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进口是经济转型的必然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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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成功地由原来封闭的计划经济转型为开放的外向型经济，创造了经济转型与跨越式发展的奇迹。外向型经济作为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为经济和社会转型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第一大进出口贸易国。但是，中国“全球第一大贸易国”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人口红利、低附加值的基础之上的。随着我国产业转移、技术创新升级以及经济发展对各种资源的需求增加，传统上偏重出口导向型经济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只有进一步扩大进口，特别是基础原材料和高技术产品的进口，不仅可以缓解我国面临的外贸顺差压力，而且对于稳定国内经济也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同时处理好内外部平衡问题，才能顺利推动中国经济转型。
从外部来看，我国外贸失衡所带来的国际压力要求中国要加快扩大进口、实现贸易平衡的步伐。据海关统计，2010年，我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达2.97万亿美元，比2009年增长34.7％，规模已经超越美国而跃居世界第一，服装及纺织品、鞋类、机电产品、钢材等诸多品种的出口均位居世界前列。但是，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之后，“中国制造”却遭到了更多国家的“围堵”，除了美国、欧盟之外，甚至包括巴西、阿根廷、东盟、俄罗斯这些传统上一直和中国保持“贸易友好”关系的发展中国家。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截至2010年，中国已经连续16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连续5年成为全球遭遇反补贴最多的国家，而且仅仅2010年一年，中国共遭遇贸易救济调查66起，涉案金额71亿美元。另外，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当年全球47％新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和已完成的案件都针对中国。
从内部来看，首先巨额外汇储备管理以及国内宏观调控所面临的巨大挑战要求中国扩大进口。巨大的贸易顺差不仅为全球众多国家所诟病，而且对国内经济的稳定也产生了不利影响。根据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2010年全年我国贸易顺差1831亿美元，总的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巨大的外贸盈余和外汇储备不仅屡次被欧盟、美国等众多经济体指责为不公平贸易而不断对中国产品发起贸易保护调查，而且巨大的外汇规模更给国家外汇管理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一方面，美元在未来一段时间将持续疲软态势，如何利用外汇对外投资、实现外汇保值增值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另一方面，巨大的外贸盈余间接地加重了中国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削弱了国家稳定物价的宏观调控政策的效力，也不利于国内经济稳定。
其次，我国和世界产业转移以及技术创新升级要求我国进一步扩大进口。过去几年来，我国东部沿海的制造业基地频频遭遇“人荒”，再加上金融危机的打击和国家货币政策收紧使得许多出口企业国外出口订单减少、资金链紧张、原材料和人工成本上升，这些依赖低附加值、低人工成本、外贸导向型的低端制造业已经难以为继。这些低端产业顺应世界产业转移大潮，纷纷向内地和南亚、东南亚地区转移，虽然以高、精、尖技术为核心的新产业已经开始在我国东部传统的制造基地诞生，但研发资源有限，因此迫切需要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经验，加大与国际交流的力度，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的技术和人才优势，加大引进、吸收和再创新，才能加快我国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才能加快我国向全球高端价值链转移的步伐。
再次，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对各种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也要求我国扩大进口。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中国对各种大宗原材料的消费需求已经超过自身的供给能力，迫切需要从世界其他资源产地进口原材料以满足经济的发展。例如在能源化工领域，中国消费了全球40％的煤、10％的原油以及48％的PTA，在矿产金属领域，中国消费了全球50％的铁矿石、24％的精炼铜、24％的精炼镍以及40％的原铝，在大宗农产品领域，中国消费了全球22％的大豆、20％的玉米以及47％的棉花。可以说，中国成为全球大宗商品的消费及生产中心是推进全球化的新动力。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在全球大宗商品领域的影响也日益显著。中国应抓住这一大好契机，努力扩大进口，在该领域谋求定价话语权，同时也只有中国拥有了定价权，才能充分利用国内巨大的市场容纳及消费能力，更好地调配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资源，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增添新的动力。
因此，努力扩大进口成为我国加快经济转型、提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的必然战略选择，而大宗商品和高新技术作为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支柱，也是未来扩大进口的重点发展领域。
首先，国家要完善相关的进口政策支持，推进产业布局与资源整合。例如在大宗原材料领域，首先要扩大进口我国经济发展亟需的铜、铁矿石、原油、煤炭及农产品等资源，积极扶持神华能源、包钢稀土、江西铜业、中粮等重点龙头企业，做大做强一批资源企业，提高行业集中度和话语权，争取到2015年，20万吨以上企业的铜、锚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分别达到90％、95％，3～5家有色金属企业进入世界500强，销售额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到10家以上。此外，还要大力引进相关的高端技术，例如在有色和稀土等重点领域，要加大引进国外先进的下游深加工技术，经过消化、吸收、再创新后成为自己的技术。使中国成为资源大国、技术强国。
其次，要完善相关的人才引进和培养机制。近十年来，中国在硬件建设方面发展很快，贸易的迅速发展带动了港口城市的建设，但是在软实力方面仍然有待提高。东航、国航原油保值巨亏、深南电保值巨亏、国储铜事件都表明国内在人才和体制建设方面比较弱，所以在参与大宗商品市场竞争中屡次受挫。虽然国内有一批行业分析师，但是人数太少，层次太低，缺乏国际影响力。国内需要培养一些顶级分析师，让他们在大宗商品市场领域中发挥影响力，说出中国的声音，因为他们更了解中国实际的商品市场。要充分发挥人才集聚效应，美国优秀的分析师和研究员集中在华尔街，英国集中在伦敦，我国的大宗商品人才圈子建议集中在香港、上海和北京。
再次，要完善相关的配套服务机制。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离不开大宗商品，而我国与商品交易相配套的现货交割功能、金融服务和物流服务功能等方面的建设都比较滞后。国内的金融机构急切需要改革创新，降低企业资金成本，改变单一的盈利模式，不仅依靠输出原生金融产品和衍生金融产品谋利，还可以发展全球化的交易市场。在全球金融行业中，针对大宗商品这一块的金融服务一直是世界上主要银行竞争最激烈的细分市场。现在，国外针对大宗商品的一系列的金融衍生服务已经非常成熟和发达。他们能够为客户提供从采购付款、海上运输的贸易融资再到中国保税区的仓储融资一条龙服务。而国内银行由于不能参与期货交易，在大宗商品的质押融资方面还处于非常原始的阶段。
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正在经历着一次深刻的转型，从原来的被动加工者转型为世界资源的主动调配者和世界技术创新的源头。而真正成为世界资源的调配者，不仅需要中国进一步扩大资源进口，而且要培育一批世界级的资源企业；而要真正成为世界技术创新的源头，不仅需要引进国外的技术，更重要的是培养本土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力。相信在下一个十年，中国将在大宗商品和高新技术领域诞生本土的世界级企业，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