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的经济效应:一个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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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镇化是现代化进程中最富活力的经济社会活动，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效应，一直以来深受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因此，学术界和实践界迫切需要梳理关于城镇化经济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的相关研究。文章基于既有文献成果，系统回顾和梳理了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居民消费、产业发展、二元结构以及公共服务供给影响效应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阐明了城镇化驱动经济增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改善民生福祉的运行机制，为我国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提供了有益的理论依据，也为今后新型城镇化的经济效应有效惠及民生提供了一个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
关键词 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公共服务供给；经济效应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7）06-0050-05
在当前世界经济再平衡和再调整的复杂形势下，我国经济增速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经济转型面临多重挑战，如何有效化解这些不利因素，确保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关键是要寻求引领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动力和新途径。经济理论和实践表明，工业化创造供给，而城镇化则创造需求。因此，在外需不足、传统投资过剩、内部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疲软的新情境下，城镇化理所当然成为今后推动我国内需的重要平台和有效载体。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经指出21世纪影响世界进程的两件大事是美国的高科技和中国的城镇化。随着我国城镇化率在2011年突破50%之后，意味着我国的城镇化发展进入了新的发展周期，即进入倡导以人为核心以及提质增效的新型城镇化阶段。新型城镇化重在体制机制创新，通过不折不扣的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将有效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刺激居民消费、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全面改善民生，这些都将产生广泛的经济效应，对新常态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因此，为有效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以及新常态阶段我国经济成功转型，系统归纳和梳理城镇化的经济效应就显得尤为必要，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中国城镇化发展历史悠久，在世界城镇化的历史长河中长期占据领先地位，如唐代曾与300多个国家有过贸易往来，当时的长安城镇人口达60余万，丝绸之路经济全线畅通，宋代经济发展达到了高峰，中国人口首次突破1亿，出现了如开封这样的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形成了全球最大的内需市场，此时中国城镇化和工商文明曾达到了历史上的空前繁荣。但自明清代以来，中国选择了闭关锁国和背对世界的治国之策，加上西方国家工业革命的诞生，世界时针开始偏离东方文明，逐渐指向西方文明，伴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市场经济的不断繁荣，城镇化问题不断进入广大学者们的研究视域，城镇化与经济发展论题也被学者们日益重视和关注，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对城镇化发展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米尔斯，2003），但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论述中，具有空间特点的城镇化问题长期被忽略，使城镇化难以登入主流经济学的大雅之堂，直到20世纪50年代，城市和城市化的相关研究才又一次被重视起来。中国的城镇化源远流长，但真正的快速发展时期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这30多年，可谓早慧而晚熟。与此同时，我国城镇化研究工作也相对滞后，吴友仁1979年《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问题》一文的发表才彻底揭开了中国城市化研究的序幕（顾朝林和吴莉娅，2009[1]），之后城市化问题得到了学术界的日益关注并且取得了阶段性的重要研究成果。本文基于既有文献，重点对城镇化的经济效应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回顾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居民消费增长效应、产业结构优化效应、二元结消解效应、公共服务供给效应，阐明城镇化驱动经济增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改善民生福祉的运行机制，为新型城镇化的经济效应有效惠及民生提供了一个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
一、城镇化的增长效应
1.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高级化发展的必然路径，而经济增长又是经济学研究无法绕开的一个经典命题，关于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内在机理，国内外学者持有差异化的观点和结论。国外学者的学术研究起步较早，起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与过度城市化方面（Davis & Golden，1954；Sovani，1964；McCoskey & Kao，1998 ），之后主要探析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大致可归纳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结论：一种结论认为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是经济增长的有效牵引力。Lucas（1988）基于内生增长模型重估了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关系，指出城市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促进作用。Henderson（2003）利用不同国家的截面数据分析得出城市化水平与人均GDP对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85。Krey et al.（2012）[2]、Bruckner（2012）[3]在一定程度上对上述结论给予了肯定，也得出了基本相似的研究结论，同时以发展中国家为样本进行重点实证分析，认为城镇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正向推进作用尤为明显。另一种结论则与第一种结论相悖，认为城镇化并不能从根本上促进一国的经济增长。Bloom & Canning（2008）[4]发现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率没有影响效应，任何国家寄希望以城市化来达到经济长期增长的目标都可能无法实现，Shabu（2010）[5]的研究也认为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正向促进作用。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与快速城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一方面发现二者存在明显的同向变动关系（徐雪梅和王燕，2004；李金昌和程开明，2006[6]；程开明，2007；周小刚和陈东有，2008；贾云S，2012[7]；张泽和胡日东，2014；周慧，2016[8]）。但另一方面也存在不同观点，认为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不存在双向互动的因果关系，若长期将城镇化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筹码，会严重影响城镇化质量和经济增长质量，也难以实现城镇化推动经济增长的预期效果（黄婷，2014[9]），传统的城镇化是一种高速度、低质量、重投资的城镇化，本质上主要以投资为重要渠道来驱动经济增长，而对能够代表城市基本特点的消费性需求的释放有限（王婷，2013[10]）。作为一个全新的中国式命题，对新型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的观点基本一致，即新型城镇化不同于传统城镇化，能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中长期的增长动力（孔令刚和蒋晓岚，2013；张占斌，2014[11]）。
2.城镇化的居民消费增长效应
通过对城镇化与居民消费增长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发现广大国内外学者研究结论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种。一部分学者认为城镇化对于消费增长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 Daniels et al.（1991）以美国为例，发现城市化推动居民消费增长的内在传导机制主要体现在城镇化能够催化区域性消费市场。Fujita et al.（1999）研究得出城镇化能通过“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促进消费需求扩张的结论，表明在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人口、资本等重要生产要素高度集中于城市，促进了区域整体消费需求的加速扩张（Henderson，2005[12]）。周建和杨秀祯（2009）[13]认为城镇化对农民的消费行为具有明显的刺激效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0）[14]、邹红和喻开志（2011）等的研究也得出基本类似的结论。赵永平和徐盈之（2015）认为新型城镇化对居民消费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另一部分学者却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城镇化的迅速发展和扩张并没有带来居民消费的持续增长，城镇化的居民消费贡献率几乎可以忽略（范剑平和向书坚，1999；刘志飞和颜进，2004；罗军和钟诚，2012[15]），从城镇化与消费倾向的变化关系来看，两者并不存在直接的关联效应，城镇化并不是居民消费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石凯和聂丽，2014[16]）。新型城镇化是对旧型城镇化的全面校正和系统优化，重在制度创新，有利于消费层次和能力的进一步提升（柳汶秀和赵新宇，2013[17]），有利于破除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各种阻碍新型城镇化发展和影响居民消费能力的各种制度藩篱，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城镇内部的新二元结构，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全面释放蕴藏在城镇和农村的潜在消费需求（谢淑娟，2014[18]），有利于提高居民真实的消费水平和保证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杨静和张光源，2014[19]），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使其消费结构和消费能力提档升级（顾纪瑞，2014[20]）。由此可见，新型城镇化不同于传统城镇化，二者对居民的消费增长效应完全不一样，从既有文献可以看出学者们一致认为新型城镇化对居民消费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效应。
二、城镇化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
随着经济结构优化以及社会的高级化发展，城镇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各种生产要素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迅速流动和集聚，特别是对第三产业或服务业占比的迅速上升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城镇化与产业发展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外学者对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由此形成较为统一的结论，即城镇化可有效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人口的集聚化发展，有利于思想交锋、资源共享、信息交流和技术创新，对优化和提升城镇化效率具有重要影响，城镇化的高效率可以吸引更多的资源和人才，能够产生重要的规模效应和和聚集效应，进而提高二、三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Glaeser，2011）。任何产业的高级化发展都c其空间载体的不断升级变换紧密相关（李诚固等，2004；苗丽静和王雅莉，2007），可见随着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日益提高，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进作用逐渐增强（刘艳军等，2006；黄晓军等，2008），城镇化进程推动了产业的分工与重组，有利于现代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的集聚发展（Kolko，2010；Michael et al.，2012[21]；吴雪玲，2013[22]；张占斌，2013[23]），应将城镇化与调整产业结构、培育新兴产业、发展服务业、促进就业创业有机结合起来（，2012[24]）。同时在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城市群或城市带将成为今后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形态，城市群或城市带的要素空间集中产生的正向外部性以及人才要素集聚导致的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将对区域产业创新体系以及产业结构转型优化产生重要的推进效果（吴福象和沈浩平，2013[25]）。目前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6.1%，意味着我国已经实现了从传统的农村社会向现代的城市社会转变，我国城镇化进入新一轮的发展阶段，因此，新型城镇化道路成为今后城镇化发展的必然方向和时代选择，它强调以人为核心，倡导产业与城镇互动的发展模式，有利于推动现代制造业、生产服务业和消费服务业的繁荣发展，有效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新型城镇化强调从要素驱动走向创新驱动的转变，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使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同步发展（辜胜阻和刘江日，2013[26]）。新型城镇化将产生巨大消费和投资需求，有利于带动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使新型城镇化与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相呼应（中国金融40人论坛课题组，2013[27]）。新型城镇化的集聚效应、规模效应和分工协作效应能够推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发展（黄锟，2014[28]），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存在着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蓝庆新和陈超凡，2013[29]），作用程度按东部、西部、中部依次增强，呈现明显的区域分异特征（赵永平和徐盈之，2016[30]）。
三、城镇化的民生改善效应
1.城镇化的二元结构消解效应
涉及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内在机理与作用关系的研究数量可观，但从研究结论来看，依然存在分歧，并没有形成被广大学者普遍接受的统一性观点。Lewis（1954）认为通过不断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最终可以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Robinson（1976）则认为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倒U型。藤田昌久（2011）的研究表明城市化有利于全社会福利水平的改善，但由于要素资源的空间集聚效应，城市的福利水平相比农村提升更为迅速，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化。因此，关于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关系基本可以梳理为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城镇化弱化了城乡收入差距。城市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集聚，对人口、要素和其他资源等都具有很强的吸附力，城市本质上是一个消费中心，第三产业是城市的主要产业形态，随着经济全面转型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服务业占比将日益增大（Keeble & Nacham，2002），三次产业中服务业的吸附劳动力能力最强，是有效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载体，从而提高农村居民收入，达到弱化城乡收入差距的目标（Blum，2008[31]；Mehta & Hasan，2012[32]；陆铭和陈钊，2004；姚耀军，2005；孙永强，2012[33]；王学龙等，2012[34]；李伶俐等，2013[35]；刘雪梅，2014[36]）。第二，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变化形态。从理论上讲，当农村劳动力转移到达刘易斯拐点时，农业劳动力报酬就开始上升，因此，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必然呈倒U的变化过程。Glomm（1992）、Anand（1993）和陈宗胜（1994）等学者从理论上对二者的倒U型变化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和证明。王小鲁和樊纲（2005）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库兹涅茨曲线特征，而且长期处于上升段，与王亚芬等（2007）的研究结论基本相同。莫亚琳和张志超（2011）[37]的研究表明，在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或初级阶段将出现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态势，当城市化处于成熟发展阶段时，城市化将有利于弱化城乡收入差距。周云波（2009）[38]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发现城市化是倒U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第三，城镇化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大量研究表明我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及由此衍生的一整套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林毅夫和刘培林，2003；林毅夫和刘明兴，2003）。研究表明，政府的城市化偏向政策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国内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因素（陶然和刘明兴，2007；程开明和李金昌，2007；雷根强和蔡翔，2012[39]；胡晶晶和黄浩，20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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