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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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扩大内需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种观点认为，当前扩大内需的制约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1、持币动机增强，影响现期消费。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有一种储备倾向的内在愿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在提高消费的同时，谨慎动机也在增强，特别是在当前，城镇居民的谨慎动机更为明显，这主要是由三个因素造成的：一是大批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二是政府机构改革，精简机关工作人员；三是子女上学、购买住房、医疗养老保险等费用增加。
2、市场供求的结构性矛盾影响消费的有效增长。我国目前的买方市场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供给与需求的不协调直接制约着消费的实现。主要是市场供给未能适应不同收入水平和富裕程度的消费群体的需要。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雷同，多年的重复建设形成大量的无效供给，造成生产能力的相对过剩。相当多的企业只是把生产的着眼点定位于城市居民，但对拥有8亿多消费者的农村市场却研究不够，使许多产品生产脱离了农村的实际，也就等于放弃了农村这一广阔的市场。
另一方面，产品质量也影响着消费者的需求心理和消费行为。据资料显示，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重点监控129类产品，近几年抽查的4411家企业的5233种产品，合格率均低于80％。
3、收入水平的不均衡制约了消费的扩大。据测算，我国近年来居民的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逐步增大，目前已超过0.4。另据国家统计局调查，1996年底城镇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30850.2亿元，其中20％以上属于公款私存，2.5％的城镇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仅1080.5元。由于高收入者的消费倾向小于低收入者，当国民收入一定时，分配差距扩大超过一定限度，就可能使总消费水平下降。
4、投资性支出增加，分流了消费资金。近年来城镇居民股票投资不断增加。1997年，沪、深两个证券交易所通过发行股票筹资655亿元，比上年增加1.79倍；同年还发行国债2412亿元。
5、体制性因素和改革滞后的影响。当前社会成员普遍感兴趣的消费产品，如住宅、汽车等，虽然出现供大于求和积压的现象，但这并不是生产能力绝对地超过了市场容量，而是有着诸多的复杂原因。
6、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亚洲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增长形成巨大的心理压力，甚至造成某种程度的恐慌心理。对未来经济的预期不明，甚至预期看淡，就会直接影响现期的经济运行和国内消费走向。[1]
第二种观点为认为，从深层原因分析，目前消费需求的实现障碍主要来自于以下四个方面：
1、供需结构障碍，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相适应，造成消费需求实现困难。从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看，需求的重点转移：一是从基础的吃、穿、用类转向以居住条件改善、通讯和交通为主要内容的住、行类消费；二是从简单的商品性消费，如餐饮、医疗保健、教育、误乐、旅游、家庭服务等；三是从大量的普遍性商品转向注重选择、追求时尚的个性化消费，商品的质量、品牌意识日趋增强。从总体看，用于享受资料、发展资料的需求比重有较快上升。可是，由于多年来的重复建设、重复生产，使供给结构不合理，结构升级滞后，是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障碍。
2、体制障碍导致市场有效需求得不到实现。以住宅为例：一是传统的实物福利分房制度制约了居民买房的积极性，由此出现商品房严重积压与福利房紧缺的奇特矛盾；二是住房价格体制不合理，房价过高，居民缺乏承受能力；三是住房金融体制改革滞后，支持居民购房力度较弱。居民买房心有余力不足。
3、收入障碍制约消费扩大、一是居民收入增幅趋缓。城镇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增长已从1993年最高时的9.5％降到1997年的3.4％；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997年增幅仅为4.6％，比上年下降4.4个百分点。二是收入差距扩大，城市贫困人员增多，主要是企业亏损严重，下岗职工已上升到1000多万，相应收入下降。三是强储蓄倾向延续多年，平均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增加。1997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高达46280亿元。
4、消费心理障碍，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由于供过于求，价格下滑，持币观望的人数增多。同时，由于收入预期不稳定，消费者为防范下岗，应付医疗制度改革、退休养老制度改革、住房货币化改革和子女教育费用等积攒资金的倾向加大，消费更加谨慎。即期消费下降，具体表现就是少消费多存钱。[2]
第三种观点认为，首先从消费需求来看，造成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工农“剪刀差”依然存在并继续扩大。二是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未建立起来。三是一些产品不适应市场消费需求变化。四是由于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少数高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低，而绝大多数中低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高却无力购买。其次从投资需求来看，由于前几年的重复建设，盲目发展，一些行业、产品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据1996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对900多种重要工业产品的调查资料显示，50％以上的工业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在高新技术方面，由于技术力量薄弱等原因而难以大量投资。再次，从出口需求方面看，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我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人民币币值坚挺，大大削弱了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直接制约着我国出口需求的增长。[3]
第四种观点认为，扩大内需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最终消费持续下降。
（一）作为消费需求主体的居民消费需求的提高依赖于居民收入的提高，而在我国目前条件下，提高居民收入问题是与收入分配问题密切联系。目前，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一些不合理的差距有所扩大，表现在：第一，社会居民中不同阶层的收入水平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大，造成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第二，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人均收水平的差距也在扩大。1986－1998年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在大多数年份中均落后于城镇居民，平均落后1.7个百分点。1998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差距为3265元，而这个数字在1991年仅为992元。这就使得农村消费品市场的发展越来越慢从而影响到全国消费市场的发展。第三，地区收入水平随着地区经济增长水平差距的扩大而扩大，也使得地区消费品市场的发展出现不平衡。在解决地区收水平不平衡方面，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作用还非常微弱。
2、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应该合理拉开的收入差距没有拉开。例如，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的收入差距，对企业家的激励机制，等等。此外，目前我国国家干部和多数职工的工资制度仍具有很强的原有计划体制下的低工资制度特点，不适应市场经济环境和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3、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增长在较长一段时期内较大幅度地落后于GDP增长或者说，我国社会总产品的最终使用结构发生了严重失调。1996年与1981年相比，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的最终消费率下降了9.8个百分点；按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下降了10.6个百分点；按当年价格计算，下降了7.6个百分点。从居民收入角度来看，1986－1998年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比GDP年均增长率少2.6个百分点。这种状况造成了在这一时期中居民收入水平下降了12个百分点，1998年这一比重为41.4％，比“六五”期间的平均水平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在长期的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这一问题的逐渐积累，终于成为了阻碍社会再生产正常进行的严重障碍。
（二）目前的一些正在出台和正在蕴酿出台的各方面的改革措施，使居民未来支出预期增大，产生了较强烈的减少目前消费的影响。一方面许多改革方案，例如，医疗体制改革、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养老金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等等，特别是住房制度改革，都要求居民自己支付相当一部分费用，这就需要人们减少部分当前消费，增加储蓄数量。另一方面，目前居民的直接投资渠道少，证券市场尚不规范，风险较大，因此居民储蓄仍以银行存款为主。这就不仅减少了当前消费，而且使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需求的速度也相应较慢。
（三）目前有些地方对1999年宏观经济增长的宣传也在某种程度上对居民的预期产生了不利影响。虽然目前GDP增长速度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回升，而且1998年开始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效果正在逐渐显现出来，但是人们目前从不少渠道得到的印象确是1999年宏观经济仍将处于增长率下滑的状态之中，因而对相当多数的居民来说，他们的预期是1999年收入状况不会乐观，消费仍需谨慎，并且物价可能还会进一步下降，因此等待消费可能是明智的。这些问题都会对增加消费需求产生负面影响。
（四）1998年开始采取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虽然在通过扩大投资需求来拉动宏观经济增长方面产生了较明显刺激国有投资的效果，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为了避免盲目投资搞重复建设，国家财政投资指向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这种政策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对于刺激最终消费需求来说，传导路程相对较长，因此，国家财政投资很难在较短的时期内对刺激消费需求产生十分明显的作用。[4]
第五种观点认为，从就业的角度来看，对消费的影响有三个原因：（1）目前就业形势比较严峻，我们对1998年做了预测，1998年的劳动力供给可说是90年代、80年代以来最高的一年，大概达到了2800万，增加量主要是在下岗这一块，1997年底下岗职工1100万至1200万，这些下岗职工按照国家统计局调查60％还要进入劳动力市场去找工作，40％可能就撤了。这样一下子就增加了700万，平常年份我们节转过来的劳动力大概就有590万，加上70万的下岗职工，这个供给虽然说可能还跟企业保持劳动关系，不算失业，但是他肯定要冲击市场，他要进入市场，而市场一下子又提供不了这么多岗位，人心就变得不安起来。这就直接影响着消费心态。（2）政府机构改革，虽然改革只是在中央，只涉及到6.7万人，但是影响面很大。下来这些人要安排在事业单位，而事业又不用人，地方政府也不要人。（3）1998年我国在劳动保障制度上做了很多改革，尽管我们认为这些改革对建立市场机制有用，对老百姓将来是很有好处的，但是老百性对此的直接反映是要掏很多钱，比如失业保险，要多掏一个百分点，原来劳动者不用掏。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也一样。这些对老百性的预期消费的影响非常大。[5]
第六种观点对1999年我国居民消费走势做了一个判断。从中长期看，我国居民消费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的基础和条件是存在的。居民收入水平还比较低，人均GDP仅700美元有余；居民耐用消费品拥有率还不高；居民服务消费还比较低。但从1999年看，随着制约因素的逐步显露，影响强度的不断加大，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增长势头将会有所放慢。主要依据有：
1、居民收入特别是持久性收入增长缓慢。1998年1－9月城镇居民家庭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4065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6％而其中具有明显特久性收入特征的国有集体企业单位职工工资性收入仅增长2.9％；1月－9月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也有所减缓。
2、收入分配差距过大。199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5倍；城镇最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最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2倍，如考虑到特高收入户和特低收入户的因素，分配差距更为明显。由于收入较多地集中在高收入阶层，加之高收入阶层消费倾向较低，影响到居民消费的较快增长。1997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4186元，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617元的2.6倍；城镇最高收入户人均消费支出7315元，为最低收入户人均消费支出2333元的3.1倍。如将城镇最高收入转移到最低收入户，按此测算，1997年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人均消费支出将净增961.9元，按此推算，将增加消费近500亿元。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需求增长的影响不容忽视。
3、居民预期支出提高。20年来的改革开放，可以说居民是最大的受益者。但为适应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需要，近期的重点主要是住房、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制度的改革。这些制度改革的共同特征都要求居民在当前或未来时期要有一笔较大数额的支出，反映到当前必然是居民推迟当前消费，即期消费增长放慢。
4、不适应居民部分消费领域需求的消费环境。当前不适应居民消费领域要求的消费环境方面还是比较多的，但较为突出的方面主要有：一是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较低。1977年末城镇居民人均居住8.8平方米，限制了居民对装饰材料、对家具家电等的消费；二是受输电线路特别是农村输电线路覆盖面及负荷偏低的限制，加之农村电价偏高，影响了居民对空调、冰箱等家电的消费；三是道路拥挤、停车摊位偏少，影响了一些大城市居民对汽车的消费。
5、不利于居民消费增长的体制和制度。这主要表现在一些职能部门对一些商品和服务的管理上。如对私人购买汽车的不合理收费，一些城市规定的“占地费”，电力部门收取空调增容费及超用电过高加收电费，对公有住房限制房产买卖的规定，等等。这些规定和制度都不利于居民对相关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影响了居民消费的增长。[6]
二、对扩大内需政策的不同看法：
第一种看法认为，扩大内需是从我国实际出发的必然选择：理由是：第一，我国是一个大国，具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和特殊优势。我国地域辽阔，消费人口多，国内需求巨大且市场潜力更大，当受到国际经济变化的冲击时，国内的回旋余地也很大。第二，应从战略性高度看待扩大内需，而不应把它看作是权宜之计。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的最大影响，应该在今明两年，这是回避不了的。因此，我们不可能被动地等待国际经济的回暖，而必须主动地寻求发展的新路，所以扩大内需就显提极为必要。从另一个角度看，扩大内需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有利于推动国内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的战略性改变，使整体的经济运行上一个新的台阶。第三，扩大内需有巨大的潜力。我国的市场广大，消费增长点多，扩大内需的潜力也相当巨大。[7]
第二种看法认为，扩大内需必须解决体制栓塞。首先，尽管微观上企业已不能不参与市场竞争。但全社会宏观投资体制却依然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的变化。特别是占据社会总资本60％以上的国有经济，无论其总规模还是分布结构，均处于僵死状态：虽然它们所处的消费品生产领域已显然竞争过度，虽然它们因不能赢利而亏损，但却不能破产，生产要素无法向其他领域或部门流动；而从全社会角度看，大量的社会资本沉淀在低效的国有经济组织中，不能向其他相对高的经济成份转移，同样造成了经济的栓塞。其次，至今尚未打破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严重阻碍了市场的有效扩大。传统的户藉管理限制了城乡人口流动；基于计划经济时代城市平衡观念的规划政策限制着城市需求的迅速提升；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阻碍着城镇资本向农村流动；凡此种种，无疑造成了城乡市场之间的栓塞。再次，政府运作目标的所谓“效率优先”虽然短期可以强力推动经济发展，但却日益导致地方保护盛行、市场分割严重以及经济环境的扭曲。这同样是提高国内市场需求和优化经济结构的巨大障碍。[8]
第三种看法认为，调整消费政策鼓励消费。
1、更新消费观念，刺激消费。一是要划清消费与浪费的界限，提倡消费，反对浪费。二是要划清合理消费与过度消费的界限，提倡合理浪费，防止过度消费。三是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要作适当调整。近年来投资率上升过快，1981年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投资为32.5％，1995年上升到40.5％，显然过高，影响了消费的扩大，建议把投资率压缩到35％以下，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保持在4％左右，以扩大市场消费需求。
2、调整供给结构，扩大消费容量。一是对供过于求、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行业和产品，要坚决实行限产压库，避免边生产、边积压的情况继续发生；二是实行资产并购重组，促使资本和社会资源向优势产品、名牌产品集中，扩大适销对路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三是采用高新技术推进产品结构优化升级。
3、调整消费结构，引导消费增长、消费结构是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增长而不断升级换代的，合理的消费结构可以使消费得到全面实现，从而拓展消费总量。
4、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形成消费群体。通过深化房改，取消福利分房切断职工对就业单位分房的依赖，愿意买房，同时增加买房补贴，降低房价，又买得起房，才能把大多数人推向商品房市场，形成购房群体，也才能使住房消费真正成为消费热点。从消费结构的演变趋势看，可能形成消费热点的除住房外，还有轿车、家庭电脑、旅游、教育以及新一代的高科技产品等。工作的重点应当放在培育消费群体方面，通过消费热点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
5、扩大消费信贷，提倡负债消费。消费信贷是市场经济社会中货币信用关系发展到较高水平时，缓解生产和消费之间矛盾的必然产物，是使消费增长速度适应生产增长速度的金融服务产品。在当前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形势下，应大力拓展消费信贷，以此启动市场，扩大消费，推动经济增长。[9]
第四种看法认为，扩大内需关键要恢复信心。目前扩大内需的障碍是如何恢复信心。扩大内需要从启动居民消费开始，看不到这个迹象，投资方也会按兵不动，否则会产生新的库存。启动居民消费，最主要的是恢复居民对未来的信心。有关部门应该帮助老百姓算一笔帐，降低他们对未来个人支付增加产生的过高估计心理，适当增加即期消费。近年来曾经缩小的城乡差距又开始扩大，减轻农民负担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政府要拿出一个新的姿态。如果老百姓没有信心，内需很难扩大。因为财政政策的作用毕竟是非常有限的。[10]
第五种看法认为，扩大内需，技术创新是根本。要扩大内需，扩大有效消费，最根本的途径是技术创新。当产品不断更新换代，产品寿命期不断缩短，这时的内需既来自拥有量的扩大，更来自拥有量的更新。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内需的扩大，与其说要靠拥有量的增加，还不如说是靠拥有量的更新。[11]
第六种看法认为，市场启动要依赖整体经济形势。对任何一种经济形势来说，国内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是社会总需求的主要组成部分，投资和消费的疲软，会使原本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更趋严重，而陷入一个“社会生产能力过剩导致投资和消费疲软，投资和消费疲软导致社会生产能力更加过剩”的恶性循环之中。[12]
第七种看法认为，扩大内需的根本在发展第三产业。扩大内需也要在结构上进行调整。因为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产业，不同的企业，就业量是不一样的。比如，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已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达到了0.75左右，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保持在10％左右，每年增加的就业岗位是1000万，去年没有达到。所以第三产业是今后扩大内需的一个重点。[13]
第八种看法认为，政府应在降低投资风险和消费风险上加大力度。风险大于消费投资预期，就叫没有投资热点，没有消费热点。因此，在降低投资风险和消费风险上政府大有文章可做。社会永远有需求，永远有项目可投，问题不在于政府为企业设计生产什么，让消费者去买什么好，而是应规范法律、社会交易环境、降低投资风险、打击地方保护，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等，这才是政府为启动消费所要做的事情。[14]
第九种看法认为，启动内需的关键是以国债调动劳动积累。能否通过巨额国债发行启动内需，关键在于国债的使用效益。启动内需的根本思路是：五年内作用国债调动1.5亿农民的劳动积累，以整治国土为纲，加速农村城市化。
整治国土包括，第一，南水北调，整修长江黄河，塔里木河；第二，改造少漠荒地，将耕地扩大三分之一，实现大规模移民；第三，治理环境污染，植树种草，改造气候；第四，建立大批中小城市，将中国城市化比例，从30％提高到70％以上；第五，全面建立农村公路网和电网。[15]
第十种看法认为，扩大内需要注重政策转型。1999年，扩大内需、拉动经济，主要还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扩张的财政政策是短期性的，所以研究政策转型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既要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又不能老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这怎么办呢？就应该今后不仅靠财政政策或是货币政策，而要加强二者之间的协调配合。在政策组合上，要搞好协调配合。在政策重点上，要调整政策的方向。现在主要是以扩大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今后，特别是1999年在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要把注意点逐步转移到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又刺激消费，刺激民间投资这方面来。[16]
第十一种看法，启动经济必须增加投资。经济运行进入收缩阶段，需求必然减少，调控不好，供给必然大于需求。启动经济必须增加投资，如果再紧缩，国有企业将更加困难。我们必须适应经济运行的规律，认清经济周期波动的规律。在投资问题上，国家在能源、交通、运输等方面运行切入是正确的，政府通过财政投资来拉动需求是正确的，但是靠它是不能维持长久的。经济真正起来不是光靠基础设施来推动的，是靠加工业、装备工业的启动。而装备工业还处在低水平，基础设施再好创不了效益。另外要处理好扩大内需与产业调整的关系。应该增加需求，缩小供给需求差距。[17]
第十二种看法认为，扩大内需应重视非义务教育的产业化。非义务教育产业化可以很好地起到扩大内需和减轻就业压力的作用。当前发展非义务教育深得人心。我国历来就有重视学历教育的传统。望子成龙的古训使得父母愿意资助、子女愿意就学，目前中高等教育资源供不应求，是传统狭义的教育发展思路造成的。只要解放思想，使非义务教育产业化，这个瓶颈很快就可以打通。大力发展非义务教育，可以使国家增加税收，青年劳动力提高素质，就业压力得到缓解，是一项不可多得的选择。当前急需通过非义务教育的产业化，大力促进中高等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18]
第十三种看法认为，一年来以扩大内需为主旨的财政－倾向政策运用有几点启示：1、去年的财政－货币政策，特别是积极财政政策，对投资需求起了明显的拉动作用，但对最终消费需求的提升的作用还有待加强。2、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亟待改进和健全。此次启动经济，一些市场经济条件下惯用的货币政策手段，诸如利率、准备金率、信货的扩张和收缩等，之所以作用效果不甚明显，固然与体制、制度和结构障碍直接相关，也与政策传导机制或传导路径的缺乏和阻滞有很大关系。3、在体制、制度、结构等方面的问题依然突出的情况下，不宜过分夸大宏观经济政策，以及政府干预的功能与作用。因为上述问题，会对财政－货币政策赖以发挥作用的政策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乃至干扰和破坏。因此，必须把进一步深化改革，解决体制和结构障碍，创造良好的宏观政策环境，与充分发挥财政－货币政策调控能力有机结合起来，使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19]
三、扩大内需的具体对策建议：
建议之一，（1）增加改革透明度，正确引导消费者预期。当前正在推进的由企业保障制度向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目的是为居民建立更为安全、规范、覆盖面更广的保障制度。要将新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容和优越性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消除消费者因对新体制的不了解不适应所产生的不安定感，使消费者在适应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基础上形成新的理性预期，让消费者增强即期消费欲望，适当提高居民收入的消费倾向。只有微观的千家万户居民“储蓄－消费”比例关系正常化，宏观的社会再生产中生产与消费才能形成良性循环。（2）加快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实行城镇居民住房的货币分配。通过房改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动权掌握在政府手中。应当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1999年启动新的货币化分房制度，建议在当前通货紧缩的形势下对住房工资实行明补明收、边予边取的政策，为住房商品化提供收入条件。（3）运用房价、地价分流的新方法大幅降低房价，降低了城镇居民购买商品住宅的“门槛”。今后在城镇居民经济适用房和安居工程住房开发中，可将地价与房价分开。房价实行抵押贷款分期付款，地价收取办法由将50－70年地价一次性预收改为按年或按月分期收取，今后由政府部门按年或按月收取地租，同样根据经济发展、利率、收入水平变化不断提高地租。在运用金融手段（扩大贷款规模、实行消费信贷）的同时，财政信用也要为培育城镇住宅为新经济增长点作贡献。（4）研究利息税实施方法，发挥税收对“储蓄－消费”调节作用。要抓紧研究开征利息税操作方案，发挥税收对“储蓄－消费”比例的调节作用，刺激即期消费意愿，增加即期购买力，利息税同时对收入分配差距具有一定调节作用，将利息税重点用于对生活困难家庭的最低生活费补助，可以将部分高收入家庭的储蓄转化为低收入家庭的消费。（5）抓紧与消费信贷有关的经济立法工作，稳步发展消费信贷。第一，非抵押分期付款：购买商品的分期付款销售信贷，在有可靠担保的情况下消费者购买商品和劳务时先付部分现款，再签订一个分期付款合同，每月偿还贷款的一定数额。第二，非分期付款信贷：有一次性偿还贷款形式，消费者在购买价款内的商品时，货款在约定日期一次还清；有赊消帐款形式，消费者在零售商店多次赊购，以后一次付清。第三，循环信贷：由零售商店提供给消费者可在一定时期和一定信贷额度内随意选购商品的信货形式，如在30天内全部还清可不付利息，否则要支付偿还期余额的利息。第四，信用卡信贷：这是发达国家金融机构提供的消费信贷的主要形式。我国有些地区已经试行国际通行的消费信贷加商业保险担保的做法，由贷款人在申请住房抵押贷款时，向保险公司购买信房抵押综合保险，综合保险由财产保险、保证保险和食用保险组成，一旦贷款人出现房屋财产损失、死亡、还贷困难时由保险公司负责还贷并处理贷款人的房屋。经过实践，可逐步推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其它消费信贷品种。（6）增加对经济适用房、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农村电力设施的投资，改善消费环境。要增加对农村电力设施的投资，治理农村用电管理混乱，为家用电器在农村的普及创造基础条件。要增加城市道路、地铁、高架轻轨等交通设施建设投资，满足城市公共交通和私人轿车发展的需要。（7）加大开拓农村市场的力度。一要加大对农业和乡镇企业的政策扶持，保证农业与农村非农产业的稳定发展。继续扩大对农业产业化、农产品仓储设施和批发市场的投资。二要在发展农村小城镇的过程中规划建设农村现代化商业设施，工商联手将名品名店销售体系延伸到农村去，使农民有放心的购物场所。三要对农民消费特点改进工业产品设计，向农民供应价廉物美的农村适用型商品。四要增加各级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公共投资，不能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完全转为农民负担。五要把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作为农村工作的重点，检查落实中央有关政策，对各地变相增加农民负担的做法要开展一次清理整顿，切实保护农民利益。[20]
建议之二，扩大内需的具体建议：（1）理顺收入分配关系，逐步提高居民收入。由于目前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长期相对落后于经济增长，因此，我们必须注意从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入手，提高最终消费率，逐步把过高的积累降下来，使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能与国家的生产能力相适应，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循环。在提高居民收入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2）投资消费双向启动，加强启动消费力度。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来看，扩大内需都需要同时注重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而且从长期来看，归根结底最重要的还是消费需求。目前我们已经出台和正在研究制定一些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的政策措施，应该继续认真研究这些政策措施的效果，及时总结经验。扩大消费需求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发展各类教育，事业积极鼓励民间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这样做不仅有利于有效扩大消费需求，而且也是加强人力资源基础建设的重要措施。（3）全面落实财政政策，有效用好财政资源。在目前条件下，国家财政投资除了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之外，还应当考虑对一些有较好市场前景的国有项目适当投资。有效利用财政资源，还应该通过各种方式带动全社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加速中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目前还应考虑将部分财政资源直接用于增加居民消费，例如为社会保障体系补充资金，以及对下岗职工提供帮助。（4）稳妥落实各项改革，稳定居民未来预期。目前居民对未来的预期是影响扩大消费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各项改革如何进行又是影响居民对未来预期的重要因素。对于那些已经在进行中又尚未完成的改革，应尽快明确方案，及时落实完善。例如，住房制度的改革和房地产二级市场的开放，应尽快出台，不能久拖不决。对一些正在筹划尚未铺开且对居民支出预期有影响的改革，可以暂缓，以后分步进行，以免影响目前的居民消费，例如对国家职工的医疗费用改革。总之，各项改革的时机选择需要考虑宏观经济形式，恰当错开安排，以利于保证必要的消费和投资需求。（5）发行专项建设国债，发展开拓资本市场。到1998年底，中国的国债余额已达到7770多亿元，占GDP的比重已接近9％。为了将国债的发行数量控制在国家财政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同时又能集中足够数量的资金投入建设项目，可以考虑采取发行专项建设国债的办法，拉动国内投资需求。此外，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应该考虑有计划地允许地方发行一定数量的政府债券，同样可以起到扩大内需的作用。[21]
建议之三，提出启动消费市场的三点建议：（1）积极推出消费信贷，并扩大消费信贷领域。消费信贷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扩大消费信贷领域。由于住房信贷尚不能在短期内实现，就谈不上启动市场，应该把消费信贷扩大到家电购买、小额消费信贷等众多领域。二是简化贷款手续。（2）拓宽投资领域。应寻找一些高于存款一般性收益的领域，有的资金虽间接进入投资领域。但毕竟合理地驱动市场活跃，反而不会产生新的银行坏帐。（3）尽快实现各种类型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应充分认识到股份制改造并不等于上市，其最终目的是搞活企业和股东分红。老百姓也并不想在股市里投机冒险，而是希望进行一次较为保险的投资活动。国有企业实行职工股份制对国有企业则益处多多，既能防止国有企业上市圈线，又可监督管理者。其他类型的企业股份制改造则可以扩大百姓的投资领域，让投资者成为企业的老板，享受股东决策、分红之权益。[22]
建议之四，分收入阶层制定消费政策。有三项可操作性建议。（1）调整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行为：增发特种国债与消费信贷的组合政策。把消费信贷政策与增发特种国债补充社会保障基金帐户政策相结合。发行的特种国债为10年期甚至更长、且到期一次还本付息的品种，长期性的国债利率有可能与中期性的银行住房贷款利率之间形成正利差即国债利率略高于银行贷款利率，那么在政策操作过程中，可利用这种正利差规定：该特种国债只售予打算利用消费信贷购买住宅、汽车等特种消费品的个人，并且所购国债必须用于向银行质押贷款；消费者在购买国债的同时与银行办理质押贷款手续；消费者凭银行开具的质押贷款信用证办理购买特定消费品的消费信贷手续。（2）调整高收入阶层的消费行为：对购买特定消费品的收入减免所得税。对比重占20％的高收入群体来说，消费信贷的刺激作用不大。因为他们的主要问题并非是积蓄不足。动员他们的存量资产和未来收入。按照国际经验，对用于购买住宅、汽车、商业保险等特定消费对象的收入减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政策。这项政策主要目标是调整供求失衡，当前对国民经济发展最有意义的，是必须找到一个能够容纳相对过剩产品的“蓄水池”。以实现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循环，鼓励富人把他们的金融资产转换为实物资产，这样一个“蓄水池”于社会有益无害。（3）调整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行为：对储蓄的利息收入征收所得税。从国际经验看，相对于降息来说，对利息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是一项有利于低收入群体的政策。降息属于金融政策。这两种区别在于，要取得同样的政策效果，征税对低收入群体有利。因为人们认为征税减少的是本应属于自己的收益。而在降息政策下，仅仅将利息收入减少，对消费者的影响可能微乎其微。因为人们认为降息减少的是尚未属于自己的收益，要取得同样的政策效果，利息率可能需要更大程度的调低才行。[23]
建议之五，为居民消费开道的10项措施：（1）要增加国民收入。增加城市人口收入，一靠扩大就业，二靠增长工资。增加农民收入，一靠农业增产，保持农产品价格的稳定，缩小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二靠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对农民的“苛损杂税”和乱摊派。（2）鼓励群众购车、购房、购高档消费品，取消对购买和使用这些东西的种种限制和障碍。现在购车、购房手续繁琐，税费太多；汽车上路的限制仍然不少，这些问题不解决，“大件”的消费就难以启动。（3）国家对房地产的税费虽有所减免，但房价并没有实质性的降低，仍是让居民可望而不可即，以致望房兴叹。因此，还得采取一些强制的降价措施，才好销售。（4）取消对集团购买力的控制，加大政府采购的力度。在预算不超支、实物不私分的情况下，当前扩大政府的投资和开支，是很必要的。（5）扩大消费信贷，鼓励信用消费和超前消费。除了向银行贷款用于购买住房、汽车外，分期付款也是一种消费信用。（6）增加改革的透明度，减少居民对收入预期的不安全感。（7）切实引导企业把目光转向农村，开发对农村适销对路的产品，并且切实解决好道路、输电和商品质量等问题，加强技术指导并送维修下乡，为家用电器的新商品打开广阔的农村市场。（8）取消空调增容费、电话初装费等的收费，有利于这类消费的加速扩展。（9）加强引导，促使国民增加对教育、文化、科技、娱乐、旅游等方面的消费。（10）办个体欢乐消费节，对消费者进行鼓励和奖励，以树立消费光荣的社会风尚。[24]
建议之六，启动城镇居民消费的两大措施：（1）降低价格以启动汽车和住宅的需求。住宅和汽车应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尤其是房改将带动万亿产值。启动居民对家庭住宅的有效需求，不仅要从扩大需求方面着手，也要从供给体制改革着手，有效降低住宅造价，本身就可以扩大需求。政府从价格中免除市政大配套费用，减免其他税费，可以降低房价的30％；鼓励住宅合作社的建立，让购买者参与住宅的设计，施工监督和售后管理，可以将价格再降低20％，并大大减少售后管理费用。住宅的价格弹性高，必须降低价格，再辅之于消费信贷，才能逐步启动居民家庭的住宅需求。关键在于有效清理中间环节。（2）将部分国有资产存量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加入股市。为三千万下岗半下岗工人建立社会保障，不仅是为了社会稳定，也是为了启动城镇居民的需求，鼓励人民信心。40年历史遗留问题，不能靠一般积累方式，而应该从现有国有资产存量中直接转化过来，这不是“私有化”，而是将国有资产在历史上按照工龄进行的职工投资，以社会所有制形式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加入股票市场，以利息支付职工养老医疗费用，对于职工下岗问题有一个统一解决办法。在5年之内，每年有上千亿基金加入股市，必然促使股市走“牛”，纠正过度投机，对于全社会投资和国有企业改革，也具有非常大的积极作用。[25]
建议之七，启动市场有四条政策建议：（1）加大财政－货币政策直接启动消费需求的力度。为此可选择的政策举措主要有二：一是认真贯彻落实对企业和农民的减负政策，为提高职工和农民收入水平创造条件；二是国家财政可适当增加转移性支出比重，尤其是定向增加对城镇低收入者的生活（工资）补贴、增加对公教人员的住房补贴，以及加大国家财政对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力度。（2）加大发行专项建设国债的比重。所谓专项建设国债，就是将此类国债的发行，以及项目投资、项目经营和还本付息等活动，建立在运用这些国债所形成的资产及其收益上，并最终以（国有）资产转让和经营收益，作为还七付息的财产基础和资金来源。这种做法，能收到刺激经济、减少财政债务负担、提高投资的资本化（资本金）程度、增加国有资产比重和控制力、优化经济和产业产品结构等多重功效。事实上，除了某些所谓“纯公共产品”之外，现有的许多财政性投资对象（如公路、铁路、机场等），都可以考虑和试行这种筹投资形式。（3）加大对企业和民间投资的引导与鼓励力度。在这方面，我国也有很大潜力和政策空间。比如，充分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经济手段，以充分调动和吸纳社会资金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方面的投入，可收到“四两拨千斤”之效。为此，在社会投资来源、银行可贷资金较为充裕的条件下，从有限的国家财政投资中，拿出相当的比重来起这种杠杆或带动作用，肯定能比财政的直接投资、金额投资收到更好更大的效果。又比如，可以有选择地运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税收支出（税收优惠）等手段，以引导和刺激企业的科研开发和技改投资热情。（4）加大对非国有经济和融资支持力度。在直接融资方面，主要是创造条件，健全法规，逐步放宽和取消对非国有经济，特别是内资企业在股票、债券发行方面的一些不合理限制，用统一的标准和尺度来选择和确定上市公司、发债企业对象，消除在这方面所存在的所有制歧视现象及非公平待遇。在间接融资方面，则应从建立健全为非国有经济服务的金融机构，以及采取措施，提高现有金融机构对非国有经济部门的贷款份额这两个方面入手来解决问题。[26]
建议之八，进一步扩大内需的5条政策建议：（1）理顺收入分配关系，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必须注意从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入手，提高最终消费率，逐步把过高的积累率降下来，使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能与国家的生产力相适应，实现二者之间的良性循环。在提高居民收入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2）投资消费双向启动，加强启动消费力度。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扩大内需都需要同时注重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而且从长期看，归根结底最重要的还是消费需求。扩大消费需求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发展各类教育事业，积极鼓励民间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也是加强人力资源基础建设的重要措施。（3）全面落实财政政策，有效用好财政资源。在目前条件下，国家财政投资除了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之外，还应当适当考虑对一些有较好技术基础和较好市场前景的国有项目适当投资。有效利用财政资源，还应该通过各种方式带动全社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中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目前还应考虑将部分财政资源直接用于增加居民消费，例如，为社会保障体系补充资金，以及对下岗职工提供帮助。（4）稳妥落实各项改革，稳定居民未来预期。目前居民对未来的预期是影响扩大消费需求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各项改革的如何进行又是影响居民对未来预期的重要因素。对于那些已经在进行之中而又尚未完成的改革，应该尽快明确方案，及时落实完善。例如，住房制度的改革和房地产二级市场的开放，应尽快出台，不能久拖不决。对一些正在筹划尚未铺开且对居民支出预期有影响的改革，可以暂缓，以后分步进行，以免影响目前的居民消费，例如对国家职工的医疗费用改革。总之，各项改革的时机选择需要考虑宏观经济形势，恰当错开安排，以利于保证必要的消费和投资需求。（5）发行专项建设国债，发展开拓资本市场。到1998年底，我国国债余额已达到7770多亿元，占GDP比重已接近9％。为了将国债的发行数量控制在国家财政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同时又能够集中足够数量的资金投入建设项目，可以考虑采取发行专项建设国债的办法，拉动国内投资需求。此外，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应该考虑有计划地允许地方发行一定数量的政府债券，同样可起到扩大内需的作用。[27]
建议之九，应发展非国有中小银行。中国之所以民间投资上不来，中小企业投资上不来，是因为这么多年来，中国发展出了一个很大的非国有经济，但没有发展出一个非国有银行，没发展出一个非国有中小银行，没有发展出一个可以为非国有经济、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现在，若再不对民间放、让那些地方的、区域性的小银行随着非国有经济的不断成长而成长，那么，中国市场中最具活力的非国有经济就要面临死亡。[28]
建议之十，扩大内需要从两方面着手。第一方面是刺激消费需求。主要措施有：一是调整人们的收入预期，要使人们感到今后还挣到更多的钱，可放开消费。二是改变人们的消费观念，提倡贷款消费，提倡扩大健康消费。三是在城市消费需求中要坚定推进购房需求，把购房需求作为突破口，加大贷款买房力度。四是在农村消费需求中要不断扩大农民的消费领域，使其生活逐渐向城镇化发展。第二方面是刺激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1999年，还应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继续通过基础设施的投资带动需求增加，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寻找财政政策的新的资金来源？除了国债外，还有两个来源：一是国有资产的变现，即结合国有资产的战略调整，尤其是结合国有资产要从竞争性行业退出的战略调整，将一部分国有资产变现，作为财政政策的资金而投到基础设施建设中。另一个是项目融资，调动社会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中来。[29]
建议之十一，拉动经济增长，需要增加三方需求。（1）增加出口需求。第一，我国的出口依存度1995年为21.7％，作为一个大国，这是相当高的。为增加出口需求，提高我国的出口依存度仍需努力，但潜力不太大，更重要的是改善出口商品的构成。如果在不降低出口依存度的前提下，能够多出口价格高，特别是增加值高的商品，我国按价值计算的出口总额也可以增加，这方面的潜力是很大的。第二，为了拉动经济的增长，我国的进出口还应保持顺差。但从长远看，出口和进口应大体平衡。今后进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不应是通过增加净出口直接增加国内生产总值，而是通过进口和出口提高国民经济的素质，促进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2）增加投资需求。在市场经济中，当经济处于不景气或衰退状况时，正是大幅度调整经济结构的时机，通过经济结构的调整，国民经济的素质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就会促进经济的回升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我国目前如此大规模投资正需要而且可能把增加有效需求与调整经济结构结合起来。因此，必须启动民间投资。为启动民间投资，减轻财政负担，在银行贷款方面应对民间企业给予支持，政府应为鼓励民间投资制定一些政策。可考虑选择一些前景好的项目，由政府和民间企业共同投资。
（3）增加消费需求。众我国情况看，当前增加消费需求就是要增加居民的消费需求。至于政府的消费需求，则不可能有多少增加。要增加居民的消费需求以拉动经济的增长有两个途径：第一，增加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就要增加居民的实际收入。要增加消费最重要的是增加居民的实际收入。当前应考虑增加中低收入者的工资收入。第二，把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引出来，使其用于最终消费。这里又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从供给入手，用共给去创造需求、开拓需求。在市场疲软的状况下，更需如此。另一个办法是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改变人们的收入预期。如果一些商品的价格不是下降或预期下降，而是上升或预期上升，并有继续上涨的趋势，有些居民就会把银行的钱取出来购买，你买我买，市场清淡的局面就会改变。增加消费信贷也是其中一个办法。[30]
建议之十二，扩大内需应注意五个方面的结合。（1）把增加有效需求与加快结构调整更好地结合起来。现在出现的“需求不足”现象，从更深层次上分析，根本还在于供给结构不合理，供给创新能力不足。通过结构调整实现供给创新，由新的供给能力创造出新的需求，乃是把扩大需求的潜力转化为现实有效需求的重要途径。（2）把投资需求带动与促进消费需求合理增长更好地结合起来。当前扩大内需以投资来带动是必然的合理选择，但增加投资的最终目的是扩大消费。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真正的最终需求。历史经验业以证明，如果只在增加投资与投资品生产中自我循环，是难以持久的，也不能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的实惠。当前，以基础设施为重点的投资启动，应对那些有利于改善城乡居民消费环境的项目（如城乡电网改造）加大投资力度。（3）把加快基础设施与提高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更好地结合起来。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产业素质、提高经济效益，关键还在于提高制造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当前首先要结合和依托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带动相关的制造业尤其是装备工业的新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加快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转化和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抓好新一代重大装备和重要高新技术产品的国产化。（4）把改革、发展、稳定更好地结合起来。增长，有其具体内容。鉴于1999年国际经济环境严峻和国内运用财政、货币政策的余地有限，需要深化改革去消除增加有效需求和实现供给结构创新的体制障碍与政策瓶颈，以拓宽经济增长的空间。同时，要更加重视做好保持社会稳定的工作。为此，要加快投融资。（5）把开拓国内市场与开拓国际市场更好地结合起来。从战略上、全局上考虑，我国必须继续坚持并有能力实行人民币不贬值的方针。提高出口退税率也有一个税制界限并受到财政承受能力的制约。因此，1999年保持出口稳定增长，除努力保持价格竞争力外，要更多地依靠提高非价格竞争力。[31]
建议之十三，应具体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1）规范城镇居民收入渠道，提高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比重，减少工资外收入比重；寻求农村居民主业，提高农村居民主业收入比重。通过提高居民持久性收入比重，刺激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2）加强对居民个人收入的登记管理工作，通过税收的手段，加大收入由高收入阶层向低收入阶层转移力度，增加低收入阶层收入，刺激低收入阶层消费需求的增长。（3）在加快住房、医疗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改革的同时，还可考虑降低居民未来支出比重较高的住房价格水平，以降低居民未来支出预期，提高居民的即期消费水平。（4）结合当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取向，重点加强输电、道路等的建设，以缓解消费环境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制约。（5）清理、取消一些部门限制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各种收费项目和规定。如取消私人购买汽车的不合理收费、超限额用电过高加收电费、禁止央民自由买卖公有住房等规定。[32]
建议之十四，扩大内需的主要对策有：（1）发挥大国优势，积极开拓国内市场。立足国内，扩大内需，是从我国实际出发的必然选择，是一项积极的应对措施。这是因为：第一，我国是一个大国，具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和特殊优势。第二，应从战略性高度看待扩大内需，而不应把它看作是权宜之计。这次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至少在2－3年内都过不去，甚至可能引发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因此，我们不可能去被动的等待国际经济形势的回暖，而必须主动地寻求发展的新路，所以扩大内需就显得极为必要。从另一个角度看，扩大内需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有利于推动国内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使整体的经济运行上一个新的台阶。第三，扩大内需有巨大的潜力。我国的市场广大，消费增长点多，扩大内需的潜力也相当巨大。
（2）积极增加投资，扩大消费。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要十分注意消费的拉动作用。近年来，由于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和买方市场的形成，虽然消费的拉动作用有所减弱，但是国内消费增长的潜力仍十分广阔。为此应该积极有效地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增加消费需求，拉动经济的有效增长。
（3）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速度。在目前国内外各种不利因素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对经济增长8％的目标应该有一个全面的理解。8％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机械数字，而是包含着三个需要实现的具体的宏观经济目标：一是尽快扭转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趋势；二是保持人民币不贬值，承担起中国作为地区性经济大国应尽的责任；三是保持适度快速的经济增长来缓解在深化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出现的职工下岗待业增多的问题。如果这三项目标都得到了实现，也就是达到了经济增长8％的目的。
（4）积极改善生产结构和市场结构。一方面要把扩大内需和改善供给结合起来，积极推进产业升级，加快企业技术，改造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支柱产业。有关部门既要考虑加大信贷支持力度，还应从财政政策上给予支持；既要支持大企业，还要更多、更有力地支持中小企业。根据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广大中小企业不仅在吸纳就业方面担当重要角色，而且能够在促进经济快速增长方面作出重要贡献。因此，在扩大内需方面，企业的作用十分重要。另一方面，改善市场结构，积极创造新的消费渠道和环境也必有可少、
（5）努力保持物价水平的基本稳定。从长远来看，保持物价水平变动基本稳定，有利于技术进步和刺激正常投资，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因此，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要十分注意保持物价基本稳定。当前，随着新增国债使用的逐步到位，部分生产资料的价格已经转跌回涨，这种价格回升经过一段时间后，必将全面引导到下游产品中去。因此，以物价指数下降为表现形式的通货紧缩将不会成为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值得注意的倒是有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33]
建议之十五，扩大内需的财政对策。（1）增加财政支出，扩大政府投资，刺激投资和消费。第一，在我国当前企业“惜借”、银行“惜贷”、投资萎缩的财政部下，政府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主体和一级投资主体，应通过扩大政府投资支出来刺激需求，促进经济增长。政府投资既可刺激资本市场，也可刺激消费市场。据有关部门测算，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约有40％左右转化为消费基金。第二，充分发挥政府财政支出的宏观调控作用，运用财政支出政策，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支持和对低收入阶层的照顾，以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和个人财富分配差距，可将政府的大型采购项目较多地分配给落后地区，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通过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为失业、下岗人员和贫困家庭提供基本经济保障，以减轻企业的社会负担，这既有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又可解除居民投资的后顾之忧，有利于促使居民将储蓄存款转化为投资。
（2）减轻税费负担，增加企业和个人的可支配所得，刺激投资和消费。据统计，目前企业负担中，税、利息、费各占1/3，如能有效地规范各种收费，遏制各种乱收费，就能有效地减轻企业负担，增强企业的投资能力。取消各种不合理收费，可大大增加广大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强农村市场对城镇已趋饱和的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及日常生活用品的吸纳能力。取消各种不合理收费，亦有利降低城镇住宅造价，提高建房质量，有利于促使城镇住宅、汽车等需求热点的形成，并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在规范各种收费，取消不合理收费的同时，对现行税制结构进行调整。逐步提高所得税在整个税收中所占比重，改生产型增值税为收入型增值税，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在出口需求方面，可适当提高出品退税率，以增强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能力，刺激出口需求。[34]
资料来源：
[1][7]刁永作：《扩大内需：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选择》，《经济纵横》1999年第2期。
[2][9]陈伯庚：《论消费政策调整》，《经济学家》1999年第1期。
[3][34]李珍萍：《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增长的财政对策》，《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第3期。
[4][27]中国科学院：《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进一步扩大内需的政策建议》，《经济参考报》1999年4月21日。
[5]《扩大内需：中国经济的新挑战》，《中国财经报》1999年4月2日。
[6][32]李晓超：《居民消费：1999年宏观经济调控的着眼点》，《经济研究参考》1999年第33期。
[8]《扩大内需必须解决体制栓塞》，《中国改革》1999年第1期。
[10]杨宜勇：《扩大内需关键要恢复信心》，《经济参考报》1999年4月7日。
[11]傅家骥：《扩大内需，技术创新是根本》，《经济参考报》1999年4月24日。
[12]《市场启动要依赖整体经济形势》，《中国财经报》1999年1月29日。
[13]莫荣：《扩大内需根本在发展第三产业》，《中国财经报》1999年4月2日。
[14]陈淮：《给消费者以正确的位置》，《中国财经报》1999年4月2日。
[15][25]杨帆：《启动内需，重在调整分配关系》，《中国财经报》1999年3月5日。
[16]刘溶沧：《今后要注重政策转型》，《中国财经报》1999年1月12日。
[17]侯国庆：《经济发展要遵循经济规律》，《中国财经报》1999年4月9日。
[18]杨宜勇：《扩大内需有利于增加就业》，《中国财经报》1999年4月9日。
[19][26]刘溶沧：《启动市场从何入手》，《经济参考报》1999年4月14日。
[20]范剑平：《当前增强消费需求的对策建议》，《经济界》1999年第4期。
[21]刘国光等：《扩大内需还有文章可做》，《中国改革报》1999年4月26日。
[22]钱晓利：《启动消费市场》，《中国财经报》1999年2月23日。
[23]陈淮：《分收入阶层制定消费政策》，《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4月1日。
[24]刘汝燮等：《为居民消费开道》，《中国财经报》1999年3月5日。
[28]樊纲：《发展非国有中小银行势在必行》，《中国财经报》1999年1月12日。
[29]魏杰：《要优化共给但不是掐住供给》，《中国财经报》1999年1月12日。
[30]董辅：《增加三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经济界》1999年第3期。
[31]《1998－1999：中国经济增长的宏观政策》，《宏观经济研究》1998年第12期。
[33]刁永作：《扩大内需的制约因素与对策》，《经济问题研究》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