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游侠文学形成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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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先秦文学中零散模糊的游侠形象在汉代得到梳理，呈现系统化趋势。汉代率先将游侠引进文学叙事，在史传、小说、文人诗、歌谣等多个方面完善了游侠形象，让游侠群体在文学作品中逐步类型化，衍生为一种特殊符号。自此，游侠文学的基础初步奠定，为魏晋南北朝游侠诗的繁荣及唐宋传奇中豪侠小说的诞生准备了条件。

关键词： 汉代；游侠；豪侠；刺客；游侠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65-1285/c.2016.03.15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于真.汉代游侠文学形成考[J].克拉玛依学刊，2016（3）75-79.

游侠是从农村封建剥削关系脱离出来又没有被商业都市收容的无产者。在春秋战国时期，游侠已形成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此时的门客、刺客、豪侠都表现出侠的特征，他们行侠仗义，活跃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汉代出现第一次任侠高潮，这为游侠文学的诞生准备了社会条件。汉代的正史从具备侠特征的阶层中遴选出游侠群体为其立传，完成对游侠的定义。杂史与小说在正史的基础上进行文学加工，使得游侠群体脸谱化，塑造出典型的游侠精神。这三股力量基本完成了游侠形象的建构。诗歌成为游侠文学的重要补充。

一、正史：《史记》与《汉书》建立游侠形象

司马迁的《游侠列传》从名称上固定了游侠的称谓，游侠阶层作为文学形象被确立下来。司马迁“是第一个肯定‘中国之侠’的知识分子，他第一次提出了侠的道德品行与行为规范，”[1]5他实录的同时以极富戏剧化的文笔彰显游侠的刚性之美。

侠的名称最初见于《韩非子・五蠹》，后世侠的观念肇基于此，韩非将“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2]456的侠定位为非法力量。《游侠列传》两次征引并否定了韩非的观点，重新定义游侠。司马迁将先秦宽泛的侠的概念狭义化，赋予这个群体一层理想主义的光辉，达到自己以“义”为游侠塑造形象的目的，而这种“义”是游侠文化积淀及定型过程中最基本的模式。[3]71-75“义”的精神内涵符合儒家规范，为肯定游侠的合理性提供了依据。尽管侠的行为践踏了官方的法律，却有自身一套合乎道义的价值体系，用私刑决断公正，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政府的羸弱。《游侠列传》列举了十多位游侠，着墨较多的有朱家、剧孟和郭解三位：朱家救助各方豪杰及普通百姓，郭解不惜性命为朋友报仇，这些都是对“义”的具体实践。《游侠列传》否定了俗儒的“咫尺之义”“千里诵义”这类空谈的“义”，不盲从，激赏“功见言信”的“侠客之义”。[4]2182-2183

《游侠列传》之外，司马迁另立《刺客列传》。无论刺客能否被划到游侠的范畴，单从文学角度看，《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都在塑造侠的形象。司马迁肯定刺客应当名垂后世，但立意较然已使他们落了下乘，刺客没有独立的道德判断，其目的性是由主公或“知己者”赋予的。

东汉以降，随着专制集权的加强，游侠赖以生存的土壤遭到破坏。钱穆说：“太史公又写了《游侠列传》，为什么后来人不写了，这也因在后代社会上游侠不成为一个特殊力量，却不能怪史家不写。”[5]143从这个时期开始，文学中的侠与现实中的侠出现分异：艺术想象的侠越来越多，而现实中的侠则在高压环境下慢慢消亡，淡出史家的视野；表层的侠逐步隐退，衍生出其他阶层中携带着侠的基本特征的新人物。这种悠久的积淀通过另一种方式传承下来，即注重精神内涵、淡化职业特征。

《汉书》删除了《刺客列传》，保留了《游侠列传》体例，更名为《游侠传》。《汉书・游侠传》沿袭了《史记》关于朱家、剧孟、郭解的记录，删除了没有具体行侠事迹的田仲，另增万章、楼护、陈遵、原涉的事迹。这几位游侠身份显赫，有一定的官宦背景，其侠风依托于个人所掌握的政治权力，而非仅凭借个人力量。如：楼护扣留且宽，陈遵广泛结交各路友人，原涉救济穷人。相较《史记》所载游侠，除了原涉“性略似郭解，外温仁谦逊，而内隐好杀”[6]3718，其余三人侠气明显弱化，趋向义士性质。

班固的烈祖班孺“是个侠义之人，得到州郡内一些人的歌颂，号称‘任侠’”[7]41。基于这种家族传承，他肯定侠义精神，鄙薄游侠行为。他从法制社会的背景出发，很冷静地指出：“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生杀之权，其罪已不容诛矣。”[6]3968

《汉书》的游侠不再是居无定所的游侠，传统意义的“游”被淡化了。班固在司马迁的基础上拓展了游侠的外延，将养客者和被养者都纳入侠的体系。章培恒认为：“核以‘游’字的各种解释，此处只有把‘游’释为‘交游’才不致抵触。”[8]75-82班固一方面削弱游侠的侠气，另一方面将侠的定义扩大，这就为侠提供了更多元化的生存方式，将职业化的“游侠”扩展为具备侠义之举的人。

《汉书》中侠观念的多元化转型表现出西汉到东汉官方对于侠的态度转变：从一定程度上认同侠的精神到抑制和否定侠，从崇尚武力的侠转向崇尚文雅的侠。“自《史记》之后，侠的道德评价体系基本确立；自《汉书》始，侠的基本行为模式大致形成。这是《史记》《汉书》对中国游侠史的独特贡献。”[9]63

二、杂史：《吴越春秋》推进游侠的文学化转型

东汉后期，荀悦一改班固对于游侠的中立态度，在《汉纪》中极力批判侠。《汉纪・孝武皇帝纪》将游侠定义为“德之贼”，除肯定侠“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之外，基本是否定侠的，认为这些人“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伤道害德，败法惑世，失先王之所慎也”[9]158。荀悦于汉献帝侍中时受命撰述《汉纪》，根本动机是伸张皇权，因此对威胁统治阶级的侠进行否定。介于《史记》与《汉书》之间的《战国策》，载录《冯谖客孟尝君》《鲁仲连义不帝秦》《唐雎说信陵君》等篇，刻画的人物颇有侠气，但该书成书时间漫长、作者众多，故不将其划归到汉代文学当中。

与《史记》《汉书》《汉纪》不同，汉代出现了一部特殊的史传作品――《吴越春秋》。该书为赵晔所作，时间大致在东汉后期。《吴越春秋》是一部具有许多非信史特征的史传作品，在形式上将其归属为杂史。该书涉及的人物达一百八十余位，着力塑造了大量具有侠义精神的人物，如伍子胥、渔父、击绵女、专诸、要离、庆忌、媵玉、越女、陈音等，这些人物的身份复杂，包括贵族、官员、刺客、隐士、农人。黄仁生认为“在侠义形象系列中，要离的形象塑造最为成功”，他专门分析了要离的形象特征，肯定了其“勇士的侠义精神”。[11]197-201《勾践阴谋外传》中的越女是后世公认最具代表性的侠女形象，清代《卅三剑客图》将其列于首位。越女隐居山林，具备高超的武艺，她将武艺传授于越国军队，直接促成了越国复仇计划的成功。这个人物的行为将个人恩仇提升到保家卫国的高度，极大地提升了游侠的精神品格。越女的事迹不见于先秦典籍，同时期的《越绝书》也只字未提，可考者仅见于与赵晔同时同地的王充所著《论衡》。《论衡・别通》中用一句话叙述了越女的事迹：“剑使一家，斗战必胜者，得曲城、越女之学也。两敌相遭，一巧一拙，其必胜者，有术之家也。”[12]597赵、王二子的叙述孰先孰后已难考证，但赵晔无疑是完善越女形象的最大贡献者：自由的行动空间、高强的武艺、仗义的性情辅以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道具――剑，勾勒了丰满的侠女形象。越女是堪称具有文学意义的侠，其他篇目则主要是一种侠义精神的凸显，而非身份标识。

《吴越春秋》对侠文学的另一大贡献是对侠客行侠的道具――剑的关注，书中对铸剑、相剑及剑的使用均有叙述。《阖闾内传》中叙述了干将造剑，薛烛、风胡子相剑；《夫差内传》《阖闾内传》《王僚使公子光传》《勾践伐吴外传》几篇都描写了剑作为一种应战武器的用途。上古时期将剑器作为一种歌舞道具，赵晔对剑的艺术想象和艺术加工极大地丰富了剑的文学色彩，作者还创造了“剑气”这一概念，赋予剑以内在气质。以剑为代表的武器文化最终与侠客形象紧密结合，成为后世侠文学的基本范式。武器、武艺和行侠三个要素叠加使侠呈现“职业化”特征，从真实历史中解脱出来，衍生为独立的文学形象。

三、小说：《燕丹子》对游侠精神的完善

史传作品之外，汉代小说《燕丹子》对于游侠文学也有卓著的贡献。

《燕丹子》的著者和成书年代存在一定争议，目前，学界大致论定《燕丹子》创作于汉代。程毅中在对比各种说法后推定《燕丹子》“也许可以说是现存的唯一一部比较完整的汉人小说”[13]6，其论据充分，较为可信。“汉人小说”的论断既明确了《燕丹子》的时代，也点明了其体裁。刘若愚更是强调了《燕丹子》在游侠文学中的标志意义，他指出：“把历史上的游侠写进小说，最早大概要数《燕丹子》”[14]85。张兵从“武”“侠”“小说”“独立成篇”四个要素提出衡定武侠小说的四条标准，认为中国武侠小说的发端在东汉末年，《燕丹子》是最早的武侠小说。[15]54换言之，我们论定了《燕丹子》成书于汉代，就意味着汉代文学出现了独立的武侠小说。

《燕丹子》冲破了正史的束缚，以小说笔法大肆渲染，拓展了《战国策》《史记》中的荆轲形象，令其愈发鲜明悲壮。该故事除保留《史记》中荆轲刺秦的基本情节外，还进行了一些艺术加工：刺杀行动前，荆轲以“心向意投身不顾，情有异一毛不拔”[16]212表明自己的追求，这种独立精神与门客被授命而行动就有了根本的区别。在刺秦中，“刃入铜柱，火出”[16]212展现荆轲高超的武功；两手被斩断后，“轲因倚柱而笑”[16]212显示侠客的达观。此外，文中所载的吞舌而死的田光、临危不惧的秦王、机智的琴女都带有侠气。这些超出史实范畴的加工是对游侠精神的进一步挖掘。

司马迁《刺客列传》所载的包括荆轲在内的六位刺客刺杀的对象都是君王或宰相，即最高统治者或行政长官，远离平民土壤。这些人的动机主要是为了报答知遇之恩和了结个人恩怨，其行动的出发点跟事件正义与否无关。与史实不同，《燕丹子》一书中，太子丹和荆轲都明白刺秦之举的无力，这种困兽之斗是一种殉国的志向而不是简单的复仇，行刺的主题被放大之后，荆轲的行动就由非法活动提升为替广大黎民苍生伸张正义的义举。这种游侠精神的塑造彻底颠覆了刺杀动机的庸俗。这部小说篇幅极短，却是继史传之后真正将游侠形象引入纯文学作品中的肇基之作，其标志意义十分重大。可以说，从《燕丹子》开始，游侠文学真正实现了史传向文学传记的转型。《吴越春秋》在游侠文学演进过程中所扮演的主要是一个过渡角色，到《燕丹子》，游侠形象已经完全从史传故事中剥离，作者为刺客荆轲注入的游侠精神掩盖了其刺杀行为的盲从性，慷慨的侠气和明确的道德判断使荆轲的形象变得光彩夺目。

《史记》《汉书》所载之侠尚处于从粗俗到文明的蜕变，所谓的侠义依附于行侠的主体，即地方士绅、豪杰的个人价值标准。到《吴越春秋》，侠出现“职业化”特征，建立了个人的行动模式；而《燕丹子》真正实现了游侠精神的建构。荆轲形象的文学意义在于他不再是单纯的刺客，而是有侠义精神的英雄人物，到此，侠的内涵才真正完善。

四、游侠诗歌：侠崇拜的直接表达

史传和小说已经基本完成汉代游侠文学的建构，这种表达主要体现为一种刻意的摹写。与叙事文学不同的是，文人诗和歌谣不着力于描写游侠，更偏重于对侠的情感抒发，这种表现方式更趋直接。毋庸置疑，游侠诗歌对游侠形象的丰富是有限的，却从侧面展现民间对游侠的认识，丰富了游侠文学的内涵。基于此，诗歌应视为游侠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代游侠歌谣是游侠诗的雏形。游侠歌谣促成了游侠乐府的产生，而后世文人游侠诗主要以乐府为主要形式，《临淮吏人为宋晖歌》《长安为谷永楼护号》《长安为尹赏歌》等歌谣都反映了社会普通民众对于大侠的尊崇。这些歌谣只是片面的文学产品，尚不足以支撑完整的文学意象，游侠诗才能归属为真正意义的游侠文学。

汉代的游侠诗处于萌芽阶段，据逯钦立先生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现存汉代游侠诗仅有《雁门太守行》《东门行》两首民间乐府诗。前诗赞美王涣在任洛阳令期间，严明公正，治奸除害，造福百姓的美德；后诗描写一位贫民在极端贫困的压迫下铤而走险的故事。王涣是官方意义上的侠，与《汉书》的思想相一致；《东门行》的贫民则是先秦游侠的延续，迫于生计而走上行侠之路。

直至东汉末年，曹植让游侠诗发展为一种诗的类型。《白马篇》中的白马少年继承了《史记》中游侠那种急公好义的品质又兼有刺客的冷静残忍，手段凌厉，将“义”和“信”融合起来。殊为可贵的是白马少年在精神追求上超越了司马迁笔下的游侠和刺客，他不是为个体或集团效力，而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郭解自始至终都不改阴毒的本质，白马少年却由市井无赖成长为为国为民的英雄。曹植常在诗文中表露忠君报国或立名万世的理想，唐代不可胜数的侠客诗都大致沿袭了这一套路。《白马篇》对侠义精神的升华功不可没。

曹植后期的作品中的游侠取材更加丰富：《篇》中描写了一个愁肠百结的壮士，《杂诗》写了一个悲痛难已自己的“烈士”，《野田黄雀行》写的是一个游侠少年救助一只“见鹤自投罗”的黄雀，颇富有寓言意味。这些诗歌虽然包含对事件的描摹，但其目的终究不是为了叙事，而是为了表现作者对游侠的激赏。

游侠诗在汉代尚处于肇始期，没有形成足够的规模。这一时期的游侠诗作为游侠文学的补充，在叙事文学之外，以直白的抒情方式展示了广大民众对游侠的崇尚和歌颂，尚侠的风气对后世游侠诗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到了魏晋南北朝，游侠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极大地丰富了游侠的内涵。“汉魏之际，游侠形象进入文人诗歌，并且在魏晋南北朝隋近乎四个世纪中从少数文人的涉猎发展到更多文人的青睐。”[17]44

东汉以后游侠已经没落，而文学作品中的游侠形象却渐趋丰满。《后汉书》首开《独行列传》，其中的人物与游侠的精神品格多有相似之处。这些人延续《汉书》中楼护、原涉等人的身份特征，摒弃了先秦游侠居无定所的行侠模式，进一步突破了班、马二人对侠的定义，将侠回归到一种精神品格，记载了群雄中的侠义之人：《隗嚣公孙述传》中“少豪侠”[19]528的王遵、《吴盖陈臧列传》中“所至皆交结豪杰”[19]675的吴汉、《窦融列传》中“连结闾里豪杰，以任侠为名”[19]795的窦融。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游侠形象趋于正统化，更加符合官方的意识形态。《后汉书・崔琦传》《三国志蜀志・先主传》《魏书・司马楚之传》都记载了刺客不忍杀传主之事，传记作者赋予了刺客道德标准，改变了《史记》中刺客没有自己主见、忠诚地执行命令的行为模式。

小说方面，《搜神记・干将莫邪》中替干将莫邪报仇的“客”与《世说新语・自新》中的周处都是侠义精神典型代表。

另外，汉代以后，游侠诗数量大增，据逯钦立先生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统计，约有70多首游侠诗。游侠形象以写实和理想化改造的并行开启了文人游侠诗创作的序幕。

汉代作为游侠文学发轫期，对于绵亘中国文学两千余年的侠文化具有奠基价值，汉代游侠文学决定了侠文学的走向。到唐宋传奇中，《虬髯客》《红线》《昆仑奴》《聂隐娘》这类豪侠小说建立了完整的侠客形象，已经是严格意义上的侠文学。明清以来的公案小说以市井之侠取代了豪侠，以迎合市民的审美需求，这其实是对司马迁“布衣闾巷之侠”精神的回归。清末民初，侠义小说逐渐演变形成现代意义的武侠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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