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宇森:我不上教堂 心中有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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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我便仰慕那些胸怀家国、富于浪漫理想的英雄，也塑造了许多忠肝义胆、悲而不戚的人物。有人以为我只崇拜英雄，其实我更关注情感丰厚、仁爱为怀的普通人。
如今上了一些年纪，我希望找回一些中国的情怀，和以前的朋友。
我是一名基督徒，我在片场便仿佛在教堂。
当吴宇森说自己是一名基督信徒的时候，吴夫人笑了：“他从来不去教堂。”
我们可以在吴氏电影中找到许多基督教痕迹：《喋血双雄》的高潮，教堂里，烛光下，圣母像前，立场相对的生死之交为了行使各自的正义而对决。圣诗声中，男人们倒下，白鸽飞舞，慢镜头，暴力世界中的浪漫难以言喻，死亡气息饱蘸了诗意与安宁。这些白鸽后又飞到了《终极标靶》、《变脸》和《碟中谍2》中。从符号学的角度理解，它们象征着圣灵、救赎和安全感。你有些模糊了，那些站在教堂里的，是隐忍、为了友情甘于成全和牺牲的东方侠客，还是怜悯、谦卑、拼死捍卫尊严的中世纪骑士？基督教摇滚乐队Newsboy则直接写了一首以吴宇森的英文名字命名的歌《John Woo》，向其对宗教符号的创造性运用致敬。
依循基督教伦理，杀人应被戒止；而吴宇森却以“暴力美学教父”之誉斐声江湖。
暴力和信仰，一对极致的矛盾。现实中同样矛盾的是，当大家都认为吴宇森在好莱坞功成名就，实现了几代华人导演的梦想之时，他却回来了。回归华语电影，不现代，不开枪，却讲一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三国”的故事。
《赤壁》 不现代，不开枪， 讲一个男人团结的故事。
《投名状》一开场便以古代冷兵器的战争场面技惊四座，这是中国商业大片抛开单打独斗的功夫与武侠，表现群体对阵作战的第一次尝试。但惊鸿只一瞥，稍后我们都知道了，这是一个关于背叛的个体命运故事。《集结号》则将触角伸到了现代战争，个体命运面对集体意志的脆弱被挖掘甚深。中国电影人对题材和画面感的野心开始指向战争，但与好莱坞制作水准相比，还远远不够。
对照一度垄断院线的《指环王》和《斯巴达三百勇士》，银幕再现中国古代浩若烟海的兵法与阵仗，构筑东方电影史诗的期望理所当然地落在了《赤壁》的身上：资金、技术、拍摄流程管理、场面掌控能力、人文内涵、豪华阵容，吴宇森的归来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2004年，吴宇森带着夫人举家来到北京“安营扎寨”， 从此公众的视线便再也没从《赤壁》的身上移开过：5000万美金的巨额投资，预算超支再超支，突破了8000万美金还没拍完，以致变成了公认的“全亚洲最贵的电影”；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的剧本，经过大陆、香港、台湾若干顶级编剧的多番雕琢，竟还需一位全程“随军”即时修改；周润发辞演易角风波，二十年的恩怨情仇几成戏中戏；关机一延再延，每天上千个兵在片场接受调度，8个半月熬出了史上首套上下集电影；片场波折不断：沉船、坠机、山洪、大火……难怪有人形容《赤壁》的拍摄过程本身就像是一场战役，而吴宇森便好似那“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周公瑾。
除却视觉上的期待和兴奋， 被乔模乔样的“美国牌”中国故事一再挫伤的人们对《赤壁》的内容骨架和灵魂的好奇和质疑经久不消。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片花中，梁朝伟扮演的周瑜语气坚定：“我有一个梦想，也是大家共同的梦想，就是我们要团结，上下一心。” 团结，是《赤壁》想要表达的核心。
记者：你曾表示，早在上世纪80年代还在香港拍片的时候就有了拍摄三国故事的想法，却被搁置。16年了你一直记挂着，并最终付诸实施，情结何在？
吴宇森：我们从小都看过很多三国的故事和影片，少年时我一度很迷三国的人物，长大一点则喜爱其中的侠义精神。不只三国，《水浒传》、《刺客列传》这样富有侠义精神的故事都令我非常地感动，这也正是在我的电影里会有那么多表现侠义精神的人物和情节的原因。拍完《英雄本色》我就想拍这个故事，但当时的技术条件不支持，资金不够，也没有外景地，后来我又去了美国。拍了这么多年电影，尤其是有了好莱坞经历之后，更加想拍中国题材的电影，能够真正表现我们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精神气质的电影。在西方观众眼里，中国只有功夫片和武侠片，但我们的文化远不止于此。我希望能把我们的精神，把东方文化的另外一面，用电影的方式展现给西方。
记者：是指怎样的精神？
吴宇森：赤壁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战役之一，曹操率领80万大军攻打只有三五万的吴蜀联军，主题是以弱胜强，所以必须要团结，必须结合很多人的智慧和勇气才有可能获胜。我之所以选择这个故事，除了英雄主义元素，更在于其中还嵌套了草船借箭、借东风等体现中国人智慧的小故事，这让战争表现起来不那么直接和裸。周瑜、诸葛亮、赵云这些人物，重视友谊、信守承诺，他们仁、忠、义的精神是中国人一贯的优良传统，这在亚洲各国乃至西方也能引起共鸣。
记者：似乎你对人物个性和关系的设定与人们熟悉的《三国演义》有一定差别，譬如“演义”中浓墨重彩的“瑜亮之争”便被弱化了。
吴宇森：对，我参考《三国志》和其他一些史料更多。《三国演义》只是一部小说，其中70%的内容都是杜撰的。周瑜在其中是被贬低的一个人物，历史上真实的周瑜很有才华和抱负， 也非常地潇洒和浪漫。 作为一个将领，他非常出色，有勇气和智谋，也懂得爱护自己的部下，懂得关怀和欣赏朋友。诸葛亮当年则刚刚27岁，初出道，尚未成为蜀国的军师，赤壁之战中他的贡献有限。二人虽年龄和身份有别，但彼此欣赏、惺惺相惜，我着重表现他们之间的友情。如果依据“演义”，国难当头，两个核心人物还在你死我活地斗来斗去，会显得中国人很小器，而我希望表现中国人的肚量和对和平的向往。
6月9日凌晨，北京郊外的《赤壁》外景地发生火灾，1名香港特技演员死亡，6人受伤。事故发生后，吴宇森立刻从香港赶回北京处理相关事宜。由于道具和布景损毁严重，投资方还需要再次追加资金。已经进入了后期制作的《赤壁》，依旧好事多磨。为了拍这部电影，吴宇森曾血压突升、肝功能异常、身体浮肿，多次入院治疗，对此他却不提半句。他的好搭档、制片人张家振则直言，两个人花费4年的时间专注于这部电影，困难和弯路难以计数，而倘若在好莱坞继续拍片本可轻松多进账。
2002年，以“反战”为主题，吴宇森讲述白人和印第安人关系的战争片《风语者》遭遇美国评论界的批评，无论影片优劣，一个中国人拍摄美国历史不能被接受。这成了吴宇森的心结，同样是“和平”的主旨，“赤壁”这一中国题材早已深埋心中。逃离好莱坞的类型限制，用好莱坞的技术和经验，带出一支中国的工作班底，用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制作一部好莱坞大片，这个“宏伟”的计划在吴宇森的脑子里生了根。张家振话虽如此，却早吴宇森一年便来到北京为《赤壁》四处奔走，寻求投资和完善剧本。
在片场，剧组每天饱受风沙和尘土之苦。经历了工作人员中暑入院的酷夏，和拍摄的湖面冰封不开的严冬，吴宇森说起拍摄过程中最大的感受依然是“感动”：“我们有1000个工作人员，加上部队和临时演员每天会有2000多人。中国人非常能吃苦，而且聪明。从他们的刻苦耐劳、兢兢业业，我看到中国电影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不论片场发生了什么状况，多么混乱，他永远镇定，带领大家一点一点地解决问题。如果没有他坐镇，我完全不敢想象会是什么局面。”赵云的扮演者胡军对吴宇森由衷钦佩。“他是一个特别能扛的男人，哪怕大家情绪都不好的时候，只有他还是沉稳地掌控着一切。看到他，大家就都有了主心骨。”扮演孙尚香的赵薇几乎同感。
记者：《赤壁》的筹备时间如此漫长，拍摄过程中又遇到了这么多的波折。面临上映，票房的压力将要来袭，你现在的心情是怎样的？
吴宇森：心情啊，也没有怎么样。无论是演员的表演，还是场面特效的制作，当然还有值得探讨的地方，但整体上我非常满意，可说是心无挂碍了。各方面的工作人员做得非常出色，尤其是骑马的武行，真的是拿命在拼，发挥好得出乎我的意料。我们的马队和战士都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但我有耐心慢慢培训，他们也非常勇敢地去做一些高难度、高危险性的动作，我们一起努力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戏会不会大赚，赚多少，没有人能够预估，我只求尽了全力。
记者：《赤壁》拍摄的精神，与影片本身要传达的主旨其实是相通的。
吴宇森：是的。这种精神也是我们的工作精神，更准确来说是从工作里引伸出来的。在开拍以前，我就跟所有人讲，这个戏非常庞大和复杂，在技术上有很大挑战，分工会很细，环境也不会那么容易克服。要想把这个电影拍好，必须群策群力。只要有一个岗位偏离了合作精神，一个岗位做得不好，整体就完蛋了。这就好比一艘大船，每一个螺丝都非常关键，我们必须团结。说完这些，我对编剧讲，把这个也写进剧本里，就是后来周瑜的那句对白。
记者：你如此看重友情，如果朋友做了背叛的事，你还会当他是朋友吗？比如周润发的辞演。
吴宇森：我会。我不会太计较朋友间一时的得失，各有各的处境，有各自的想法和要求，也许在他的立场而言是对的呢？扪心自问我也不敢保证自己百分百正确。对朋友给你任何的帮助，应该感激；曾经为朋友真心付出过，对方得到了满足和幸福，已经很好了。当我最需要朋友的时候，失败的时候，有些人讲些不中听的话，我觉得变相的也是一种鼓励。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需要什么，不会怀恨在心。
思乡
看到黄面孔，便仿佛看到了自己的邻居
吴宇森幼时家庭非常穷困，父亲患有肺病，母亲担负一家生计。移居香港后住在屋村，经常会有暴力事件发生。被流氓追打、流落街头的时候，他便会跑进教堂，圣诗声中人们友善地微笑，那种温暖的感觉给了他很多信心和安慰。
后来，在教会的帮助下，依靠一个美国家庭的捐款，吴宇森幸运地进入教会学校接受正规教育。在那里，他读了许多神学、历史、哲学和美术书籍，也有机会从课堂偷溜出来去电影院观摩好莱坞黑帮片、西部片以及黄金时期的歌舞片。法国导演埃尔・迈尔维勒的暴力中的人情味、山姆・派金帕的慢镜头和圣歌中的决斗，都可以在吴宇森的作品中找到投影。师从香港武侠电影奠基人张彻导演，男性情义和惨烈场面的继承也成了吴宇森的典型符号。
在好友和搭档张家振的帮助下，今日的吴宇森俨然已是最逼近好莱坞金字塔尖的黄色面孔，轻松出手便能拿到羡煞旁人的A级制作。他却有时候会觉得“找不到新的意义”，物质方面“吃一个汉堡和一道名菜没有什么差别”，精神方面“有些空虚”。
吴宇森62岁了，有些思乡。当年，没有钱看电影，只能用毛笔在玻璃上画关云长，张起毯子躲在黑暗里，晃动手电看墙上投影变换的小男孩，怕是不敢想象有朝一日真能将排山倒海的千军万马写进胶片。这本身好似一段底层奋斗的励志传奇，我们似乎毋庸置疑他对平凡小人物喜怒哀乐的感知力，以及频频讲述拾荒老人收养地震孤儿和乡村教师翻山越岭支教的故事的诚恳。他在美国便已留心收看《东方时空》等内地社会新闻类电视节目，以期了解今日中国；对贾樟柯、王小帅写实风格的作品另眼相看；对电视剧《大宅门》、一些清宫戏甚至《走近共和》都饶有兴趣。中国的一切令他欣喜和新奇，一切都在变化，人们也似乎温暖而不冷漠。
来到北京，见到多位编剧，一些对传统礼仪和古文学的认知留存完好令他惊喜，年轻朋友的敏捷思维和爽朗性情亦让他如沐春风。走在大街上，看到一张张亲切的黄色面孔，他仿佛找到了自己的邻居，觉得这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这甚至感染了他的心态，整个人变得乐观，人一旦乐观起来会更多地看到事物好的一面，从而渐渐开朗。
《赤壁》便不是一个厚重的故事，吴宇森特意避开了历史的沉重，以现代的人物性格和情节设置代之，营造角色的亲和力和观众可从中追寻的认同，传达乐观、生机和希望。这一次，我们不再能看到爱恨纠缠、向死而生的悲情人儿；再往后，我们会看到《1949》中的乱世小儿女；更远呢，吴宇森也许已拍起了惦念已久的歌舞片，或者无法预料的纪录电影。
“去好莱坞之前，我天天在外拍戏，基本上不做家务；到好莱坞以后，我才有了每周公修，才有了完整的家庭生活。”吴宇森淡淡地说，夫人在一旁笑而不语。为了挽回一度疏于陪伴的儿女们的心，吴宇森曾与世上任何一位父亲一样，争取一切机会弥补，为他们做饭和打扫。做饭，后来成了他最喜欢的放松与自娱方法。相较之下，吴宇森对“片场家长”这一身份怕还要更称职些，很迷恋在片场亲自营造起来的大家庭般其乐融融的工作氛围的他，会细心到从北京和广州请上好的厨师为工作人员打点三餐饮食，每周至少留一天停工休息好让大家的体力恢复。
端起印有与夫人结婚照片的马克杯，吴宇森浅浅呷了一口茶。杯上男子年轻、瘦，颇有些儒雅。时光荏苒。
“我为什么喜欢拍电影？在片场，我仿佛就在教堂。一大群来自不同地方、拥有不同才华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做同一件事情，大家和和气气的。他们做得好， 我会欣赏；他们帮我完成，我会感激。这些都是从宗教里得来的，爱和包容，你要爱大家，要博爱。我一直没有改变，回国拍电影也会延续这种精神。凭借于此，我很幸运得到了很多朋友，大家肯为了我而拼命工作。凭借于此，我去到国外不会感觉自卑，获得成功也不会自大。
不再是当年瑟缩在一角取暖以御世态寒凉的少年，今日的吴宇森更像是站在教堂中央的神父。从被救赎者到施救者，吴宇森已走过了一个命运的轮回。不知他的追随者们，是否跟得上他的脚步？ [摘自《名牌》20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