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元甲》中的文化冲撞与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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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霍元甲》反映了清朝末年著名武术家霍元甲的习武人生。清朝末年，西方列强侵略中国，中西方文化发生了激烈冲撞并发生了有限交融。霍元甲就是这种文化；中撞与交融状态下的典型人物。这种蕴含于题材本身的文化；中撞与交融也潜移默化地影n向了电影的制作，从文本解读与制作意图探析两个层面我们都可以发现这种深刻的文化冲撞与交融。

这部电影在制作上明显上反映出制作者的认识；中突，整个电影采用的纪实手法与虚构没能得以有机融合。首先，从故事题材来看，电影主人公霍元甲本是史有其人，与外国人比武及死于毒害也是史有其事。这种建基于真人真事上的电影故事，一方面为电影提供了难得的素材，另方面却限制了制作者的发挥。我们看到，电影在重大历史背景展示时采用了电影纪录片的拍摄手法：一、对历史背景的字幕说明。二、画外音。三、泛白的老照片。安排在电影开头、结尾及重要转折时刻的这些纪实手段，搭建了电影的纪实框架。但电影如果根据霍元甲的人生经历进行平铺直叙，那必然丧失其观赏价值，于是，电影以倒叙开头，以霍元甲连胜三人的精彩比武况技场面作为序幕，引人入胜。然后基本按照时间顺序对霍元甲的人生经历进行表现。这些纪实手法增强了电影的真实感，但常有损电视的观赏价值。

为了使电影更好看，电影采用了一些艺术手法来增加叙事的曲折性和流畅性。一是虚拟真实。即对霍元甲的一些生活琐事进行符合历史逻辑的虚拟，以艺术真实反映历史真实。如霍元甲如何走上习武之路、年轻时如何争强好斗、与外国大力士奥比音比武现场等。这些过程性的事实，无法通过纪录的手法予以再现，只能以虚拟真实的方式予以表现。二是场景渲染。对霍元甲的家庭天伦之乐、秦爷的奢华寿筵、比武现场观众的狂热激动、霍元甲的潦倒沉沦等进行描写性的铺陈扩张，为后面的情节发节打下基础。三是情景建构。电影为了揭示霍元甲人生转变缘由，花大力气建构了桃花源式的农村美景。电影加大色彩亮度，将田园牧歌似的农村男耕女织的画面表现得美仑美奂。简陋的茅舍、层递的梯田、春天的绿意、秋天的金黄、和煦的阳光、纯朴的人情等，建造了国乱山河破时期与世隔绝的诗意空间和精神家园。

纪实与虚构的二元对立统一，是电影的极致追求，但却极难如愿以偿。电影中不同的镜头采用不同的表现手法，一方面能保证不同喜好的观众都能从电影镜头中找到一些自己喜欢的镜头，但另方面整个电影的艺术手法的转换却难免呈现出前后脱节，整体风格不统一的问题。在纪录片的总体风格下，艺术片的手法穿插其间，使得电影风格出现局部失调的现象，特别是霍元甲乡村生活片段与前后的衔接就有突兀之感。而根据各种媒体上电影的庞大的广告攻势来看，制作者之志是希望打造富有轰动效应的商业片。三种影片的分类虽时有交叉，但重要特点却不时时时兼容，这体现了出品人从营销角度，编剧、导演从艺术角度，剪辑从叙事角度等不同角度看待问题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是深刻而复杂的，很难在一部电影中得到完全统一。

上述问题反映了电影作为一种集体产品的无奈，它既要体现由单一个体组合成的制作者群体的意图，又要想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爱好、不同层次的电影观众的需求。这种制度性的矛盾很难解决。叫好与叫座从来都是制作者的梦想，既不叫好也不叫座的太多了，叫好不叫座的也多，叫座不叫好的比较少，既叫好又叫座的又太少了。制作者群体中的每个人都想将自己的情感、思想、动作等最大限度地体现电影中，而电影又要面对不同的人群，因而，所谓的国际化制作就咸了一种流行。以大包围对待大包围，以宽口径对待大观众。这与好来坞类型片针对窄受众形成强烈的对比。由于霍元甲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武术家，其与外国大力士部技获胜的事迹在很大意义上神化了霍元甲，更多时候霍元甲是被当作民族英雄看待的。由因这种国际化背景下的观众接受心理预设，制作者当然希望霍元甲能够在中国乃至世界赢得更多的观众。

于是这里面的矛盾就越显复杂。以霍元甲这个题材来拍摄电影，从国内观众市场来说，电影至少想要俘获具有这样一些特征的群体观众的眼球：1、武打电影迷：2、爱国者或民族情结严重者；3、20多年前看过电视剧《霍元甲》者。4、明星迷。如李连杰迷、孙俪迷甚至杨步亭迷、韩三平迷等。对应地，电影也至要有这样四个特点：1、打斗场面精彩丰富；2、中国人最终获胜；3、神似而形不似电视剧《霍元甲》4、明星团体。如武打明星、美女明星、知名导演等。

从国际上来看，电影至少想要在这样两个国家打开市场：日本、英国。其他想要进入的国家还有法国、美国、俄罗斯等。国外观众要接受这部电影，除了电影情节、画面等具有可较强的观赏性之外，必须要符合国外观众的文化习惯、文化心理。因而，电影必须而且至少要做到两点：1、尊重国外观众；2、避免有争议话题。所以，电影既不能详叙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烧杀抢掠的敏感史实，也不能把具体的外国选手表现为豆腐渣似的一打就败。这样，电影又相应要具有这样两个特点：1、敏感史实最小限度地提及；2、全方位多侧面立体塑造外国人形象。

要兼顾国内观众和国外观众，这本是个操作问题，但要协调和解决两者发生的；中突，就必须进入到制度层面来探讨。也就是电影制作需要遵循哪些重要规则。从接受心理来看，如何满足国内观众和国外观众的期待视野，消除他们的心理阻抗显得尤为关键。其中最难的是如何处理中国人受辱和中国人获胜的场景。这是涉及方面多、涉及内容广、涉及话题多的一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有高超的驾驭艺术。从影片中我们看到，制作者在电影中竭力对此予以平衡：中国人胜在德，胜在艺；外国人胜在力，胜在谋。先将胜利要素进行平均分配，然后将这些因素分配到不同的人身上，使得各方都有所褒扬也有所贬抑，从而获得综合平衡的效果。

要实现此目的，必须通过特定场景中情节的设置塑造人物形象。电影期望将霍元甲塑造成中国人理想的化身，艺高德厚，生动形象，但也不能因此将外国人塑造得脸谱化，只有负面性格，没有正面行动。出于电影市场必须既要注重本土化，也要注意全球化的考虑，电影对于外国人，特别是外国选手的塑造，也要以正面为主，负面为辅。既然中国人必胜的结局这个预设前提不能改变，那得让外国人赢在过程中才能保持平衡。所以，中国人处于劣势的场景在电影中也是多有所见的，这从市场来看，可以有效获得外国观众的认同，也可以对国内观众的情感进行过程性地压抑，增强电影结局压力释放时的审美，提高电影的观赏价值。

仅仅通过制度性安排来设置情节是不能解决全部问题的，至少是深层次问题无法解决，那就是中西方观众的文化习惯的协调和统一。但《霍元甲》对此进行了比较好的处理，使得电影无论是从中国文化角度还是西 方文化角度进行解读，都能具有地域认同感。在电影中，主人公霍元甲身上的文化体现，从中国文化角度看是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的转换与统一。从西方文化角度看是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的冲突与融合，两种异质文化在此冲撞与交融，霍元甲集不同不化期待下的理想人物于一身，这是电影的重大成功之处。

《易经系辞》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宽容包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电影对霍元甲寄托了极高的文化期待，制作者将霍元甲塑造为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典型人物。但这种文化寄托并不是一定能够实现的，它必须通过教育来实现。电影前半部分主要表现霍元甲如何自强不息直至成为“津门第一”高手的过程。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主要体现在个人行动中，指导着其行动。超越强手，超越自身成为其不懈追求。其外在要求“厚德载物”的思想在年少轻狂的霍元甲那里则未得到足够重视。虽然霍恩弟以行动上的不许可从反面对霍元甲进行教育，霍母从语言上对霍元甲进行教育。但霍元甲未把它放在心头，电影形象地表现了这种文化分裂导致的严重后果，那就是霍元甲尚武不崇德，以致落得家破人亡。

经历如此重大变故，导致霍元甲的性格剧烈转变，变故前后霍元甲性格判若两人。前期是张扬狂放的，后期是隐忍内敛的。在心灵流放和身体漂泊之后，终于在世外桃源般的乡下沥炼成熟，“厚德载物”思想扎根其脑海之中，其心胸变得开阔，行动更加豁达，其前期极力追求的江湖义气之“义”也逐渐升华为民族大义之“义”。霍元甲以其近乎完人的形象离开乡村，再次回到津门。面对侵略国选手的嚣张，坚持“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原则，终在忍无可忍之时挺身而出，捍卫民族尊严。在面对强敌时表现得雍容大度，以武胜人，以德服人。将“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完美地统一于一身。以完美形象留于世间，供后人景仰。电影通过故事情节，形象地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在霍元甲身上的；中撞与交融过程，从而得以顺利完成对霍元甲的文化塑造，这种文化塑造具有从心灵深处打动观众的潜力，是电影票房的重要保证。

然而仅仅如此，电影是不可能获得大量外国观众的好感的。为了消除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观众的解读障碍，增加异域电影解读的方便性，电影在人物方面进行了创造性的象征隐喻设置。疯子和盲女是故事中不可缺少的两个重要陪衬人物。(对中国观众来讲，有些不可理喻。这应当理解为电影的文化产品需要它按照观众需要来进行人物设置。)“疯子”在电影中象征的是酒神精神，这是一种肯定生命本能和欲望活力的自然样态，体现的是一种无拘无束、率意而为的迷狂状态。“适意行，安心坐，渴时饮，饥时餐，醉时歌，困来就向沙茵卧。”(元朝关汉卿《四块玉》)“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酌低唱。”(北宋柳永词《鹤冲天》)霍元甲早期恣意独行，嗜酒好斗。每赢擂台，必上酒楼狂饮烂醉，放浪形骸。激情的疯子正是其内在活力的象征。“你嘛时候成为津门第一啊?就在今天I就在今天”疯子的话语正是霍元甲内心所思所想。疯子成为霍元甲的内心，霍元甲成为疯子的理想。电影的英文名称为《Fearless》，其本义为无畏，我想作为电影名，意译为“勇者无故”可能比较恰当，这个英文名称正是影片想要契入西方观众心理的一个绝佳角度。电影的前半部分，通过激烈的擂台竞技和醉酒狂欢极度张扬了体能释放与心情发泄的，把酒神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电影的后半部分，以酒神精神的极度张扬带来的惨重后果，将主人公霍元甲进行自我身体放逐和情感沉沦，顺理成章地将其引入日神精神的观照之下，用理性与庄严把霍元甲进行改造，使其服从于规则与规范，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盲女(电影中孩童称“月蒸姑姑”，霍元甲称其为“月慈”)是日神精神的化身，她外表端庄美丽，内心善良纯洁，虽然眼前看不见一物，但心如明镜天上悬，是她，将嗜酒如命、打杀成性的霍元甲，用温情与关爱感化为勤耕善事、宽厚隐忍的霍元甲，从而提升了霍元甲的个性品质，赋予了霍元甲尚武崇德的高尚品性。盲女月慈成为霍元甲的外在生活的理想与神，霍元甲成为盲女的内在思想的表现与人。与盲女相处七年的这一段乡下生活，洗涤了霍元甲的身心，陶冶了霍元甲的情感，提升了霍元甲的思想，盲女在电影中成为霍元甲这个“落难才子”的“精神圣母”，她给予了霍元甲无限的精神关爱和亲情抚尉，赋予了霍元甲崭新的精神生命，使后来霍元甲立身天地间，深明人间大义，成为人生理想的典范。这段表现诗意生活的亮丽缓慢画面，与表现俗世生活的零乱急促场景，相映成趣，成为电影中的最为引人留恋之处。二者在转换中虽有陡峭之感，但却顺理成章，以其内在逻辑的严密使镜头转换变得流畅自如，算是本部电影中的神来之笔。

以上我们从操作、制度、观念三个层面对电影《霍元甲》进行了分析，总的看来，电影《霍元甲》反映了清朝末年国门被迫打开时发生文化冲撞，比武打擂只是这种文化冲撞的一个载体，或者说是比较具有可观赏性的一个载体，有限的文化交融是文化冲撞的结果。《霍元甲》以此承载了这种文化；中撞与交融中中应有的痛苦与欢乐、失败与胜利。其国际化的制作团队、明星群体当是这种文化冲撞与交融的得以实现的现实依靠。《霍元甲》应当是一部成功的电影。但因编剧、导演、摄影、剪辑、出品、发行等环节不同的人群存在着认识误差，这部电影在一些环节的设置上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霍元甲之死与史实就有差异，台上中毒这种虚拟真实的情节设置与电影框架的纪录片风格不协调：与奥比音的比武时霍元甲的表现是艺胜于武，与田中安野的比武霍元甲的表现是德胜于武，都降低了电影的观赏价值：除霍元甲之外，中国习武群体高手匮乏，不能很好满足国内观众的当前期待：中国人群体智谋不足，可能得罪观众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前观众对电影的评价和观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