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不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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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做过一次学科分类。有三门学科构成了他所谓的“理论知识”：数学、物理学、哲学。在那个时代，哲学和科学是不分家的，亚氏授课时往往把这三门知识交叉着讲，哲学（即“形而上学”）这个词最初的意思就是“物理学之后”。那时候，关于世界的原始构成、本质、原因、动力等等这些问题，既是形而上学要探讨的，也是物理学要追究的。只是从近代开始，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知识的分化、细化、精确化，一门又一门具体科学从哲学里面一个又一个独立出来。哲学不再像一个母体那样把具体的科学知识囊括在一起了。这样一来，它就日益显得抽象、空泛、萎缩和孤单起来。久而久之，哲学变成了只能提出“大问题”、提供“大智慧”的所谓“大知识”或“大学问”，成了“纯粹理性”的对象，成了一切科学之上、之外的“形上”之学。

我读过不少近代的经典西方哲学著作，几乎所有这些著作都宣称向人们提供了最高也是最终的知识;每一位哲学家都宣称自己创建了一个完美的知识体系。但没过多久，就有新的哲学家站出来宣称：他创建了一个更加完善、更没有瑕疵的体系。于是各种各样的哲学体系斗得不可开交，由此形成了哲学史。相比起来，科学家们就不是这样。历史上的科学家之间总的来说是一种相互继承与发展、后人丰富前人的关系。

只有两位哲学家不是这样，一位是休谟，一位是康德。针对千百年来人们对自己知识能力的盲目乐观态度，休谟进行了怀疑，康德进行了批判。休谟证明了：百分之百正确的“科学知识”在事实上和逻辑上都是站不住脚的;康德证明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哲学知识”在逻辑上和心理上都是站不住脚的。他们两位都表达了这样的见解：不仅要了解科学知识为什么是可能的，更要了解科学知识是如何可能的;不仅要探讨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更要探讨我们“不能够知道什么”;不仅要知道科学知识之间的关系，更要知道科学知识与非科学知识之间的关系。读了他们两位的书，我恍然大悟了：我们所掌握的知识、真理，包括像牛顿物理学、爱因斯坦相对论那样的伟大理论体系，都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特别是，我们原来以为可以通过哲学来把自然、社会、思维，真、善、美等等一览无遗的构想，是没有办法实现的事情。我从康德那里，第一次领悟到了“批判”这个词的涵义，那就是通过分析和澄清，把事情“限定”在它本来应该具备的涵义上面，批判就是反对理论上的独断和教条。这对我来说是一次思维方式的洗礼，而哲学原来在我心中的那种凌驾于其他学科之上的神圣性和独尊地位就此消解了。从那以后，我更新了自己的哲学观或知识观：凡是我们想要知道并且可以知道的东西，通过科学（必要时以数学为手段）就可以知道，并不需要哲学;凡是哲学向我们承诺要提供的东西，都是现行的理论手段（不管是经验的手段还是逻辑的手段）没有办法证明的东西。

从康德以后，哲学在知识论方面变得谨慎起来，不再宣称自己是最高、最深、最后的知识了。取而代之的是哲学的“批判”功能愈发凸显。康德之后最著名的批判哲学家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的哲学著作大多冠以“批判”这个标题，如《政治经济学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哥达纲领批判》、《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等等。马克思还写了一本叫《哲学的贫困》的书，他在书中预言：如果哲学不顾科学和社会的进步，仍然守住老的信念和方法，就没法再走下去。上世纪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关注的是“语言批判”，旨在澄清哲学能够说什么和不能够说什么。他有一句名言：“凡是能说的，就说得清楚;凡是不能说的，就应该保持沉默”。

正是有了休谟、康德所作的不朽的怀疑与批判，后来的人们逐渐清晰了：必须把求知活动限制在“原则上可以证明”的理性范围内，而把求知活动的前提、根据、原动力、精神支撑等等，交给信仰或宗教。这样，人的精神世界就分成了两个部分：理性的部分和信仰的部分，前者是分析、归纳、推理、概括等等，后者是感情、意志、直觉、冲动等等。于是我们理解了，为什么那么多的大科学家、大思想家能够一方面合理地从事他们的科学研究，另一方面又能够怡然自得地信奉宗教或别的超自然力量。

这就是哲学在求知领域所面临的难堪处境。对于任何爱好哲学思辨的人来说，这当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对此，我建议我们以弗兰西斯・培根的话来聊以：哲学始于无知，终于更大而更高水平的无知。（责任编辑/吴文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