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欧阳修对诗作的考证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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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欧阳修是宋代古文献学发展中承上启下的代表人物，他在思想上承袭韩愈道学，在文学上诗文词兼长，而《诗本义》与《六一诗话》两书均是欧阳修潜心研究诗歌创作与理论的成果。其中《诗本义》的主要内容是辨正《诗序》、《毛传》、《郑笺》、《孔疏》中的得失和归纳诗篇的本义；《六一诗话》是我国最早的诗话，为后代诗歌理论著作的奠基石。这两部著作均体现出欧公对诗作的考证和研究方面的造诣。

关键词：欧阳修 考证 研究

欧阳修是北宋卓越的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和诗人，是北宋诗新运动的领导者。他勇于摆脱传统成见，开创北宋新学风。《诗本义》一书，辨正《毛传》、《郑笺》之误百有余处[1]，考证了《诗经》的“本义”，这是《诗经》学史上的一部极有价值的著作，也是其致力于诗作考证方面的代表作。欧公对诗歌创作的见解及创新，则主要集中于《六一诗话》一书，他提出了“诗穷而后工”的诗歌理论，重视生活内容与社会现实，言简而意深，为北宋诗风的转变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同时也对后代的诗人学者有着深刻的影响。

一、对《诗经》的考证

欧阳修对《诗经》的考证是建立在众多相关历史文献资料基础上的，关于《诗经》，欧阳修对前人之论著（包括《小序》、《孔疏》等）既不全信，又不全盘否定，认为必须审定原文献观点的是非才能决定弃取。所以，他以敏锐的眼光和大胆的疑古精神，对《诗序》、《毛传》、《郑笺》皆持分析的态度，对书中的观点既不轻易发表自己观点，又不轻信于书中见解。对文献中合理的解释，加以吸收；对附会之说，则加以摒弃；对疏漏处，则加以补充解释；对疑难处，如不自知，则厥而不论，以俟再考。[2]正是本着这种治学严谨的态度，他在考证《诗经》的过程中，发现了《诗序》本身存在的自相抵牾等问题，对《毛传》、《郑笺》做了理论系统的梳理，打破了汉代以来《诗经》研究的日趋僵化局面，对后世的《诗经》研究影响深远。

《诗本义》全书的主要部分是阐发《诗经》的篇章大意，占了前十二卷的篇幅，涉及《风》、《雅》、《颂》一百一十四篇。除了逐篇讨论《诗经》中各文章本义的这一百一十四篇以外，欧公还著有《一义解》，就《七月》、《甘棠》、《日月》、《古风》、《木瓜》、《野有蔓草》等二十篇文章，逐一据文求义，字字斟酌，以驳毛、郑之失；又有《取舍义》，就《绿衣》、《出其东门》、《载驱》、《园有桃》、《玄鸟》等十二篇，逐一讨论毛、郑异说之正误，用以决定遵违。这两篇文章可以看成是主体部分的补充。其次，还有“二论”《时世论》与《本末论》，又有诗解统要十篇、《诗解统序》一篇，另外还有《诗谱补亡》及《诗图总序》附于书末。以上部分，组成了《诗本义》一书的总体。

《诗本义》，顾名思义就是探究诗作的本质意思。欧阳修的诗“本义”有两个：“诗人之意”与“圣人之志”。[3]欧公力求在考证的过程中还原诗的本来面貌，剖析诗的本质意义，与此同时，也注重考虑前人的思想，尊经重道，考于人情，注意文理。正是将这两点巧妙融合于考证的过程中，欧阳修才能逐一探究“诗本义”，对《诗经》进行辨伪考证。书中每篇分为“论”和“本义”两部分，个别篇只有“论”而无“本义”部分。“论”中议论旧说是非，包括训诂和篇旨，“本义”则为阐明各篇各章的原义。例如《静女》：

“论曰：《静女》之诗，所以为刺也，毛、郑之说皆以为美，既非陈古以刺今，又非思得贤女以配君子，直言卫国有正静之女，其德可以配人君。考《序》及《诗》，皆无此义。然则既失其大旨，则一篇之内随事为说，训解不通者，不足怪也。《诗曰》：‘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据文求义，是言静女有所待于城隅，不见而彷徨尔。其文显而易明，灼然易见。而毛、郑乃谓正静之女自防如城隅，则是舍其一章，但取“城隅”二字以申其臆说尔……

本义曰：卫宣公既与二夫人淫，为鸟兽之行，卫俗化之，礼义坏而淫风大行……然未足以比女之为美，聊贻美人以为报尔。”[4]

从上述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欧公考证之道的严谨。在“论”段中，欧阳修在考证过《序》及《诗》后，发现原著中并无毛、郑所述之意，此外。他还对诗中句子逐一进行分析，还原句子本来意义，加强考证辨伪力度，以辨正毛、郑对于诗作的错误之处。在“本义”段中，欧公将《静女》一诗的原义叙述出，描述了诗的写作背景，更好地论证了自己的观点。

欧阳修的《诗本义》一书虽以讨论《诗经》篇旨为主，更重要的是他还提出了探究诗本义的方法论问题。就诗作体例而言，他主张要先明体例，贯通全篇以求本义。这告诉我们，在探究诗的本义过程中，首先要清楚诗的题材及作者，是作者自述还是他述，是描述生活还是有所讽刺，这些都是在追寻诗本义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步。除此之外，就诗作的产生、流传和整理方面，他主张分清本末，提醒人们要注重“诗人之意”，而不应该舍本逐末，对一些细枝末节纠缠不休。这些对于我们在进行诗歌的鉴赏及创作方面有着很好的指导意义。

二、对诗歌创作的研究

《六一诗话》作为我国最早的诗话作品，是欧阳修的“晚年最后之笔”。[5]欧公在《诗话》卷首题序云：“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这里所谓的“闲谈”　是对“宋人言诗”而言的，在风格上表现为轻松活泼，深远闲谈；以此同时与“闲谈”风格相对应的，在体例上，则不拘一格，短小精悍，由一条一条内容互不相关的论诗片段连接而成，各片段段幅短小，言简意赅，耐人寻味，并且语气轻松，富于弹性。例如欧阳修对梅尧臣、苏舜钦的诗格外赞赏：“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欧公用短短几句诗，就凸显出苏梅二人的诗歌创作特点，言简意赅，一语中的。他的所思所想皆以随笔漫谈的批评方法来抒发议论，在“闲谈”中间接表达出对诗歌的见解，这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又创立了一种新颖独特的论诗评诗的专著形式，[6]首开文人诗话之风。

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不仅形式首创，而且掺杂着不少欧公对诗歌创作独特的理念与见解。其内容也耐人寻味、意深言简。例如《诗话》中写道：“诗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语病也。如‘袖中谏草朝天去，头上宫花侍宴归’，诚为佳句矣，但进谏必以章疏，无直用稿草之理。”这句话意为欧阳修认为“谏草”与“宫花”的对仗，固然很美，但是进谏时是用章疏而不是用草稿，所以诗的内容并不符合生活的真实，以辞害意。这一例子就很好地体现了欧阳修“意真”的创作理念。“意真”是欧阳修衡量诗歌好坏的标准，即认为诗歌内容应当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一面，不然则无法将真情实意最大限度地抒发出来。诗人若违背“意真”的原则，即使写出好句来，也是有语病的。

作为杰出的诗人，欧阳修在《诗话》中也多处认真探讨诗歌的表现手法。在他的诗歌理论创作中，他一直对梅尧臣“意新语工”的作诗主张倍加推崇，“意新语工”意在说明诗人作诗过程中，应注意诗意与语言的完美统一。欧公十分注重诗歌内容的创新以及诗歌语言的精炼准确，认为只有达到这两个标准，诗才能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好诗。

最后，欧阳修的诗评还提倡实事求是、兼容并蓄的批评精神。《诗话》中欧公对某些擅用西昆体作诗的作者，也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评论。例如：

“杨大年与钱、刘数公唱和，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而老辈先生，患其多用故事，至于语僻难晓，殊不知自是学者之弊。如子仪《新蝉》云：‘风来玉宇乌先转，露下金茎鹤未知。’虽用故事，何害为佳句也！又如‘峭帆横渡官桥柳，叠鼓惊飞海岸鸥’，其不用故事，又岂不佳乎？盖其雄文博学，笔力有余，故无施而不可，非如前世号诗人者，区区于风云草木之类，为许洞所困者也。”[7]

这一诗评中，欧阳修首先对西昆体的弊病持明确的否定态度，即“殊不知自是学者之弊”。其次，他并不否认西昆体诗歌中的一些“佳句”，并云“盖其雄文博学，笔力有余，故无施而不可”。这种一贬一褒的评论，正是欧阳修在评论诗作中实事求是、兼容并蓄批评精神的体现。

综上所述，《诗本义》作为欧公训诂考证《诗经》的学术论著，对后世《诗经》研究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推动影响，其实事求是、追求本义的研究态度也正体现了《六一诗话》中欧阳修对诗歌创作的要求与标准。

参考文献

[1]　张三夕.中国古典文献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　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简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　余敏辉.欧阳修文献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4]　欧阳修.诗本义卷三[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5]　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6]　蔡镇楚.中国文学批评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5.

[7]　蔡镇楚，胡大雷.宋代诗话选释[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