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儒的好古情结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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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人兼有“学问”和“性情”的特征，到了现代社会，这两个特征分别朝着“学术”和“艺术”的方向不断细化，于是传统文人的角色“异化”成了当今的职业学者和职业艺术家。文人特征的异化提高了学术和艺术的生产效率，而与此同时，学问和性情的剥离造成了学术和艺术的壁垒，这种壁垒削弱了学术的审美性和艺术的文化性。

这两学期上古音学课，我注意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清代的古音学家们对语音演变的认识是大不同于当今学者的。我们知道，语音是处在不断的演变之中的，明末陈第在其《毛诗古音考》中最先提出了“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的语音历史演变的观点，研究古音的清儒们基本继承了这个观点。而有意思的是：尽管他们对语音的历史演变有了客观认识，但是这种演变却被他们定性为一个不断“退化”的过程――持此种观点的最典型的就是顾炎武。他虽然极力推重陈第，但是他又同时认为，语音之所以演变，是因为后来的各种韵书发生了错讹谬误，误导了人们的语音，使之背离了上古的“本音”。他作《唐韵正》，就是要纠正韵书的那些谬误，他甚至还天真的希望将来有朝一日人们的语音会进而恢复到他心目中的“古本音”的面貌――这岂不是与“势所必至”明显矛盾的么?《四库总目》批评《唐韵正》说：“声随世移，是‘变’非‘误’。概名曰‘正’，于义未协，是则炎武泥古之过，其偏亦不可不知也。”这是很允当的。而值得注意的是，后来的乾嘉学者们(比如段玉裁、江有诰等)却还是和顾炎武一样，仍然坚持把那些“变”都看成“误”。可见，这种是古非今的思想在那个时代可谓根深蒂固，这便足以映射出当时文人们的一种普遍心态：好古。而好古太甚，就难免有“泥古之过”了。

清儒们的好古情结使得他们的著作大都带有复古的气味。与此相类，我们可以发现，清代以前的著作，不管有多么“学术”，它们也同样有作者的一些个人感情在里面。于是，不同时代的学术，就会展现出各自不同的气质。如果拿今天的学术规范来衡量古人的学术著作，我们将会发现其中大部分将会是“不合规范”的，而这种“不合”，其实远不止于各种表面上的格式。

在今天，作为学者，其基本立场就是价值中立：对于研究对象不能表现出任何个人的好恶和偏见，也就是说，不可以做出“价值评判”――而清儒们的是古非今的态度，则是明显违背这一原则的。事实上，好古情结作为一种个人感情，其本身很难说是什么错误，但以我们今天的学术规范来看，既然属于个人感情，那么它就不该带入学术著作。或许陈寅恪先生可以作为一个例子――陈先生做学问，始终带有学者的自觉(这多少有别于传统文人)，比如他当年选择研究隋唐史而不是清史，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自己对前朝有着千丝万缕的情结，这就使得他在面对清史时很难排除个人感情。

而古人做学问，则未必就是站在这样的基本立场――相比于“不折不扣”的“学者”，古人们大概更是倾向于以“文人”的身份来从事著述的。陈平原老师说：“作为文人，学问和性情缺一不可。”“文人”所能多出于职业学者的，其实就在于他的“性情”。“性情”体现在文字中的，就是作者个人的情怀与趣味。古人既然是以“文人”的身份来著述，那么他们也就不会刻意把自己的性情排斥在文字之外了。

到了如今，我们可以看到，原来同时属于“文人”的“学问”和“性情”这两个特质开始逐渐剥离了开来：“学问”似乎演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学术”，专属于职业学者，而“性情”似乎演变成了一种“纯粹”的“艺术”，专属于职业艺术家。于是，我们看到，旧日的“文人”形象到了今天基本分化成了各司其职的知识分子、作家、诗人、书画家，等等。可以说，伴随着这种分化，文人阶层到了现代社会已经基本消解掉了――虽说也不排除还残存着数得清的那么几位“完整意义”上的“文人”，但很明显，他们在现代已经不构成一个阶层。我们知道，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社会分工的细化进而带来的是人的“异化”。人们只是不断重复着简单机械的工作，而这些工作都只不过是社会生产链条中的一环而已――每个个人都变成了机器中的零件，就像卓别林在其《摩登时代》中所比喻的那样。将文人特征的割裂与社会分工的细化进行比照，我们将不难发现二者的同步性与相似性――可以说，“文人”形象向“纯学问”和“纯艺术”的细化，其实是反映了现代社会的文化生产领域的一种“异化”现象：“学术异化”和“艺术异化”。拿“艺术异化”来说，原来专属于文人阶层的艺术形式――比如我们今天常说的所谓“文人书法”与“文人画”――开始逐渐式微了，转而被那些职业书家画家群体所取代(所以在说到传统的书法绘画时，有必要专门在前面冠以“文人”的称谓，以区别于今日的“书家书法”和“画家绘画”)。再比如文学，传统社会文学创作的主体是文人阶层，而今日则是职业作家和职业诗人。同样的，所谓“学术异化”，其实就是由“文人学术”向“学者学术”的转变。我们今日的学术规范，当然不是为“文人”设定的，而是为今日的职业学者设定的，这就难怪古人的著作放在今日的学术规范下，将会有如此的“不合”了。

相比于传统文人的“著述”，今日的职业学者们生产学术，用“制造”一词来概括，或许更为贴切些。正如同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提高了社会生产的效率那样，“学者学术”其实远较“文人学术”高效――难道不是么，这才几十年的工夫，我们的学术产出，不论从数量上还是种类上，不都已远远超过古人了么?至于质量么，提起那汗牛充栋的学术垃圾来，自然让人短气，但是如果抛开厚古薄今的偏见，平心而论，那么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至少就整体来看，我们今天的学术水平还是超过前人的――这不得不感激现代的学术分工。拿我所学的古音学来说，当今学者的研究水平就要比清儒们高出一些。这里面不能排除“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的因素，此外如前所说，今人没有清儒们那种崇古的癖好，也是一个原因，因为今人避免了他们常有的“泥古之过”。但仔细想来，其中更主要的原因大概还是在于我们今天的研究比前人大大地细化了：每个学者全力专攻自己的狭窄领域，比古人更易深入。

但问题只怕没有这么简单。人们根据艺术和学术的生产经验得出这样的认识：缺少“性情”，“艺术”将沦落为标本；没有“学问”，“学术”将蜕化成口号。那么，换个角度来想：没有“学问”的“艺术”，和缺少“性情”的“学术”，会是个什么样子?无疑的，这个问题最适合交给我们的辉煌时代来回答了――艺术不妨以文学为例：当今某些作家缺少学问的根底(这本来也无可厚非：中文系既然不培养作家，可知作家们未必都是中文系出身)，写出的作品便难免显得浅薄枯瘠――虽说它们从来不乏“个性”；至于学术，今日的学术规范岂能容得嬉笑怒骂，不

管是哪个行当，学术著作都得一板一眼，这样如何吸引得了读者――虽说它们或许不乏高深理论。

文人著述，字里行间始终是带着自己的性情的，这样的文字是有表情的文字，是气韵生动的文字，所以古人的著作总能在学问之外体现出作者的情怀与趣味。以我的那点阅读经验来说，自己读古人的作品，多少总是会觉得它比当今的学术著作亲切些。古人著述未必像今人这样中规入矩，甚至可以说有相当一部分著作放在今天将是不合学术规范的，但是读来总是能让人在增长学问之外收获读书本身的乐趣。“性情”也者，即使从字面上我们也不难体会出其中包含的“艺术”的意味。于是，带有性情的文字，往往也就同时具备了一种“审美效应”――所谓“读书本身的乐趣”，从本质上说，大概就是一种“审美”的愉悦。即以清儒的古音学著作为例，虽说好古情结不是我们当今的学术规范所称赏的，但是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好古”其实正是体现了那一时代文人们的性情，在读他们的著作时，呈现在眼前的其实不只是他们的文字，我们同时还能约略感受到作者的风神，由此仿佛可以想见那个时代的文人们摩挲古玩的高情雅致。而今天，专家学者们还会有人在学术论文里发一点“思古之幽情”吗?现实是，即使他们想“发”，学术规范也不容许他们“发”。于是，作为当今学术论文的读者，我读到的便只是文字而已。当今的学术论文――大概有那么相当一部分――因为性情的缺失，便沦落成了机械的“制作”，而“制作”出来的东西，“机器味”自然是避免不了的了。读古人的著作，能感觉得到迎面的书卷气，读当今的著作，便只能硬着头皮嗅那扑鼻的机器味，这就好比赏鉴古人的手札，我们在其用笔的轻重急徐中仿佛可以感觉得到书写者当时的喜怒哀乐，而端详举子考卷上齐整的馆阁体，呈现在眼前的便只是满幅乌黑方光的千人一面――“功力”而外就什么都没有了。说来真是感慨系之，在我们现代社会，伴随着文人阶层的消解，学术的审美特征也就一去不复返了，今人对学术的兴味这么低落，真是有以也夫。

我们今日怀念“有学问的文人”(这种提法似乎不是很妥：没有学问，如何够格称为“文人”，严格来讲，大概应该说成“有学问的文学家”之类)和“有文人气的学者”，其实正好反映了“完整”的“文人”在当今的稀缺，而这种稀缺大概有相当一部分是当今的教育造成的。以学者而论，缺少“文人气”其实等价于缺少性情。而培植性情，大概莫善乎艺术。艺术教育本质上是一种陶冶教育，所谓“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则与之化矣”――它不是我们当今的学院教育所能取代的。所以，我们建设大学，有必要在光大学术的同时发扬精神。陈平原老师说“大学以精神为最上”，研究型大学需要有些艺术的精神和氛围，这样学生受到的便不只是学术训练，还同时有艺术熏陶。于是，学生们在成长为职业学者的同时，也生长出了自己的性情，也就自然地有了“文人气”。遗憾得很，那些“艺术的精神和氛围”，其实正是我们当今的大学所缺失的――毋庸讳言，在当今国内的研究型大学里，美育几乎等于零。

如前文所述，就学问本身的成就来说，文人未必能有今日的职业学者那样精深。同样的，就各艺术门类的专门成就来说，文人也未必就高于今日的职业艺术家――不妨以书法为例，若只是就书法论书法(只谈视觉美感，不谈附加的文化价值)，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承认，文人书法的水平在总体上是赶不上今日的职业书家的――从分工的角度来看，这也不难理解。书法对传统文人来说，只是一种消遣，他们是从来不把练字看作自己的职业的，他们对于练字的投入远不及职业书家们多。

可是换一个角度来比较，传统文人其实也不乏自己的优势。若论学术的审美性，那么今日的职业学者定不能望古人项背，因为他们缺少文人的性情，而且在今日的学术规范下，他们也很难在学术著作里表现出性情。同样的，若论艺术的文化性，那么今日的职业艺术家也将很难比肩古人，因为他们缺少文人的学问，而且今日的艺术趣味也并不十分崇尚艺术附加的文化性――题画诗的没落就是很好的证明。

“传统文人”和“异化文人”(职业学者和职业艺术家)既然优劣互差，那么大概难免有人要问：说了这么多，二者究竟孰高孰下呢?呵呵，难言之矣――这岂不是让我做出“价值评判”么。好在我自知这篇文章其实不能算是一篇“严格意义”的学术论文，那么来点“价值评判”或许还不至于太过分。这里不妨引一段书论――孙过庭《书谱》在开篇讨论了一下钟张和二王的高下，他评王羲之：“考其专擅，虽未果于前规，摭以兼通，故无惭于即事。”后面解释说：“元常(钟繇)专攻于隶书，百英(张芝)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拟草则余真，比真则长草，虽专攻小劣，而博涉多优，总其终始，匪无乖互。”他虽说“匪无乖互”，但联系上下文来看，他推重王羲之的意思还是很明显的――这也难怪，“偏工易就，尽善难求”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