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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一毕业便马上结婚,一手拿毕业证,一手拿结婚证。由此诞生出一个新鲜称谓——“毕婚族”。“毕婚”原本是社会个体的自我行为,但是随着参与这一现象成员数量增加与社会成员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其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从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来看这一社会现象具有其独特的社会意义。
社会学 大学生“毕婚”行为 理性选择理论
大学生的婚姻和恋爱观在21世纪初的几年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社会观察家甚至认为当代大学生已经开始了新的结婚时代。盘点2007年以来的校园文化及大学生的恋爱婚姻文化,我们惊奇地发现,大学生真的已经走进新结婚时代。2005年9月国家教育部规定,只要符合有关婚姻法规的条件,在校大学生也可以结婚。随后出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已将婚育禁令内容删除。开始有部分在校大学生选择了结婚,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则选择一毕业便马上结婚,一手拿毕业证,一手拿结婚证,并由此诞生出一个新鲜称谓——“毕婚族”。“毕婚”原本是社会个体行为,随着参与这一现象的成员数量的增加与成员的特殊性,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毕婚”和2008年以来所流行起来的“裸婚”一样,越来越成为时下刚刚踏出大学校门的大学生们的新选择。
一、大学生“毕婚”现状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尤其自1999年开始的高校大规模扩招以来,大学生的婚姻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毕业之际的大学生们婚姻行为与观念更为大众所关注。面对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种种挑战与机遇和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80后”的婚姻行为正走向多元化,“毕婚”也顺势而生。
为了解大学生“毕婚”行为的基本情况,笔者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资料。相关问题涉及大学生对2007至2012年间的“毕婚”和其它新婚恋观的态度。调查显示,40%的人认为“毕婚族”的婚姻和一般的婚姻没有区别,13.6%的人认为“毕婚”会比一般婚姻长久,22.9%的人对此持否定态度。据调查,上海的婚介所,如今平均每月都要接纳几十名女大学生,她们都希望找到“经济丰厚、事业有成”的老公。调查还显示,68%的女大学生将经济能力作为对未来丈夫的首要要求。“毕婚族”找对象时,看中的多是对方的“财力”,包括工作的稳定性、收入情况等。在一婚介网上,一位21岁的毕业生要求对方有稳定的工作,最好有房有车。近日,报纸刊登了记者遇到在校女生结伴到相亲现场的情况,她们大都对事业有成者感兴趣。“这种征婚目的性太强”,多年从事婚介工作的李先生说,“婚姻是以经济为基础、感情为纽带才能维持的关系,如果出发点旨在解决生存的问题,这样的婚姻难经考验”。李先生认为,大学生征婚是在就业压力大的情况下的一种新选择,人们应当宽容地对待。在一篇《杭州相亲会“急嫁”女学生成主力青睐“四有”男人》的报道中,记者描述道:千余相亲人中,在校女大学生占了女性比例的百分之十五,相亲现场一些展示牌上的信息显示,很多相亲女性都出生于1988年左右,甚至更小。这些女孩中不少都是在校的大三、大四本科生,而出生于1988年左右的研究生更是不在少数。而且,“四有”男人——有钱、有房、有车、有型成为部分“象牙塔”内的女大学生前来相亲征婚的首要对象。在网络上曾经很流行着一张这样的“未婚女,22岁,大四在读……觅25岁以上,月薪5000元以上,家是某地或至少在某地有住房有车……”的征婚帖子。这些数据与现象可能不够全面,不够精确,但它们至少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大学生对于婚姻观。作为社会未来发展主要支柱的婚姻,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
为分析大学生的“毕婚”行为,笔者同时采用了资料分析、问卷调查、访观察等多种研究方法。在对笔者连续4年所接触的1000多名毕业生之中,有107名同学表示如果有机会就选择“毕婚”,占到学生比例的9.7%;323名同学表示对“毕婚”持反对的态度,占学生比例的31.9%。其余的同学表示“不确定”“无所谓”。对于调查问卷和资料分析后可以得出:首先,大学生“毕婚”群体中,女生多于男生。经济实力强的男性是“毕婚”群体的首选对象。女大学生“毕婚”对象主要是经济实力较强的群体,年龄不是主要问题,她们的目的是找个能够实现经济依赖的主体。其次,部分“毕婚”者来自那些能把大学期间培养的感情坚持到毕业,并选择了以婚姻的形式将爱情加以巩固的大学毕业生。正是因为他们相信爱情是一辈子的财富,他们毫不犹豫地牵手走向婚姻的教堂。再次,对大学生“毕婚”行为不同群体有不同的看法,同一群体的看法也有存在分歧,就大学生群体中不同人的看法也有差异。有的人对此表示担忧,有人则并不忧虑。
大学生中“毕婚”行为人数与当代大学生的人数相比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走向社会,他们中的很多人必将步入婚姻的殿堂。作为社会人,他们的婚姻行为必将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
二、理性选择理论视角下的“毕婚”行为
在传统的社会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方法论整体主义和方法论个体主义、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分裂与对立。具体到分析大学生“毕婚”现象,整体论者关注的是宏观的结构性、制度性因素的制约作用,认为只有整体意义上的社会关系和结构才是解释社会变迁下大学生“毕婚”行为的关键因素。因此,他们往往从阶层关系、社会供需关系、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等诸多社会关系中来探讨大学生“毕婚”现象的原因;而个体论者则把变迁改变的关键归结为行动者主体,认为不是社会整体,而是微观上的个人,凭借对资源的占有情况和对市场信息的了解程度而做出的“理性选择”。由于目前“毕婚”现象主要是一种“个人行为”,还没有相对固定的形式,但它又在宏观层面反映了整个社会普遍关注的一种社会现象——社会流动和社会变迁。因此,从微观层面出发,通过微观向宏观的转变,使个人行动层次上升到系统行动层次,进一步对毕婚现象做出规范分析,是十分有利于深化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的,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在这方面恰恰表现出了较强的应用性。
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Perspective)是社会学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社会学问题最为重要的理论之一。理性选择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人以理性的行动,满足自己的偏好,并使效用最大化。理性选择行为就是为了达到一定目的而通过社会交往或交换所表现出来的社会,这种行为需要理性地考虑对其目的有影响的各种因素;并且在众多理性选择行为中,由于条件和信息的有限性,人们实际上无法达到“最优点”,而只能逼近最优点,即“满意解”。满意准则和合理化成为这种“理性选择”行动者的行动基础。在此,我们可把这种理性假设称为“社会理性”,其最基本特点就是在追求效益最大化过程中寻求满足,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或足够好的行动。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理往往是非常复杂的,不仅要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也要追求社会及其他效益的最大化,而且其中有许多因素本身就是相互制约的。如果再加上根据斯科特“生存伦理”观点引入的“生存理性”概念(这种理性首先考虑的是安全第一的生存原则),我们实际上就可以把人的理性分为三个层次,即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生存理性是最基本的层次,只有在生存理性得到充分表现和发挥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产生和作出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的选择。根据理性选择理论分析大学生毕婚现象成因可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