界。正是在我们意识到了这种打破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任务时，才不得不对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进行分析，也正是通过对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的分析，我们才清晰地看到他的世界体系论是具有某种抽象的形而上学特征的，他在谈论中心-边缘结构的时候更多地是以经济为考察对象的，中心国与边缘国的差异在他的理论中也就被锁定在经济方面了，而其他方面的差异都被忽略了。所以，沃勒斯坦虽然把分析单位从民族国家转移到了世界体系，而在研究路径和思维方式上并没有改变。如果说诸多把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位的理论还在民族国家之外留下了空间，让人们可以去观察和考察国家间的关系并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那么，由于沃勒斯坦用世界体系这个更大的分析单位代替了民族国家，也把“留白”之处填满了，以至于其理论的机械论倾向显得更加明显。在科学发展史上，这实际上是18世纪机械论盛行之时的理论色彩，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在获得这种色彩时，未免大大地落后于时代了。我们承认，世界体系是以往学者都未发现或未开拓的研究对象，但是，对于这个研究对象的一切解读，都应实现研究视角和方法上的创新。沃勒斯坦显然没有承担起这项使命，反而退回到了18世纪。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机械论的一切缺陷也都反映在了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由此看来，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为全球化研究所留下的是一个前车之鉴。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