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沦丧的荒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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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常识，难道就这么难么？
春天是一个残忍的季节。人心长草，蠢蠢欲动，寂寞而喧嚣。我怀着服丧未尽的余哀，时常想念起我的父亲。两年前，父亲不要我了，在春天远去，留给我一堆做人的常识作礼物。老爷子生前经常呲儿我的一句话就是“没常识！”孔子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才叫孝，老实说，我现在宁可不要什么常识，宁愿父亲耳提面命再斥我一回“没常识！”——但那显然已不可能了，儿子在春天的悲凉无以言表！
其实，不独我缺乏常识，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我们共同置身的也是一个常识匮乏的年代。当常识成为一种稀缺资源，这年头的怪人怪事就特别多（容后详述）。而忍看常识沦丧的荒凉，我有时候会不无纠结地想起《圣经》上的一句话来：“再多说一句，就是出于那伪善者。”
这句话也被王小波引用过，语见《思维的乐趣》。这个爱说诸如“人活着必须要有尊严”一类大白话、大常识的作家，曾经启蒙了一大批像我这样的70后文学青年（我认识的一小兄弟甚至不惜结党以“王小波门下走狗”自居），可惜我那时并没有很深刻地理解这些常识，十几年的学校教育基本上把我的脑子搞糨糊了。如今王小波死了已经14年，我发现几乎每年的4月11日，王小波依然是一个话题，大家缅怀他，不约而同地想起他的“特立独行”。其实，王小波一再重复的无非是生而为人的一些基本常识，他并不真的特立独行啊，他只是在真诚地呼唤常识回归，为什么却被打上了“特立独行”的标签呢？
只能说，我们都“没常识！”因为常识缺位，所以常搞无厘头——
比如，常识告诉我们，既然上游石化原材料价格上涨，价格传导效应之下，下游日化产品成本增加，企业不提价才不正常，难道你要它赔本不赚吆喝倒闭拉倒？可奇怪的是，发改委一方面上调油价，一方面却要约谈企业，不准涨价，这是什么道理？
再比如，常识还告诉我们，食盐不可或缺，但也并非多多益善（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是日人均6～8克），匪夷所思的是，日本核泄漏，中国抢食盐，隔壁邻家老太太一下买了100袋，难不成以后天天拿盐当茶泡水喝？可怜的老人甚至没有意识到，当她不顾常识奋力抢盐时，别人却很可能一时买不到盐，人不能只考虑自己而不顾别人啊！
还比如，常识老掉牙地告诉我们，“民以食为天”，“群众利益无小事”，但奇怪的是，当品牌企业竟然公然在自己的产品中使用“瘦肉精”，且在事实上危害公共安全，那么，这样的企业为何不予关张而还要继续堂而皇之地招摇存在？WHY？给个理由先！
……
尊重常识，难道就这么难么？
不能“一阔脸就变，一穷气就短”
常识还告诉我们，做人与做事，一定要淡定，心态平和，千万不能“一阔脸就变，一穷气就短”。
说的是“国民性”。
什么是“国民性”？上世纪鲁迅先生不遗余力痛加批判，今时之日，大家仍在对此津津乐道、厚诬臧否。“国民性”作为一种民族精神，反映民间思想、国民情怀，其实是一个很难具体定论的东西，就好比人的个体性格，总是要放置在一定的背景、情景与环境中才能考量。打个比方，齐天大圣孙猴子，“大闹天宫”是他，“西天取经”也是他，他有着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据说还会“七十二变”。
近来中国经济总量GDP首超日本，坐二望一，成为坊间热议之事。中国自近代以来，遭遇的挫折太多，有些人的“国民性”中难免“竞赛意识”极强，于是这时坐不住了，眼看屁股后面的小尾巴欣欣然翘起来了。其实，我们有什么可得意的呢？且不说前面还有美国独大，单说实实在在的GNP，其实还是日本稳坐第二把交椅，我们的内功跟人家比，差距还是很大。打个比方，外资在华企业产生的效益，是计入GDP的，但人家那笔财富事实上不是我们的，只有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GNP）才是我们真真正正创造的财富。又比如，日本地震，电子信息、汽车制造受损，人家一停工，中国的企业立刻吃紧，为什么？关键还是对方掌握了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而我们仍然停留在产业链的最低端，代工生产，不掌握定价权和话语权，到底还得看人脸色。
工业时代，资源立国，西方列强靠掠夺赢得了先发优势；后工业文明，科技创新所构筑的知识技术壁垒则远甚资源依赖之“瓶颈”，日本就是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例子。其比我们更缺资源，但其立国、兴国的根本却是高科技，相比之下，我们还能无视GDP的“颜色”，继续重复“三高一低”（即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低产出）的发展模式么？
常识告诉我们，打住！
有了这个常识，那么，面对现时中国的“崛起”，我们还会“一阔就变脸”，无端生出些不合时宜的幻听、幻觉乃至幻视来么？
唯有正视自己，才能在心里摆平古与今、中与外的差别，也才能真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这同样是常识。
“幸福”的常识
2011年的热词，非“幸福”莫属。
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休谟早有名言：“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
我们发现，自今年两会以来，诸如“幸福感”、“幸福指数”很有市场，迅速升温，炙手可热，而在我们的温总理讲话中，更是被多次反复提及。那么，什么是幸福呢？大文豪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什么是幸福，我们也许难有统一的标准；但什么是不幸福，我们很容易作出判断。
单看古人造“幸福”这两个字：“幸”字，上为土，代表要有立足之地；下为￥，代表要有钱；“福”字，左边表示有“衣”穿，引申义为祭祀、礼仪，表示要有信仰，要有敬畏天地君亲师、不语怪力乱神之心；右边表示要有田，要有饭吃，要让人张口说话。综合起来，意思很明显，离开金钱、房屋、土地、衣食、话语权、信仰，人是不和谐的，社会是不和谐的，幸福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常识告诉我们，这就是自古以来中国人关于“幸福”最为朴素、本真的价值判断。只要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身为中国人，说着中国话，写着中国的文字，有着中国的体验，参与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那么，我们大可以合理合法追求“幸福”的渊薮，大可不必心虚气短、妄自菲薄，做伪君子状。
4月4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董藩在微博上放言：“当你40岁时，没有4000万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厕所扔炸弹，雷人兼雷语，诚然“像是声名狼藉的传销公司的上线们的语气”，但我们也不必因此谈钱“色变”，架秧子起哄，你掐我咬吐口水。其实，钱何错之有？钱是世界上最干净的东西，在钱面前谁也别装，不干净的，是我们对待钱的手段与心态。
这是常识。为什么最浅显的常识偏偏最容易被遗忘呢？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诚实地面对自己，正视一回自己？
就譬如，我们大谈特谈了几千年的中庸之道，实际上呢，就如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说的那样，我们评判人事最爱泛道德化，且在道德情感上两极化，非此即彼，非黑即白。北大教授李零在《纸上谈兵——装孙子》一文意举“好人和坏人”的故事：“不仅小孩爱听，大人也爱听。词人擅长夸张，政客偏爱蛊惑，群众运动总是一浪高一浪，奥妙都在这里。它的特点是排斥‘第三条道路’，排斥‘中间色’，强调对立面要同构对称（不然就无法顶牛，就没戏）。”
——哪里那么简单！常识告诉我，挺野蛮的！
究其实，这些年，在中国通往现代化的漫长道路上，野蛮的人、野蛮的事并不罕见，有野蛮拆迁，有野蛮，有野蛮生长，也有野蛮教育。
与野蛮教育话题有关的，早前有全国为之哗然的“我爸爸是李刚”，近则有让天下老百姓都成了法官的药家鑫“药八刀”和上海那个弑母的败家子“汪九刀”。尤其是后两个案子，特别让人发怵：为什么现在的孩子都这么凶？他们怎么都随身带着刀？“拜儿子教”的中国父母们难道不应该引起深思、反省？检讨后独生子女时代，家中出了这么一个“教主”，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六个忠实“信徒”，顽固地相信孩子一定会过得比自己好，倾其所有按照中国成年人的最高道德精神标准来培养“龙种”，但问题是，在一个满是诱惑的世界里，当“教主”一旦拥有了犯各种错误的权利和能力，谁又能保证其不会自我毁灭式地完成从“教主”到“囚徒”的堕落转变？于是乎，举世皆惊叹：原来所谓“龙种”，不过是一粒“跳蚤”！
这时候，还有多少人记得《三字经》呢？“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白纸黑字，说的全是大白话，可惜我们又忘记这个“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