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坚守医学研究阵地的科研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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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手按着办公桌，很费劲地从座椅上站了起来，掐住自己的后腰使劲地捏了捏，尔后，缓慢地抬起手，右手指梳了梳自己满头的白发，疲惫的眼神看了看挂在墙上的钟表，指针已指向了第二天凌晨，现年73岁的王德文研究员，仍在尽心竭力地工作着。

王德文，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与辐射医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我国著名的军事医学病理学家、我国军事医学病理学研究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之一。

“我就是少活20年，也要为祖国的军事医学事业填补空白！”

上世纪60年代初，时年26岁的王德文，怀着报效祖国，献身国防的理想，毅然加入到我国核武器生物效应研究的行列中。

核爆后，几秒钟内就会产生100多种放射性核素，它们看不见、摸不着，却时刻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和生命。王德文和战友们总是不顾生命危险，全副武装，冒着遮天蔽日带有放射性的尘埃第一时间冲进离爆心最近的地方，回收猪、狗、羊、猴、大白鼠等各种试验动物。作为从事军事医学研究的科技工作者，王德文明白自己所处的危险境地，他说：“核武器损伤的防护和救治研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可借鉴的资料十分有限，全靠数据的积累和经验的总结。为了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我就是少活20年也要为祖国的军事医学事业填补空白。”

在一次核试验中，王德文和战友们在爆心附近的山洞里布放了动物，核爆后，山洞塌方，洞内的石块随时都在噼里啪啦地往下掉。为防止意外发生，试验基地的领导下令封锁了洞口，任何人不得随便进入。王德文说什么也舍不得放弃这些宝贵的实验材料。他拿出一套适用的回收方案找到基地领导，恳切地说：“这些实验动物的意义很大，西方国家凭着巨大财力搞了上千次试验，我们不靠拼命精神搞研究，拿什么防护成果保护我们的国家啊？”基地领导被他的精神感动了，派出小分队，携带监测设备，保护专家们进洞回收动物。出发前，指挥员做了战前动员：万一不测，就是拿命换，也要保护好咱们的专家也就是通过这次回收的动物，为国家研究核爆震动伤提供了关键和珍贵的生物依据。

王德文是参加过我国核试验次数最多，对不同类型核爆炸生物效应规律和特点及其防护进行了系统研究的科学家之一。我国医药卫生领域迄今为止唯一的科技进步特等奖——“战时特种武器伤害的医学防护研究”，他就是“有突出贡献的成员”。

“假如有一天，这些武器投向我们的家园，我们拿什么捍卫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安全？！”

近些年，世界上发生了几场高科技局部战争，战争中使用了大量高新技术武器。这些高新技术武器引起了王德文的注意。“有些武器我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就更谈不上有效防护了。假如有一天，这些武器投向我们的家园，我们拿什么捍卫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安全？”已近花甲之年的王德文每每想到这些，就寝食难安，于是在多方努力下，由他牵头组建起了高新技术武器生物效应和医学防护研究平台，对未来战场的高技术常规武器和新概念武器的致伤规律以及医学防护展开了深入研究。

三年前，有一项重要实验进入最关键的时候，两个礼拜，王德文熬了六个通宵，许多年轻人都支撑不住了，而他却带着倦意，坚守在工作台旁。学生们看见导师每天都在吃药，而且药的剂量不断加大，一片，二片，三片最后直到药已经不起作用了，他才不得不让学生搀扶着去医院做了检查。检查的结果，肝转氨酶高达3200单位，比正常值高出了80倍！他只得向医生“交待”：最近腹痛得厉害，实验又到了紧要关头，不能耽误，只好吃止痛片来缓解，药量小了不管用，只能增大剂量。

正是以这种“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精神，王德文带领科研团队不断取得可喜成果。

“这是前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天价之宝，我要让它告诉世人：远离战争，珍爱和平！”

王德文告诉笔者，他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为国家和军队建好我国首个军事医学博物馆，让它告诉世人：远离战争，珍爱和平。

其实，王德文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就一直不停地收集整理着各种常规武器、特种武器、新概念武器以及军事环境与作业对生物损伤的标本、实物和文件档案。

为了收集这些珍贵的资料，他可谓使出了浑身解数。他在参加核武器生物效应试验时，每次试验都要精心把有价值的实物标本进行分门别类地留存。一次在做一种新武器生物效应实验时，他扒地掘土，硬是把新爆的弹片、动物尸体标本挖了出来。为了能收集到实战标本，他在一次出差时，宁愿丢弃私人物品，也要用提包把标本带回来。

上世纪80年代，王德文逐步把收集来的标本、实物进行展览，从最初的“走廊展柜”，发展到初具规模的标本陈列馆，再完善成声、光、电演示设备齐全的全军军事病理博物馆。经过他和学生们的精心打理，截至目前，已收集各种藏品4000多件，33个国家的军事医学代表团的学者以及5000多名学生和群众先后参观了这个承载厚重军事医学研究历史的军事医学病理博物馆。

王德文，这位“奋战”在军事医学前沿的古稀“士兵”，像戈壁的胡杨和红柳一样坚守在军事医学求索的漫漫征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