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我国资金形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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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金形势分析
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社会资金总量呈加速增长势头，增长率逐年提高，1992年增长21.4%，增长率比上年提高了4.4个百分点；1993年增长率达到37.9％，增长率比上年提高16.5个百分点；1994年增长45.8％，增长率比上年又提高了7.9个百分点，并达到了最高峰。1995、1996年因受1993年宏观调控的滞后影响，资金增长率分别下降到19.0％、10.3％，但1997年又有所反弹，回升至27.6％。
1998年，尽管已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了财政支出的力度，但社会资金总量仍然出现13.2％的负增长，为历史所罕见。1999年开始情况有所好转，但增长速度依然较低，仅为6％。2000年资金增长率回升至15％，2001年略降为14％。目前，我国社会资金总量已迈上了40000亿元的新台阶，接近42000亿元（参见表1）。
表1
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资金总量表（单位：亿元）
说明：按照国家统计局专家1999年提出的简易测算方法，将“资金总量”界定为：财政支出、金融机构贷款、外汇占款、实际利用外资、股市筹资五大资金支出之和（参见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研究参考资料》1999年第23期）。这里，我们增加了债券筹资一项（包括金融债和企业债，但不含国债），并将上述六大资金支出重新划分为：财政性资金（指财政支出）、金融性资金（包括银行贷款、股票筹资、债券筹资）和外资外汇资金（包括实际利用外资和外汇占款）三大类。有关资料来源及计算方法将在后面的分析中逐一列出。
从资金结构来看，20世纪90年代初期，财政性资金与金融性资金和外资外汇资金的比例大体上为40∶45∶15。到了90年代中期，这一比例大体上改变为28∶46∶26，金融性资金比重变化不大，财政性资金的比重下降了10个多百分点，而外资外汇资金的比重上升了10个多百分点。1998年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到2001年这一比例变化为45∶37∶18。其中，财政性资金比重上升了18个百分点，金融性资金比重下降了10个百分点，外资外汇资金比重下降了8个百分点（参见表2）。
表2
90年代以来资金结构变化（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表1计算而得。
(一)财政性资金
过去10年，我国财政支出一直在以2位数的速度增长，1993、1994年达到24％以上的高峰之后，1995年开始逐年下降，原计划“九五”期间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和通货紧缩的出现，迫使政府转而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于是，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逐步回升，从1997年的16.3％提高到1999年的22.1％。其后有所回落，2000年回落1.6个百分点，2001年回落1.9个百分点。
从财政性资金占社会资金总量的比重来看，90年代初为40％，后逐渐下降至90年代中期的28％左右，共下降了10多个百分点。1998年以后，由于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资金的比重重新大幅提高，从90年代最低点的26.7％（1997年）提高到2001年的45％，平均每年提高4.6个百分点左右（参见表3）。
表3
财政性资金的规模、比重和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2）。
(二)金融性资金
金融性资金的提供主要有3条渠道，一是金融机构贷款，二是证券筹资，三是保险投资。证券筹资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股市筹资和债券筹资两块(因国债主要影响财政性资金，故不含在金融性资金中)。考虑到目前保险投资规模较小，且资料不全，这里暂时忽略不计。
20世纪9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金融性资金的增长速度基本上保持在2位数（只有1996年例外，仅为3％），最高时曾经达到46％（1992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连续2年出现了负增长，2000年大幅反弹至24.4％，但2001年又重新出现了6.5％的负增长。
从金融性资金占整个社会资金总量的比重来看，到2000年为止的10年时间，这一比重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除实行宏观调控后的1994年略低于40％以外，其余年份均在40％以上，最高时曾经达到55％（1992年）。但是2001年，金融性资金的比重下降到了37％，比90年代最低点1994年还低2个百分点（参见表4）。
表4
金融性资金变化
注：①银行贷款、债券筹资均为历年余额的增加额。
②债券筹资＝企业债＋金融债（包括政策性金融债）。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年鉴》历年，《中国统计摘要》（2002），《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2001）。
首先看金融机构贷款。
我国金融机构贷款的增长速度在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几乎一直以2位数增长（1996年除外，为9.1％）。自1997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随着防范金融风险的工作越抓越紧，金融机构的惜贷现象也越来越严重。按照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变化的实际数据计算，自1998年连续3年负增长，2000年金融机构新增贷款规模下降到1997年的40％左右。但是，这其中未剔除银行不良贷款因素。
1999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共剥离及划转不良贷款3500亿元，2000年又剥离及划转了7395亿元。如按照剔除不良贷款剥离因素的可比口径计算，1999年新增贷款10846亿元，比上年负增长6.6％；2000年新增贷款13322亿元，比上年正增长22.8％；2001年，金融机构各项贷款累计增加12913亿元，比上年下降3.1％(如计入债转股、待处理抵贷资产增加等因素，共增加13912亿元)。
金融机构贷款占整个资金总量的比重（按照可比口径计算），自90年代以来基本上一直呈阶段性下降趋势。90年代初期，这一比重基本上在43～49％之间；1994～1998年下降到38～40％之间，1999年下降到34％，2000年略为有所反弹，回升至36％，但2001年又下降到31％（参见表5）。
表5
金融机构贷款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年鉴》，《中国金融机构货币信贷收支月报》1999、2000、2001。
其次看股市筹资。
我国股市自90年代以来，从无到有，发展很快，但筹资规模最大时不过2100亿元（2000年）。并且，我国股市的最大特点是发展速度大起大落。大起时增长速度犹如井喷，常常达到3位数；大落时增长速度一落千丈，为负的2位数。并且，几乎是连续2年正增长之后就有一次负增长。股市发展的不稳定性，严重影响了股票筹资作用的发挥，并导致股票筹资占整个社会资金总量的比重最多时不过6％，而大多数年份在4％以下。尽管股票筹资的比重不是很大，但却吸引了政府相当大的注意力和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参见表6）。
表6
股票筹资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
摘要》（2002）。
最后看债券筹资情况。
目前，债券筹资规模比股票筹资差不多，2001年为1300亿元，最多时不过1650亿元（1998年）。债券筹资占社会资金总量的比重2001年仅为3.1％，最高时不过6.4％（1995年）。同时，债券筹资的发展态势也和股票筹资的情况大体相同，在1～2年的正增长之后必然有1～2年的负增长。因此，债券市场的大起大落也成为制约债券融资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参见表7）。
表7
债券筹资
注：①只包括金融债和企业债，未包括国债及国家投资债券和国家投资公司债券。
②为抵消兑付因素，债券筹资未采用发行额，而是采用余额增加额。
资料来源：《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2001年）。
(三)外资外汇资金
外资外汇资金规模2001年为7677亿元，最多时达到9229亿元（1997年），最少时为933亿元（1992年）。从增长速度来看，其基本规律也是大起大伏，1～2年正增长之后就会出现1年的负增长。外资外汇资金占社会资金总量的比重最高时达33％（1994年），最低时仅为9％（1992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基本上维持在17～18％的水平，但2000年除外，仅为12％，略高于1992年，主要是由于外汇占款一下子减少了500多亿元（参见表8）。
表8
外资外汇占款
分别来看。首先，外汇占款增加额2001年达到3565亿元，仅次于90年代的最高值3889亿元（1997年），而此前1年（2000年）则是负的501亿元，为90年代以来最低值。2000年外汇占款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剥离中国银行的不良资产所造成的，因此属暂时因素。但从长期看，外汇占款的增长速度也是起落相间，1～2年为正增长之后就有1年为负增长。（参见表9）。
表9
外汇占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2）。
其次看实际利用外资的情况。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实际利用外资一直保持在每年4000亿元以上，最高时曾经一度达到5340亿元（1997年）。从增长速度来看，总的趋势是逐渐趋缓。1993年至1998年期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在社会资金总量中所占比重多数时间基本上稳定在15.5～18％之间，1999年以来下降到13％。
2001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所占比重下降到了10％以下（为1992年以来首次），但是这一数据未包括对外借款，因此含有部分不可比因素。而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达到469亿美元，增长15％（参见表10）。
表10
实际利用外资
注：2001年数未包括对外借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2）。
二、有关资金问题的讨论
讨论一：资金究竟是偏紧还是偏松？
目前，有关我国资金形势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目前资金形势依然偏紧，大多数企业感到资金紧张，因此主张进一步下调利率，放松银根。
而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目前国内资金供给相对充裕，甚至出现了资金“相对过剩”的局面。其依据是，自1990至1999年的10年间，除1993年和1995年两年国内投资大于国内储蓄以外，10年来累计储蓄大于投资达10178.4亿元。目前，我国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贷款为现存差且逐年扩大，截至2001年底已达3.6万多亿元。国家外汇储备至2001年底也已达到2122亿美元。并据此得出结论，“资金短缺已不再是国民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见：《国内资金“相对过剩”与利用外资》一文，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政研室，《调研与参考》，2002年第6期)。
如何判断我国当前资金形势的松紧关系到我国今后一个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因而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有必要做进一步的分析。
如前所述，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资金总量增长速度呈现出先升后降再反弹的波浪式发展态势。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国资金增长进入了低谷时期，甚至一度达到负增长13.2％的历史最低水平。但从趋势上看，1998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后情况逐年有所好转，1999年资金增长率回升至6％，2000、2001年上升到14～15％，因此，从纵向来看总体上是在朝缓和的方向发展的。虽然离历史最高水平还相差较大距离，但这一水平据认为是经济回归正常状态后比较适宜的(参见：《从资金角度看经济增长回升》，彭志龙，载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研究参考资料》，2001年第44期)。
从横向上看，首先，资金的增长速度与投资增长速度之比，1992年曾经达到1∶2，1993年宏观调控之后逐年上升至1997年的1∶0.32。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1998年，尽管资金增长率出现了负增长，但投资增长率依然维持着正增长，从而使这一比例一度出现了-1∶1的特殊情况。此后3年，资金增长率恢复正增长，资金与投资的增长速度之比大体维持在1∶0.75左右。从目前来看，二者比例明显高于90年代初期，与加强宏观调控以后的1994、1995年差不多。
其次，再看资金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加通货膨胀率之比，90年代中期以前，这一比例大体上在1∶0.74～0.96之间，说明资金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90年代中期下降到1∶1.45和1∶1.74，资金增长率大大低于经济增长率加通货膨胀率之和；1998年一度出现特殊情况以后，1999年恢复到1∶0.93，目前在1∶0.56左右的水平，资金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将近1倍（参见表11），因而说明资金总量不再偏紧。
表11
资金增长率与投资增长率、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比较（单位：％）
注：投资增长率——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增长率——指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资料来源：（1）资金增长率由表1计算而得；
（2）其他数据：《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统计摘要》2002。
但是，为什么一些企业在资金总量已不再偏紧的形势下会感到资金紧张呢？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于资金结构上的原因造成的。
首先，近年来一个明显的趋势是资金在向大企业集中，一些大型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和IT通信企业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着资金“相对过剩”、甚至“有钱不知道怎么花”的尴尬局面。与此同时，感到资金紧张的是广大的中小企业，而资金紧张又主要表现在“贷款难”上。
据有关部门2001年对中小企业的调查统计，有76.1％的企业认为资金比较紧张，68％的企业认为资金短缺是影响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中小企业由于自有资金比较少，因此主要依靠外部融资。在外部融资中，由于直接融资机会较少，因此只能主要依靠银行贷款。据调查，银行贷款占中小企业外部融资的80％，而79.3%的企业又是通过五大国有商业银行获得贷款的。因此，当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增速和比重呈下降趋势时，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据上述调查，2001年有55％的中小企业认为获得贷款的难度在增加，30.5％认为贷款难度变化不大，二者相加高达85.5％(《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现状、特点与问题——中小企业发展问题研究（上）》，载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研究参考资料》2001年第142期)。
另据人民银行2002年上半年对5000户工业企业的调
查显示，这种状况今年以来有所变化。大型企业短期借款进入第二季度以后增速逐月下降，比上季度回落3.5个百分点；中型企业第二季度增速比上季度回落1.4个百分点，但各月增速仍然保持在8～9％之间；小型企业增速明显上升，比上季度提高了4.6个百分点（参见表12）。希望这种趋势带有普遍性并能够继续保持下去。表12
5000户企业银行借款变动表（％，同比增长）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简报》，2002年第15期。
其次，如前所述，近年来始终保持较快增长的主要是财政性资金，外资外汇资金增长起伏较大，而金融性资金1998年以来多数年份是负增长或低增长态势。财政性资金的快速增长，导致其在资金总量中的比重也在逐步上升，2001年已经达到9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45％）。然而能够从财政性资金以及国债项目建设中直接受益的主要是国有大型企业，而广大的中小企业则与之无缘。此外，还有一部分资金是通过外汇占款形式投放出去的，这部分资金也只与那些外贸出口企业有着直接关系。因此，与国债建设项目和外贸出口无关的广大中小企业自然感到资金紧张，而银行贷款增长缓慢又与企业的“贷款难”是一致的。
表13
1997年以来各项资金的增长速度（％）
讨论二：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何要“淡出”？
关于积极的财政政策，目前的共识之一是早晚要退出，而退出的原因无非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主动的，另一个是被动的。所谓主动因素，就是当经济的自主增长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能够替代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起主导作用的情况下，政府就可以主动地逐步减小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力度，直至完全退出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而被动因素，就是当财政赤字或国债规模突破警戒线，财政风险增大到一定程度时，迫使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得不退出。
从主动因素看，目前我国经济的自主增长能力正在逐步提高。有关这方面的分析，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已有报告予以阐述，因此不再赘述（参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查研究报告择要》2002年第37号），这里主要分析一下被动因素。
制约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财政赤字；二是国债规模。
通过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我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从1997年的0.78％迅速上升到2000年的2.79％，增加了2个百分点，水平已十分接近3％的国际警戒线。2001年，因财政收入增幅较大（达到22.2％，比上年高出5.2个百分点），财政支出增幅回落（为18.2％，比上年回落1.9个百分点）等原因，财政赤字比重有所回落，降到了2.58％。但由于连年加强税收征管力度，国内税收已增长乏力，再加上关税下调等原因，2002年第一季度开始财政收入增幅已出现趋缓迹象，今后一个时期的财政收入增长态势也不容乐观。受财政收入增速趋缓、财政支出增大的影响，预计今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有可能达到3％左右（参见表14）。
表14
财政赤字及其占GDP比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2）。
多数专家认为，观察国债规模大小主要看3个指标，即：国债依存度、国债偿债率和国债负担率。
首先看国债依存度，即国债发行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1995年我国的国债依存度达到22.1％，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15～20％的上限）2个多百分点。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之前的1997年达到26％，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后更上升到了1998年的35％以上，超出警戒线15个百分点；后两年下降到30％左右，亦超过警戒线10个百分点。2001年重新回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之前1997年的水平（26％）。
从中央财政的角度看，国债依存度的警戒线为25～30％，而我国亦大大超过这一水平。1994年超过警戒线1倍以上，达到64.8％。1998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央财政的国债依存度竟超过了100％，达到了122％的最高水平。此后虽逐年回落，但亦高达80％以上（参见表15）。
表15
国债依存度
资料来源：《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2001）、《中国人民银行年报》（2001）、《中国统计摘要》（2002）。
其次看偿债率（＝当年债务还本付息额/当年财政收入），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为10％。国债偿债率主要看中央财政本级收入。我国国债偿债率1995年为90年代以来最低，达12.6％，刚过警戒线；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1998年最高，达45.9％，超过警戒线3倍半（参见表16）。
表16
我国的国债偿债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2》。
最后看国债负担率，即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1998年比上年提高了2.4个百分点，达到9.9％，1999年又比上年提高了2.9个百分点，达到12.8％；2001年进一步上升到16.3％，远低于60％的安全线水平。在观察国债的所有指标中，只有这一指标从表面上看似乎在安全线以内。
关于国债依存度严重超标，而国债负担率又远低于安全线的矛盾现象，有专家指出，我国国债平均期限偏短、使国债余额规模累积率相应偏低，是其原因之一。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一般较高，通常在40～50％之间，而我国预算内财力集中程度较低、国家财政预算内收入占GDP比重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即使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加起来也不超过20％，因此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亦不应超过20％，而我国目前已比较接近这一水平。
进而言之，如果再加上外债，则我国的总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自1990年（19.59％）至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之前的1996年（20.76％）就已经徘徊在20％的临界水平，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后，则超过这一水平并逐年提高，2001年达到31％（参见表17）。
表17
国债负担率
注：总收入＝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总债务＝国债＋外债（按照当年汇率换算）。
资料来源：《中国债券期货统计年鉴》（2001），《中国人民银行年报》（2001），《中国统计年鉴》（1995），《中国统计摘要》（2001）、（2002）。
综上所述，今后一个时期，在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时，有必要对财政风险进行有效控制，并选择适当的时机及时退出。
关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退出，目前共识之二是，无论主动退出还是被动退出，都应当采取“淡出”的形式，即提早准备、逐步退出。但是，对于如何定义“淡出”却有着不同的理解。
一种观点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淡出”，就是要逐年减少财政赤字和国债的发行规模，只是减少的力度不要一下子太大，因而称之为“淡出”。
另一种观点认为，只要作为分子的国债发行规模不变，而作为分母的GDP每年在逐步增大，则国债发行对于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事实上就是在逐步减小，因此可以视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在“淡出”。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如果将财政性资金占整个社会资金总量的比重逐步降下来，我们也可以视之为“淡出”。而财政性资金比重的下降，一方面可以通过降低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来实现，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提高金融性资金和外资外汇占款资金的增长速度、增大后两者的比重来实现。
讨论三：积极的财政政策淡出时的配套政策选择是什么？
1.增大金融机构贷款
目前，世界经济形势总体状况尚未好转，世界跨国投资规模总体呈下降趋势，2001年，跨国直接投资为7600亿美元，比上年下降近42％，是10年来首次下降，下降幅度为30年来最大。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最新预测，2002年跨国直接投资预计达到5000亿美元，继续呈下降态势；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加入WTO，因看好中国投资环境改善的预期所带来的外商投资高潮也将逐渐随之过去。因此，尽管今年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增长势头良好，但今后一个时期，我们恐怕难以过度期待外资外汇占款资金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在这种形势下，为了确保积极的财政政策淡出的同时，社会资金总量能够有较大幅度增长，我们就必须想方设法提高金融性资金的增长速度，加大金融性资金在整个社会资金总量中所占比重。而增加金融性
资金首先是增加金融机构贷款，因为金融机构贷款在金融性资金中，乃至整个社会资金总量中所占比重最大，影响也最大。
前几年，我国出现了存款和贷款均向国有商业银行集中的倾向，而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又主要贷给了国有企业。近年来情况有所变化，主要表现在贷款方面，国有商业银行贷款的比重逐年略有下降，从1998年的62％下降到2001年的57.6％，3年共下降了4.4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1个半百分点。与此同时，股份制商业银行所占比重逐年有所提高，从1997年的5.2％上升到2001年的10.2％，4年上升了5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1个多百分点。此外，城市商业银行4年上升了2个百分点，从1997年的2％上升到2001年的4％，翻了一番；农村信用社也上升了近1个百分点（参见表18）。
从今后一个时期看，随着加入WTO，在外资银行的压力下，国有商业银行将不得不加大改革的力度，并将工作重心暂时转移到重组、改制方面，因而“惜贷”现象在银行大规模重组完成以前将有可能更加严重。
因此，要想在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改革重组时增大整个金融机构的新增贷款规模，办法之一就是继续大力发展股份制商业银行等其他金融机构，加大其贷款力度，提高其贷款比重。
表18
金融机构贷款结构（％）
注：表中数据为贷款余额所占比重。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统计》（1979～1999）、《中国金融年鉴》(2001)。
2.大力发展债券市场
自1993年下半年开始整顿金融秩序以来，我国的债券市场发展一直很不稳定，除国债不断增发以外，金融债和企业债均发展缓慢甚至呈收缩状态。首先，金融债自1996年以后主要以政策性金融债券为主，其他金融债券逐渐减少，直至停发。到2001年，金融债余额为8534.5亿元。
其次，与此同时，企业债的发行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呈日益萎缩局面。1991～2000年，我国累计发行企业债券共计2545亿元。发行高峰是1992年，达到684亿元，其后逐渐萎缩，到2000年降到83亿元。目前，企业债余额仅为1008.6亿元（参见表19）。
表19
企业债发行情况（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2001）。
在多数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债券市场的规模通常要超过股票市场的规模，利用债券融资的企业也要比利用股票融资的企业多得多。
1993年股票发行筹资与企业债发行筹资的比例，美国是1∶3.4，德国是1∶5.2，日本是1∶11.3，在主要发达国家中英国是个例外，为1∶0.1。在亚洲四小龙里，韩国最低，为1∶86.1；香港其次，为1∶11.3，台湾是1∶1，只有新加坡是股票发行筹资大于企业债，比例为1∶0.2。上述8个国家和地区，平均为1∶15.1。
而我国，这一比例自1993年以来，除1995年最低为1∶9.5以外，其他年份均在1∶3.1以下，并且基本上呈逐渐上升趋势，到2001年时为1∶0.2，8年平均为1∶2.6（参见表20）。
表20
国内外股票与企业债筹资比例
注：各国（地区）货币单位——美国：亿美元；英国：百万英镑；德国：百万马克；日本：10亿日元；香港：百万港元；韩国：百万韩元；台湾：亿新台币；新加坡：百万新加坡元。
资料来源：《我国的金融制度》，日本银行金融研究所，1995年；《亚洲的证券市场－证券市场的制度与特征》，日本大和总研，2000年。
企业债的规模过小，既不利于企业的发展，也不利于债券市场的发展。与股票融资相比，企业债由于存在偿还的压力，因此对企业的治理结构和经营透明度的要求更高；与银行贷款相比，企业债发行规模最高可达数十亿、甚至上百亿元，偿还年限最长可达30年，因此，其融资规模更大，期限更长，成本也更低，因而有利于企业进行长期大规模投资。
我国企业债规模过小，同时也说明市场潜力很大，只要我们能够加强和完善企业的治理结构，发展和培育企业信用评级机构，企业债市场就会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
最后，90年代中期整顿金融秩序以来，我国地方债的发行已陷入停滞状态，目前几乎处于空白状态。与国债项目相比，发行地方债进行项目建设虽然不利于在更大范围内寻找较好的项目，但是因积极的财政政策已实行多年，国债项目已难以寻找到更好的项目，因此相比之下，地方债在这方面的劣势并不显突出。反之，发行地方债与国债相比具有一定的优势，由于其决策链条较之国债项目要短，因此在理论上讲，项目选择的效率应当比较高，项目选择的准确率也应当比较高；同时，如果能够切实加强地方人大对地方财政的监督，则其监督成本也会相应比较低。此外，对于中央政府而言，还可以起到分散中央财政风险的作用。因此，发行地方债不失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实现淡出时的一种替代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