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击余旭烈士女飞行员身份,可笑可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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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余旭烈士这样的突破者、开拓者来说，她们付出的努力和承担的压力和风险，都远远超出了一般的战斗机飞行员。无论是从个人的意志勇气，还是对于社会进步的推动，她们起到的意义和价值都是不可抹灭和取代的。

11月12日，中国首位歼10女飞行员余旭在训练事故中壮烈牺牲。在这起让人感到格外悲伤和惋惜的事故中，微博和某些自称为专业的军事论坛里，却有相当一些人对余旭烈士的女战斗机飞行员、女表演队员身份大肆攻击，称其为花瓶、女司机上天。

姑且不提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余旭存在判断和飞行操纵上的失误的此次事故，仅从一般规律上说，战斗机女飞行员和男飞行员究竟存在哪些差异？这些差异有多少是天生的，有多少是人为的？是否能得到有效弥补？

基于性别来说，女飞行员和男飞行员严重、普遍，并且导致飞行任务安排必须为此调整的差异只有一个，那就是怀孕。怀孕期间女性的不良生理反应会损害她们的飞行驾驶技能水平，同时噪音、振动、高空辐射等飞行环境的恶劣性，也会对胎儿造成较为严重的潜在威胁。

因此对怀孕期的女飞行员来说，限制飞行是不可避免的安排。目前国内没有公开具体的安排措施，不便谈及，但就美军现行规定来说，战斗机女飞行员在怀孕期间不能飞行，要求较低的运输机女飞行员可以到怀孕6个月时才停止飞行。

但在整体上，这方面的差异却并不一定就会使女性飞行员占据劣势。由于男性更强的作死倾向――在美军的相关统计（出处：Deive analysts of medical attrition in U.S.Army aviation）中，男性飞行员因为体育运动受伤而不能执行飞行任务的时间，要长于女性因怀孕等生理原因导致的不能执行任务时间。当然国情军情差异显著，国内的情况未必与此完全相同。

特别是对于这些酷爱飞行、而且接受过高等教育和高级技能培训的女性来说，她们在担任飞行员期间，对于何时怀孕都有着非常精心的计划安排，并不会出现突发性的、不可控的打乱任务安排的情况。

除开怀孕之外，生理周期的存在会对女性飞行员造成负面的影响，包括耐力下降，视觉上适应昏暗低光照环境的时间延长，以及腹部受压迫（比如抗过载训练、高机动飞行）会导致子宫壁压迫，内膜不易修复，出血量增加，等等。但是这些负面反应从普遍的检测和统计调查情况看，影响程度都处于较轻的范围，而且其个体差异明显，很多女飞行员完全未出现其中一项或者多项生理机能下降的问题。

事实上除非是遭遇到痛经等极端症状的个体，在飞行员特别是战斗机飞行员这个本身就职业病高发、常发的行当里，女性生理周期带来的影响，远远小于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骨骼等常见疾病伤痛带来的影响。而就男性飞行员来说，因为生理健康程度（比如是否处于较长时间的疲劳状态）、情绪等方面的起伏，同样存在显著的飞行状态高低差异幅度，在日常的管理上并不比女性飞行员更省事。

真正导致女性飞行员在飞行技艺极限上低于男性飞行员的生理瓶颈，来自于肌肉力量和骨骼强度。在高机动飞行的大过载状态下，飞行员相当于坐在洗衣机滚筒里被甩干一样，全身的血液会受高倍重力（比如9G过载就是9倍重力）从头部往腹腔和腿部甩过去。飞行员需要足够的肌肉力量强度，来增强心脏的泵血能力，并且收缩腿部和腹部肌肉，延缓血液向下半身聚集。

而由于睾酮激素等方面的差异，女性在肌肉力量上会有一定劣势，进而导致在耐受极限的高过载（比如9G以上）和持续时间上，女性飞行员的极限纪录指标不如男性，而且抗过载耐力选拔的淘汰率要更高。比如根据美国的多项研究测试资料汇总分析，在7G过载以下的模拟空战动作测试中，男女飞行员没有差别；而在8G到9G的测试区间，女性的通过几率在63.2%、59.4%，要比男性低13.2%和17.7%。

但必须强调的是，这其中有很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抗荷服等防护装备传统上针对男性设计，由于尺寸设计特征等问题，在女性穿着时无法发挥理想效果。比如后来美国阿姆斯特朗研究所推出的女性抗荷服，就能使女性飞行员在5-9G内的抗过载耐受能力达到无明显差异的效果。

男女飞行员的抗过载生理极限差异，就相当于对家用汽车来说，百公里加速时间是4秒还是3秒的区别。只要一视同仁、采用和男性飞行员相同的考核标准，通过考核以后的女性飞行员完全足以胜任三、四代战斗机的要求。

目前真正困扰女性飞行员的一些问题，在于很多战斗机的相关设计标准还沿袭着早期时代的已有惯例：一方面受制于当年的技术背景限制，一方面也是早年设计时根本不曾考虑过女性使用者的因素。比如驾驶杆、脚蹬的行程、力臂长度和力度的设置不合适，会使女性飞行员操纵起来格外易于疲劳，降低操纵效率和准确性。

实际上由于身高、体重、髋、胸、臂长等男女差异，女性飞行员目前遭遇到最可怕的问题是救生障碍。女性的体重轻、重心低，这使得她们在弹射过程中，会导致人、椅系统的重量、重心分布超出极限设计状态之外。

由此导致的最常见问题，就是导致弹射座椅的弹射冲击更为猛烈，并且向前或者向后猛烈旋转，而由于女性本身骨强度就要小于男性；弹射时出现致命的脊椎、特别是头颈部的骨骼损失几率急剧增加。同时还极有可能出现翻滚过程中救生伞缠绕座椅，导致人椅不能分离等情况。

比如2012年，外销某国的K8在地面滑跑状态双人弹射，一人死亡。死亡的前舱飞行员（身高171cm、体重68kg）由于没有按规定调整坐高，导致重心不在设计范围内；座椅弹射以后迅速开始向前翻滚，并且无法爬升高度；人、座椅被稳定伞缠绕在一起，最后连人带椅高速坠落，砸穿一栋建筑顶部。而很多女性飞行员的体重都不到50公斤，不管如何调节都不可能满足某些型号弹射座椅的限制要求。

女性占据了整个社会人口结构的一半，她们中素质出众的人群，完全有能力完成战斗飞行任务。目前女性飞行员遭遇到的各种障碍和困难，多数均是来自各种人为观念和历史因素，剩下少部分则可以通过技术进步予以改善消除。

特别是对于余旭烈士这样的突破者、开拓者来说，她们付出的努力和承担的压力和风险，都远远超出了一般的战斗机飞行员。无论是从个人的意志勇气，还是对于社会进步的推动，她们起到的意义和价值都是不可抹灭和取代的。

针对余旭烈士的性别歧视和攻击，是一种极为可耻、可鄙、可恨的行为，其愚昧和落后程度，就好比某些地方，家里女人辛苦劳作做完饭却不许上桌，只能在厨房里就着小桌吃剩菜一样让人恶心。

摘编自微信公众号“腾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