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造假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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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也存在着一定的伪品，只不过伪古书要比假古董少得多，因为伪造古书要比伪造其他古董，如字画、瓷器、玉器、杂件等难度大得多。伪造古书，大多是在真书上动动手脚，即以普通版本冒充珍善本，以残充垒，伪造名家题跋、印章等，故在辨伪上也相对容易些。
有一种伪古书，是古人伪造的纯粹的伪书，其多系文人所为，目的或是为了宣扬某种观点和理论，或是为了寄托某种思想和幽情，或是为了发泄私愤和攻击异己，总之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便以托名、借名甚至造名等方式而造出种种伪书来。如三国的王肃为了攻击东汉的经学大师郑玄，而编造《孔氏家语》(图1)一书。又如隋文帝于开皇三年(583年)，曾采纳秘书监牛弘的建议，派员到各地搜访遗籍，明文规定：“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隋书・经籍志》)载，刘炫为了得到如此的赏赐，“遂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隋书-刘炫传》)。王肃造伪书是出于派别之争，是今文学家伪造理论依据来打击古文学派。但这些伪造的均是内容而非伪造版本，所以这两种方法伪造出的古书，就有如今日瓷器收藏者仍视为珍品的清三代官窑仿制的元明青花名瓷一样，对于藏书家而言仍有收藏价值，是值得追求的版本，并不会因其书伪而弃之。
而藏书界所称的伪书，是指历代书商私家为了个人私利，采取各种手段而对古籍版本进行的加工作伪，他们以残充全，以假冒真，欺诈藏家，以获取暴利。因古籍版本除了供阅览研究的功用外，还像古董一样具有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这就使得它的经济价值要远高于一般书籍。另外，历代经天灾人祸流传下来的古籍本就不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越来越少，这使得零散留存民间的古籍版本越来越珍贵，其价值也越来越高，一些孤本善本、珍本秘籍甚至是无价之宝。古书的文物价值因之越发受到藏书界的看重，同时也为造假者觊觎。
虽然作伪给鉴别版本制造了许多困难，但作伪者在对原书进行改造加工的过程中，总会留下一些痕迹，倘若我们了解一些作伪常识，就能看出破绽。以下是常见的古籍版本作伪方法。
1 以残书充全书
古书收藏像集邮一样讲求全套，假如l套书10册，市价l万元，若丢失1册而仅存9册，那么这种残套书的价格不会超过i000元；若此套书仅剩二三本，则每本书的价格不会超过百元，甚至十块八块即可买一本，所以说古书贵全。而残书与全书的价格有天壤之别，故过去的书商经常以极低价格收到残书，然后用各种手段将此残书做成全书的样子，以售得高价(图2)。
例如无锡市图书馆藏有一部《人物概要》，全书应为15卷，明陈禹谟辑，明刻本，实际只存12卷。为了以残充全，造伪者首先挖改目录，造成12卷即全的假象；而后再挖改著者，把陈禹谟挖改为“无锡秦禾原著”。又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一部明黄训集、嘉靖年间新安汪云程刻本《皇明名臣经济录》，仅存第8至17卷共10卷，该馆另藏有该书残本，将二本对勘，发现为同一版本，但相同卷数中的文字内容却截然不同，众皆疑惑不解。后与馆藏该书53卷晒印本逐卷对勘，终于发现残存所谓8至17卷原来分别为原书第25、27、29、30、34、35、44至47卷，全部挖改卷端，将原零散各卷分别挖改为连续的第8至17卷，并将版心和卷末所标卷数也悉数挖去，以原纸贴补，重印卷数。仅从外表观去，完全看不出丝毫破绽，只是后来从背面透过阳光，才发现其挖改贴补的痕迹。但由于这种伪造方法是挖改原书题名、作者，乃至于年款、目次等，故补印上去的字，与原书字体在风格、神韵、形体、大小等方面，都会有所不同；甚至这种挖补之后再印上去的字，经年累月，浆糊失粘，还会发生部分脱落而歪斜的现象。这时如果将书叶从天头或地脚腾开，观察书叶背面，挖补造伪的痕迹还是能够看得出来。
2 染纸作伪
大体上说，古代印书的用纸，宋代南方刻书多用皮纸，北方刻书多用麻纸。元代印书已是多用竹纸，皮纸次之。明代刻书用纸有所谓白绵纸、黄绵纸、竹纸等。清书印书的用纸品类极多，有开化纸、太史连纸、连史纸、毛边纸、毛太纸、玉扣纸等等。正因为纸张具有时代特色，书贾也常在纸张上做手脚，以假乱真。清末民初的书贾，常影刻、翻刻颇似宋刻元刊的晚近刻本，然后用锅燕烟熏之法，使纸色变暗变旧，甚至用一些植物汁液刷染，令纸变色，以充旧刊。经过熏染的纸张，纤维老化，纸质损坏，变暗发脆，形似烟叶。
明代高濂在其《遵生八笺》中有一节专门讨论明代中期古书的伪造方式：“近日作假宋版书，特抄微黄厚实竹纸，或用川中茧纸，或用糊扇方帘纸，或用孩儿白鹿纸，筒卷用槌细敲过，名日刮，以墨浸去臭味印成。或将新刻版中残缺一二要处，或湿霉三五张，破碎重补。或改刻开卷一二序文年号，或贴过今人注刻名字，留空小印，将宋人姓氏扣填。两头角处，或用砂石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以灯火燎去纸毛，仍用草烟熏黄，俨状古人伤残旧迹。或置蛀米柜中，令虫蚀作透漏蛀孔。或以铁线烧红锥书本子，委曲成眼，一二转折，种种与新不同，用纸装衬，绫锦套壳，人手重实，光腻可观……或札火囤，莫可窥测。”
染纸的目的是为增加其“旧”的感觉，以示其“古”。一般使用糖色，即用蔗糖炒糊后加水，或用栀子熬水，栗壳熬水，赭石藤黄二色并合调制，最简易者是用茶水把纸染成黄褐色，达到与古书纸色相似的程度。但因此种伪书的纸是新的，与旧纸时代不同，非纸的本色，颜色不正，且原料纸纹不一，只要仔细观看纸色，若感觉色泽不自然，则大多有问题(图3)。
3 以丛书零种伪充单刻本
仅从书的内容上讲，一套丛书中的每部书都是一部完整的读本，故并不能称丛书零种为残书。但这种丛书零种对整部丛书而言，只是子目齐全，故称之为单种全，而不能称之为全书。若这套丛书少一种或几种，这套丛书则被视为残书。由于丛书零种的市场价值要比单刻本差得多，自然也就产生了以丛书零种伪充单刻本的情况(图4)。
如明代著名学者胡应麟所撰《少室山房笔丛》中有《经籍会通》1种4卷，其万历刻本在流传中曾有《经籍会通》与其他各书失散，书贾便将所存的《经籍会通》4卷卷端和版心下所题“少室山房笔丛”的总名挖去，使之以《经籍会通》的单行本面貌出现。
还有一种作伪方法是将几种丛书零种凑合起来，另立一书名，伪加序目，冒充别一丛书。如明商浚所编《稗海》共71种，446卷，明万历中会稽商氏半野堂刻本。书贾将此丛书中零散的《独异志》《述异志》《小名录》《东观奏记》等10种41卷汇集在一起，伪编目录，题一假丛书名《稽古汇编》，编者也由明商浚改为“明锡山吴学纂辑”，并在全书前伪作一篇序文，称：“侍御吴公巡按河南诸郡，观风之暇，校刻《稽古汇编》，檄布学宫”，以惑人眼目。
4 通过抽撤或挖改序跋，牌记、目录卷次以伪充吉刻
古代藏家影刻宋元刻本，为体现出原书的风貌，会将宋元本书上的牌记、序跋等全部刻上，另外再增刻新的序跋，叙述其翻刻动机和经过情况，末署作序者姓名、年月。而作伪者则把新的刻书序撤掉，只保留旧序，冒充原本(图5、6)。
例如武汉大学图书馆藏一部《增修附注资治通鉴节要续编》10卷，前有“宣德甲寅朱氏尊德堂印行”3行印记，书贾将“宣德”挖改成“大德”，又在大字上钤一闲章，以掩盖挖改痕迹，冒充元末版本。又如《史记集解索隐正义》130卷，最早有南宋黄善夫刻本，刻印极佳。明代有此书四种影刻或仿刻本，其中以嘉靖六年(1527年)震泽王延从翱瘫咀羁崴苹票荆王本序末有“震泽王氏刻于恩褒四世之堂”12字长方印，目录后有“震泽王氏刻梓”6字牌记。书贾常抽掉刻序，挖去牌记，以冒充宋本，世人上当受骗者为数不少(图7)。
5 伪造藏书印鉴、名家题跋
一部古书经过多人之手和数家之藏，往往被钤盖上各种印鉴，这些印章的递钤，在表达书籍被收藏的过程的同时，也反映了一部分书籍版本的情况。特别是被那些名流大家收藏过或添加题跋识语的书籍，价值更是不凡。黄丕烈认为：“书籍贵有源流。”历来藏书家都将图书的授受源流(即流传经过)视为决定其版本价值的一个标准。因为一本书如印有名人藏章，或经名人翻阅乃至批校题识，则一来可证版本之不妄和文字内容的可信，二来也为此版本平添了许多光彩，提高了它的版本价值。旧时书贾常利用这一点来作伪。例如：毛晋的“汲古阁主人”“隐湖小隐”“开卷一乐”“宋本”等印章，钱谦益的“牧斋藏书”“牧翁”“宗伯”等印章，曹寅的“楝亭曹氏藏书印”等印章，都被伪造钤盖过(图8)。
抄本《巴西文集》，此书不见刻本传世，有家书肆据抄本录抄数本，鲍以文校字照录，并在书尾伪作题识云：“前借抄报绮堂所藏《巴西文集》，顷观新仓带经楼本计八十篇，始悉汪氏藏本未称完善，尚有缺憾!今托友人重借带经楼本付手民补录，庶后之度藏家得窥全豹，岂非快事。乾隆四十年乙未夏四月，以文鲍廷博谨识。”并钤“以文”朱文长方印、“知不足斋抄传秘册”等印章。因鲍氏手迹见者不多，较之刻本尤难识别，容易受骗。几家图书馆所藏皆出，人之手，都误著“鲍以文手抄本”。
近年收藏界对皇室旧藏极为追捧，瓷器方面体现在清官窑，字画方面体现在《石渠宝笈》著录者，而古书若是“天禄琳琅”旧藏则身价大增。“天禄琳琅”是乾隆皇帝的善本书室之名，凡此处所藏之书均钤有乾隆五方玉玺，即“太上皇帝之宝”“八征耄念之宝”“五福五代堂宝…乾隆御览之宝”“天禄琳琅”，同一书的明代残本价不过百元，若钤有此玉玺，则价达七八万元，故近年市场上出现多种伪钤玉玺之书。其伪造印章使用高科技手段，形神几可乱真，但由于是新钤，印泥无陈旧感，细心观察，仍可看得出(图9)。
除以上之外，古书之造伪还有多种手段。总之，遇到一部珍善本，要从多方面观察，方可定其真伪。
责 编 潇 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