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保险法立法内容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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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正在进行农业保险法的立法工作。这需要丰富的理论资源做支撑。近年来学术界对农业保险法立法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本文主要从农业保险制度模式、立法目标、立法原则、农业保险基金、农业保险经营组织体系、保险标的、保障水平、承保风险、财政补贴、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农业保险合同、农业保险立法的主要框架结构等方面进行总结评述。

关键词：农业保险；农业保险法；农业保险立法

文章编号：1003-4625(2009)06-0103-07 中图分类号：F840.66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中央一系列重要文件和决策指出，要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根据此精神，我国正在进行农业保险法的立法工作。有关部门正进行立法调研。学术界对农业保险法立法内容的研究已有很大进展，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为农业保险立法工作提供了较丰富的理论资源。由于学界在研究农业保险问题时，一般都要涉及农业保险立法问题，本文仅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文献，从十二个方面对研究状况进行总结整理，以期对农业保险立法有所裨益。

一、关于农业保险制度模式

选择和确立何种农业保险制度模式是农业保险法立法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只有确定了制度模式，才能进行具体的制度设计。学者们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庹国柱、王国军将国外农业保险的制度模式归纳为：政府主导模式，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代表；政府支持下的相互会社模式，以日本为代表；政府垄断模式，以苏联为代表；民办公助模式，以西欧为代表；国家重点选择性扶持模式，以亚洲发展中国家为代表。该学者主张我国应建立政府主导下的政策性保险的制度模式，具体包括四种经营模式：政府主办并由政府组织经营的模式；政府支持下的合作社经营的模式；政府支持下的相互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模式。这四种模式各有利弊。黄河等学者则主张政府主办并由政府组织经营的模式。曾、阚道平主张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模式。刘云琳、干天则认为模式的选择不能搞“一刀切”，需要区别对待，主张在《农业保险法》的有关条款中把四种模式都概括进去。

冯文丽提出，我国未来的农业保险经营体系，主要由农业风险管理局、农业风险管理基金、农业保险合作社和商业保险公司组成，形成“保险合作社(商业性公司)经营原保险+政府机构(商业性公司)经营再保险”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

陈向聪主张，我国应该采取复合模式，即政府主导下的，中央与地方政府相结合的，政策性与商业性相结合的，多形式多层次的立法模式。

匡敦校认为，选择何种农业保险模式，离不开对农业自然灾害以及农业保险的深刻认识。由于气象灾害的特点，单靠商业性保险是无法担当起农业灾害保险的重任的。

虽然学者对我国农业保险究竟采取何种模式未能达成共识，尚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但对于政府应该发挥主导作用认识是一致的。

二、关于立法目标

多数学者认为立法目标应是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体现国家的农业支持政策。但在立法目标是否同时包含农村社会保障、稳定农民收入等内容有不同认识。如刘荣茂、马林靖认为，立法目标应是推动农村和农业的发展，保障农民的经济收入稳步增长，而不是把农业保险作为农业保护政策和农民社会福利政策为目标。冯文丽、陈璐等认为，立法目标还要考虑以农业保险作为农业支持政策；以农业保险作为支农性收入再分配手段。庹国柱、朱俊生则认为，我国农业保险的立法目标是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同时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在我国现有的物质财力条件和经营水平下，政策性农业保险尚难以成为稳定农民收入的手段。尹海文则提出了涵盖内容较广泛的立法目标：以推动和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服务和保障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

王俊凤、郭翔宇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立法就是要通过确认国家的政策性扶持和规范政府在农业保险中的主导作用来平衡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关系，通过利益的选择与协调创造政府、保险经营机构与农民的共赢局面。现阶段要把政策性农业保险立法活动纳入到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总体框架中。

三、关于立法原则

学者们认识不一，主要有一原则说、三原则说、四原则说、五原则说和六原则说等不同主张。

谢根成、车运景、尹海文等持一原则说者主张强制性与自愿性相结合的原则。

关于三原则说，学者们的具体认识并不一致。李军较早提出，农业保险立法工作应借鉴商业保险法中适合农业保险的部分，如诚实信用原则、保险业务专营原则和本国投保原则。由于农业保险的特殊性，立法时应着重体现以下原则：总体报偿原则、公共选择原则和国家扶持原则。

其他学者所确立的三原则内容有：非盈利原则、政府扶持原则和强制保险原则；社会效益最大化规定、强制保险原则与国家扶持原则；社会本位原则、强制保险原则和政府扶持原则；社会效益优于经济效益的原则、强制保险原则及政府扶持原则；非盈利原则、“诱导型强制保险”原则和政府扶持原则；政府扶持原则、强制与自愿相结合原则和因地制宜原则。

对于四原则说，其内容也各不相同，具体表述分别是：强制与自愿相结合原则、政府与市场相结合原则、政府扶持原则和基本保障原则；政府主导原则、强制保险为主兼顾自愿原则、按行政区划投保原则和分层管理原则；自愿保险原则、政府引导原则、独立经营核算原则和政府补贴原则；强制和自愿相结合原则、政府扶持原则、基本保障原则和社会本位原则。

主张五原则说的学者所确立的原则包括：政府引导、政策支持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原则、统一制度框架与分散决策实施相结合的原则、在中央和地方政府补贴条件下实现财务平衡的原则、实行风险区划和费率分区的原则、保证农户对农业保险的可得性和可及性的原则。

主张六原则说的学者所提出的原则有：试点原则、相关政策逐步出台原则、借鉴国外农业保险立法经验原则、总体补偿原则、公共强制原则、政府扶持原则；政策扶持原则、循序渐进原则、总体补偿原则、自愿投保原则、风险共担原则、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原则；循序渐进原则、差别化原则、合理借鉴原则、总体补偿原则、政府扶持原则、透明性原则。

作为法律原则，应是规定于或者寓意于农业保险法之中，对于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具有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的根本准则。就学者们对立法原则的概括来看，其中有很多项实际并不属于法律原则，而是属于经济原则，或工作指导原则，或业务操作原则，或将目标当作原则，或将某方面的原则当作整个立法的原则。尽管如此，政府扶持原则是学者的共识。此外，强制性与自愿性相结合原则也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

四、关于农业保险基金

建立农业保险基金是应对巨灾风险，维系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学界对该问题尚不够深入细致，仍需进一步探讨。

对于农业保险基金筹集与使用的问题，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渠道和方式。谢根成、车运景认为，可以从以下渠道筹集：1、政府每年可以征收1％的农产品销售税，用以建立专项风险补偿基金；2、从社会各界募捐的救灾支农款项中划拨部分款项充作基金；3、以从商业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中按一定比例提取农业风险基金；4、向国际银行与世界货币基金组织贷款；5、由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成立信贷基金；6、中国人民银行直接划拨。对这些基金必须进行严格管理，由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统筹使用，由税务、财政部门征缴和管理，避免渗漏。

曹艳春建议可考虑从以下渠道筹集农业保险风险基金：从国家和地方政府已设立“农业风险基金”中列支一部分；从农业和水利部门每年安排的救灾、防洪费用中划归一部分；从社会各界捐赠中拿出一部分；从农产品流通渠道中征收一部分。

王锡铜、黎已铭等提出农业保险基金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农民交纳的保险费；二是政府资金，主要是政府补贴资金，包括从中央政府农业发展基金中拿出一块，民政从救济金中拿出一块，乡镇企业从上缴资金中拿一块；三是商业保险公司的垫底资金。

高伟提出的筹集渠道应主要包括：国家采取财政补贴和财政拨款方式充实；将农业保险公司无大灾年份农业保险保费节余滚存中，抽出一部分充实；将农业保险公司税收减免部分，防灾、减灾和救灾专项支出中与农业保险服务标的相对应部分等几个方面的资金整合起来，充实到巨灾风险基金；国家为防止国内粮食短缺，用来平抑粮食市场价格而储备的粮食风险基金，可以在每年按照一定的比例补贴基金；由政策性保险机构在资本市场上发行一定数量的巨灾风险基金债券，采取融资的方式引进资金。只有在大的自然灾害出现后农业保险公司超赔部分由该基金赔付。在中央设立国家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机构。

孟春、陈昌盛提出，巨灾风险基金的筹集渠道包括政府财政预算拨款、国家粮食风险基金和从资本市场上筹集资金。其主要用于农业保险公司抗击重特大自然灾害造成的农业保险损失，补偿农业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不足部分，提高被保险人生产自救能力。此外还可以用于其他方面：巨灾风险的预防，支持设立农业灾情研究机构。

曾、阚道平主张基金应来源于政府财政，在每年的政府财政预算中保证农业保险基金的及时到位，并专款专用。其管理和使用由农业主管部门负责，通过政府审查合法的方式支出。其使用方向包括：用于补贴农民缴纳的保费；用于补贴商业保险公司在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后的保险金支出。在已经建立农业保险基金的情况下，无须再建立农业再保险机制。

此外，有学者提出，在保证充足的偿付能力之后，农业风险准备基金可以进行银行存款、国债和投资基金等多渠道投资。保险合作社因此所获得的投资收益，应全部留作风险准备金以作赔付准备；商业性保险公司因此所获得的投资收益，应在风险准备金账户上最低保留50％。

其他学者也探讨了我国建立农业巨灾保险基金需要注意的问题。

五、关于农业保险经营组织体系

我国农业保险经营组织体系如何进行构建和安排，一直是农业保险制度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学者们给予了很多关注，提出了很多观点。

施晓琳、胡凡等主张在我国应建立中国政策性保险(有限)公司为主导，互助合作保险组织为主体，其他商业性保险公司为补充的农业保险组织体系。

谢根成、车运景提出农业保险的组织形式主要是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制。具体组织体系为：中央成立农业保险总公司；各省、自治区自设政策农业保险公司；辅之许可成立私营农业保险公司；由中央农业保险总公司为各省公司与私营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中央农业保险总公司与地方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是一种承保与受保关系，从而构成全国农业保险体系。

庹国柱、朱俊生认为，针对我国广大的分散经营的个体农户，比较适宜采取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模式，由商业保险公司唱主角，包括财产保险公司、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和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在农业保险制度框架中，应给农业保险合作组织发展的空间。

闫海主张农业保险组织形态为农业互助保险社。其法律制度构建是：乡镇一级组建基层农业互助保险社；县级以上组建农业相互保险联社；省级可以设立总社，其职能是为基层相互社提供分保或再保、进行业务培训和指导以及接受下级社的委托进行自留保险费的投资活动，其组织形式可以是相互保险公司或股份公司。

曾艳军主张应在《农业保险法》中规定和完善农村互助合作保险的组织形式、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及商业保险公司。保险中介和市场同样也是农业保险市场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大力发展农业保险中介和机构。

郭永利提出了农业保险体系功能和体系构架，第一级是互助会，直接组织农民保险，收取保费；第二级是保险公司，接受互助会的分保，承担部分风险；第三级是国家的再保险，解决保险公司的后顾之忧，建立起一套保险再保险网络。

匡敦校提出未来应依照中央、省、县、乡四个层级设立相应的机构。其中，乡一级农业互助保险协会是最基层的，也是农业保险体系建设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个层级；县一级设农业互助保险协会联合会，以所辖区域内的乡农业互助保险协会作为其团体会员；省一级农业互助保险协会联合会以所辖区域内的县农业互助保险协会联合会作为团体会员。中央设立农业灾害补偿基金，专款专用，由国家专门设立的国家农业灾害保险中心依法进行管理、分发。上一级分别接受下一级的分保。商业保险公司承办农业保险的，应当向国家农业灾害保险中心办理再保险。

曹艳春主张，应该发挥政策性保险公司主渠道作用，同时大力发展农业保险风险基金会、农业保险合作社、农村保险互助会、保险公司与地方等有关部门联合共保等多种形式的农村保险组织。

王艳建议我国农业保险主体基本制度的框架应该是：建立一个以基层保险互助合作组织为基础的，国家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为主体，国内各商业保险公司、金融机构为辅的，以国家再保险公司和以政府为主、多方筹资建立的农业巨灾补偿基金作“最后防线”的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农业再保险公司设立方式有三种：由国家出资建立全资农业再保险公司；国家部分出资，与民营或者外资合资建立农业再保险公司；设立农业再保险基金。

谷政主张，在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情况下，地方可采取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模式，该模式是政府主导下的、政府与商业保险公司混合经营农业保险的一种方式。允许多家办农业保险，政府设立专门的机构统一规划和管理。

邓国取提出，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基础上，

组建中国农村金融总公司，主要经营政策性农业贷款和农业巨灾保险业务。

黄河等学者认为应由政府主办并由政府组织经营农业保险，经法定程序与方式成立政策性保险经营主体“中国农业保险公司”，其性质属于依法实践国家促进农业生产经营政策的政策性保险企业，依法具备法人资格。其主体模式应为国有独资公司，下设的分公司各具法人资格，其再下设的经营代办处不具备法人资格。经营目标是贯彻执行国家支农政策，不以营利为目的，仅保本或微利经营。该观点还认为，政府支持下的合作制农业保险模式虽具有诸多优点，但需要重新构建全国性的农业生产合作体系，涉及现行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全面制度变迁，成本太大，不宜作为现阶段在全国推行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主要模式，但可在农业产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进行试点与局部推行。政府主导下的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制度模式也具有优势，但要求政府必须有强大的财政能力长期负担大量的财政补贴，而在现阶段，政府财政无此能力。

很多学者对相互制保险进行了研究，都认为相互制保险是我国农业保险模式的理性选择，具有广阔发展前景。

总体来看，虽然具体建议不同，但大多数学者主张农业保险组织体系应是多元化、多层次、全方位的，由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商业保险公司、专业农业保险公司、相互保险公司、农业互助保险组织、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等组成；但对以哪种(些)组织形式为主，尚未形成一致意见。

六、关于保险标的

第一种观点认为农业保险的标的可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食物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的作物。如小麦、水稻、棉花、玉米、大豆、油菜、花生、蔬菜、瓜果等；二是对城乡居民生活意义重大的主要养殖禽畜，包括猪、牛、羊、鸡、鸭等；三是主要水产养殖，如淡水和海水养鱼、虾、蟹、海带等；四是从事海洋捕捞的渔民的小型渔船和渔民人身伤亡。可以允许各省(区、市)自主确定农业保险发展的重点区域。

第二种观点主张根据我国农业保险的目的、原则和政府的财务来确定保险标的范围：法定的主要是小麦、水稻、棉花、大豆、玉米等；自愿投保的有林业、渔业、副业、牧业。确定财政补贴的农业保险标的应坚持基本保障、量力而行和保障粮食安全的原则，根据以上补贴顺序，当前可重点考虑对水稻、小麦、玉米、大豆四类作物提供保费补贴，然后再逐步扩展到棉花、奶牛、生猪和肉牛等标的。

第三种观点主张划分和界定一级政策性农业保险和二级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标的范围。可将有关小麦、水稻、玉米、棉花、猪和奶牛等列入一级政策性农业保险，其他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均列入二级政策性保险。

七、关于保障水平

多数学者认为，考虑到我国当前的农民投保能力和财政补贴能力，在短期内，农业保险的保障金额应以立足维持农民基本再生产能力为基础，保险金额以直接物化成本为依据较为适宜。

八、关于承保风险

学者们认为主要承保农林牧渔生产过程中以及农产品进入市场前的初加工和运输过程中的自然风险，其中，农作物保险承保的风险包括干旱、洪水、雨涝、台风、冰雹、霜冻、低温、泥石流等重大灾害风险；饲养动物保险承保的风险包括一般性非传染性河传染性疾病风险(可将禽流感、口蹄疫、疯牛病等作为除外风险，国家对此另有规定)。不宜考虑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政治风险和技术风险。

九、关于财政补贴

学者们一般都认为政府的财政补贴应包括保险费补贴、管理费补贴和再保险费补贴以及由财政逐年出资金建立巨灾风险准备金。补贴问题涉及补多少、补给谁、如何补等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对待。有学者认为“以险养险”的间接补贴方式不可取。

有的学者认为，具体补贴比例和数额因政府的财力状况和不同险种而应有所区别。对于国家和地方政府重点扶持的农业保险项目，由国家和地方两级政府根据农业经济发展的重点、政策以及财政的支持能力确定。中央财政对风险费率进行补贴，地方财政对管理费用进行补贴。政府保留对重点扶持农业保险项目调整的权力，以防止财政负担的加重。除了国家和省级政府给予经济支持外，各地方政府(包括县、区、市和乡政府)也要根据自身的经济和财力状况，向农业保险提供补贴，以进一步减轻农民的保费负担。可以将原来的农村救灾基金部分转化为农业保险发展补贴资金。

有的学者主张，在保费的补贴标准上，对不同的投保主体(如全职农民与兼业农民、女性农民与男性农民、集体投保的农民与个人投保的农民)实行不同的保费补助标准；对不同的保险标的实行不同的保费补贴标准。

有的学者提出由政策性的全国农业再保险公司为各地的分支机构或商业性保险公司进行补贴，包括保费补贴和经营管理费用补贴，一般对法定保险项目必须进行补贴，其余视具体情况而定，具体补贴比例和数额视险种而定。

有的学者在将政策性农业保险划分为一级和二级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基础上，提出对一级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投保人和保险人都进行补贴，对二级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投保人和保险人则均不提供补贴。

十、关于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

对于农业保险立法中应该如何处理强制保险和自愿保险关系的问题，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多数学者倾向于农业保险立法中应该规定强制保险，当然具体规定的方式、涉及保险标的的范围等还可以继续讨论。

刘京生认为不应该实行强制保险，其理由，一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我国现行的《保险法》明确规定自愿投保的原则，强制保险违反了该原则，没有法律的支持；二是从可实现的角度来分析，因为农业保险的监督手段不完善，强制保险无法实施。他认为如果没有好的体制，即使将农业保险通过立法强制投保，也不能很好地解决农业保险的发展问题。

庹国柱、王国军则认为我国应该实行强制保险，首先是担心自愿保险参与率过低，只有强制才能保证参与率；其次认为《保险法》是不构成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约束的；再次是认为强制保险有诸多的“好处”：避免逆向选择、有效防止道德风险、解决交易费用过高等。庹国柱和朱俊生进而认为，强制保险可能防范投保人的逆向选择，但有可能带来农业保险管理人员的道德风险。只有给农业保险足够的补贴，强制投保才具有可以自我实施的合法性。农业保险管理人员的道德风险能在一定范围内可控，才可以考虑选择强制投保来抑制逆向选择以及实现农业保险的政策目标问题。

有学者认为应该实施“诱导型”强制，即有条件的强制，把强制保险和我国当前的一些惠农政策相挂钩，例如直接补贴、农业贷款和农业技术服务。

有的学者主张实行法定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根据政府特定时期的农业产业政策目标，依法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和基础性农产品实行强制

保险，其他农产品则实行自愿保险。可借鉴国外的经验，将法定农业保险与农业生产信贷结合起来。

十一、关于农业保险合同

有学者设计了中国农作物保险示范合同，内容包括：术语和条件、法律条款、可保风险、保险范围、未播种土地保险索赔表填写的最后期限、未播种土地延迟索赔处罚、收获产量报告、索赔诉讼、记录与合同防范等。

牛新中提出制定农业保险条款的原则：合法性、科学性、社会性、保本性、灵活性和可操作性。条款内容应清晰明了，通俗易懂，直观性强，便于农民识记。

有的学者认为农业保险合同应当包括以下条款：1、保险人(保险公司)名称和住所。2、投保人的名称和住所。3、保险标的。法定的主要是小麦、水稻、棉花、大豆、玉米等；自愿投保的有林业、渔业、副业、牧业。4、保险责任和责任负责。5、保险期限和保险责任开始时间。6、保险价值与金额。7、保险费的支付办法。8、保险金的给付办法。9、违约责任。10、争议处理。11、订立合同的日期。合同签订后，应到公证机构办理公证手续。

有的学者认为，在农业保险合同部分，可以参照《合同法》规定保险合同原则上应该具备的条款，以及合同生效、变更、解除、效力终止细节。保险合同应着力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尊重农民灵活地选择适合自身的保险产品，允许双方当事人约定保险范围以及其他具体事宜。同时，规定投保人有权随时解除合同，但是应扣除其相应的手续费和已经承保期间的保费；保险人不得享有随意解除合同的权利，除非农民具有欺诈、虚假理赔等情节。对于理赔，该学者建议建立集中理赔模式，即灵活地划定某一辖区的农户集体提出理赔要求，并由保险公司的理赔人员统一评估、集中赔付；规定农民理赔请求的期限以及保险公司调查、核算以及赔付的期限，以体现效率。

十二、关于农业保险立法的框架结构

许多学者提出了农业保险立法的框架和所应规定的内容，对今后的立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温铁军认为，农业保险立法要确定保障的对象，即是对那些少数进入农业的公司提供保险，还是面对2亿高度分散的小农户，还是主要对农村中的各种合作组织，要以政府的保险政策推进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提高。还提出了立法所应涵盖的主要内容。涵盖的范围一般应包括：对农业保险的保障范围、保障水平、组织机构与运行方式、政府的职能作用、经营主体资格、农民的参与方式、保险双方权利义务、会计核算制度、精算制度、初始资本金筹集数额和方式、财政补贴标准及计算方法、管理费和保险费分担原则、异常灾害条件下超过总准备金积累的赔款和处理方式、税收规定、各有关部门的配合、资金运用等方面。

第二种观点提出，我国未来《农业保险法》应包含以下内容：总则、设立农业风险管理局、组建农业保险合作社、承保范围和费率负担、再保险和手续费返还、税收减免和经营管理费用补贴、农业保险准备基金、农业风险管理基金和优惠贷款、农业保险经营机构的监督管理等。

第三种观点认为，我国《农业保险法》的内容应主要包括：明确规定农业保险的政策性、明确政府在农业保险中应发挥的作用、投保原则(强制性与自愿性相结合)、采取多种组织形式、政府的具体支持方式(税收优惠、经营费用补贴、鼓励自主投保)、保险人的责任和权利、投保人的责任和权利、农业保险合同、巨灾风险基金、再保险机制、农业保险的监管等。

第四种观点认为立法内容不能面面俱到，能解决当前农业保险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就行；立法应着重解决政策扶持问题，包括国家给予保费补贴、经营费用补贴和再保费补贴，并承担巨灾风险损失；还应明确相关部委在农业保险中的职责与分工问题。

第五种观点认为立法的内容，一是要明确农业保险制度建立的法律地位，明确政府在农业保险制度中的领导、支持的职能与作用。二是建立国家农业再保险机构：中国农业保险公司，主要职能是对各地开展的农业保险提供巨灾分保和再保险扶持。三是明确规范农业保险的经营主体、参与主体、受益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四是明确政府补贴和农民的投保方式、保费交纳比例；农业保险机构的组织形式、设立程序、初始资本数额和筹资方式、准备金的提存及运用、业务范围、再保险，以及保险金额、费率的确定、赔偿办法、财务会计核算、精算等制度要点。五是鼓励和支持在农村建立各级各类行业性的农业保险互助会。

第六种观点建议，为了使法律具备可操作性，应当以国家立法的形式确立以下制度：集体投保制度，保险费率差别制度，保费补贴区分制度，保费奖励制度，农业再保险制度，建立农业互助保险协会与农业互助保险协会联合会作为民间合作组织的办公费使用制度，对于经过批准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的商业保险公司，法律应当允许其搞混业经营。

第七种观点认为，我国农业保险立法应明确以下内容：明确政府在农业保险中的作用，确定农业保险为政策性法定保险。实行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并用的经营模式，都享受政府补贴和再补贴。建立再保险机制，经营农业保险的主体必须建立同中国再保险公司的再保险业务关系。中国再保险公司通过再保险方式，代行国家支持农业保险的职能。

第八种观点主张应规定立法原则、农业巨灾保险性质、组织制度安排、保险产品、风险管理、投保方式等内容。

第九种观点提出，立法模式的构建应当如实反映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基本内容，诸如组建政府主办的“中国农业保险公司”体系及组织结构、不以盈利为目的以及法定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的立法目标与经营原则的确定、再保险体制的建立、政府财政补贴的范围和额度、免税优待的明确化等。并应当确定为与现行《保险法》相并列的法律层面，立法的表现形式应当是以《农业保险法》命名的专门性法律，不宜将农业灾害财政救济等内容包含进去。

第十种观点认为，地方性农业保险法规应明确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属性，规范农业保险的经营主体、参与主体、受益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明确政府在开展农业保险中应发挥的职能和作用，避免政府支持农业保险的随意性。农业保险立法要紧跟当地农业保险发展需要，不同阶段和地区的实施细则要有所差异，避免不同生产力水平和地理环境下的农业保险都一个样。

第十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农业保险法》可分为六个部分：总则、政策性农业保险经营机构、国家对农业保险的支持、农业保险的监督管理、法律责任以及附则等。

有的学者研究了地方性农业保险立法的问题，提出《宁波市农业保险条例》的主要内容应该包括：立法目的、保障原则、管理机构、适用范围、运作方式、保险范围和品种、财政补贴和政策扶持、参保对象与方式等内容。

有的学者建议，在制定农业保险法规时必须考虑原保险和再保险两个方面。在原保险立法中必须明确和细化政府、保险经营机构、农民等个方的权利义务，对农业保险的地位性质模式运行规则经营管理等要加以明确。在制定农业再保险相关法规时，应对政府在农业再保险中的作用、农业再保险模式定位和农业再保险的交易规则和支持政策等原则性的内容加以明确，使农业再保险体系的运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由于学者们对农业保险的理解和认识不一，导致其对农业保险立法的具体框架内容认识也不同。但都认为至少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立法目的与原则、经营主体、参与主体、经营模式、保险范围、受益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政府的职能与作用、管理机构等。今后，应对立法的框架内容进行细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