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给南非《劳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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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头蛇不好管

朋友问我：“在南非做企业，重要的是什么?”

我毫不犹豫地说：“了解《劳工法》。”

他笑了：“研究怎么钻《劳工法》的空子?”

我说：“研究怎么遵守《劳工法》，不得罪员工。”

对于南非《劳工法》的健全，我早有耳闻，领教过才知道，不只是健全那么简单。

在工厂跑采购，下海贩卖服装，再到在南非做企业，我最得意的就是，自己从未胆怯过，是一个吃软不吃硬的家伙。一天，在南非的办公室，我被一个叫达格的员工，指着鼻子威胁道：“你有麻烦了。”

我发誓，我绝对是一个善待员工的老板。在中国，我带领的一个团队，成员们亲切地称我三哥，从情感上征服人，是我的杀手锏。来到南非，我面对的似乎是一坨死面，情感发酵粉放得再多，也不见效果。这个威胁我的达格，就比死面还死面，软硬不吃。

达格爱抽烟，公司有专门的吸烟区，他偏偏趁管理人员不备，躲到设备后面抽。有一次，我到工作区检查，眼见一股烟飘出来，不见人影。我一边叫人去看，一边叫人拿灭火器。达格满不在乎地探出脑袋，用夹着烟的手指，冲我打招呼。

身边的管理人员冲过去，让他赶紧去工作。他才掐灭烟，晃晃悠悠走到设备前，不紧不慢地干起活来。

我强忍怒火，保持着中国老板的和善形象。一进办公室，我恨不得把桌上的东西都摔了。好小子，竟敢在我的企业撒野，别以为强龙斗不过地头蛇，今天，我得让你见识一下中国老板的厉害。

我叫秘书把达格的出勤记录整理出来，再把达格的直接领导叫进办公室。这个管理人员是当地一个朋友介绍的，他列举达格的种种劣行，从不按照公司的要求加班；经常无故提前下班；有事有病从不请假；管理人员不在，他常常停止工作。管理人员已经口头警告过他三次。

这是挣老板钱的员工，还是老板请来的祖宗啊?仅凭其中任何一条，我都可以开除他。

我说：“你让达格来办公室一趟。”

麻烦惹上身

达格进办公室时，不像犯错的员工，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表情。我还没说请坐，他就坐下来，由于用力过猛，弄得椅子直响。

我想，好聚好散，做生意，图的就是一团和气。我面带笑容，语气温和地说：“达格，你必须离开公司。”

达格还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用手指敲敲我的办公桌，撂下一句话：“你有麻烦了。”

说实话，员工跟我这样对话，我头一次遇到。这是威胁我吗?我没有做过坏事，难道还怕你曝光?

我决心开除达格。劳工部门的动作真迅速，下午2时，我接到电话，通知我到劳工部门面谈。

劳工部门的初衷是调解我与达格的矛盾，效果恰恰相反，我不喜欢妥协：“对不认真工作的员工，我不会纵容，也不会让步。”

《劳工法》紧箍咒

一个星期后，我接到南非国家工会的立案通知。我明明细声细语地跟达格谈过，也跟劳工部门解释开除他的原因，这家伙却告诉工会，他是在没得到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被开除的。他甚至假装无辜地说：“我认真工作已经有一年了，怎么说开除就开除呢?”

那一刻，我恨不得变成泰森，冲上去咬他的耳朵。

我愤怒地说：“达格在本公司工作算上试用期，还不到十个月。”那家伙扮弱势个体，茫然无助地请求工会做主。

一场恶战，在所难免，好歹在国内，我也是经过风浪的人，怎么可以被一个无赖员工拿捏住?

关于南非《劳工法》，我知道一些，比如公司需要加班时，必须问工人是否愿意加班，工人有选择的权力，不愿加班，可以回家。强制加班不可取，也不至于把职场搞得像自由市场吧?想来就来，员工想走就走，老板只能管自己吗?

我的了解仅限于此。我找来会计师，在南非，会计师是万金油，什么都能干。我请她详细介绍一下南非的《劳工法》，帮我寻找对付达格的方法。

会计师表情严肃地作了介绍，我听后却哭笑不得。其中有一条：“心情愉快的工人，才是好工人，公司必须让自己的工人愉快。”例如，工人要求下班后，送工人回家，公司必须满足工人的要求，使其愉快。我完全同意公司应该让工人愉快，但公司不必像孙子一样，无原则地满足工人的任何要求吧?如果工人跟老婆吵架，或者钱包被抢了，不愉快了，公司还要打电话，慰问他老婆，或者弥补被抢的损失?

还有一条：每开除一名工人，必须支付其一个月工资，还有其工作以来每17天一次的失业补偿。我不懂，既然如此，政府强制向企业征收工人的失业保险是干吗的?

面对我的质疑，会计师像在听外星人自言自语。我问：“我该怎么办?”会计师若有所思地说：“工人们有强大的后盾――劳工部门和工会。”她提醒我，达格不是一个人在较量。

法庭像菜市场

劳工法院的传票到了，理由是，未经任何解释，开除员工，并且未支付开除费，要求赔偿3500兰特。

达格真是狮子大开口。在南非，一个三口之家，一个月的吃喝不过1000兰特，他竟然要我支付3500兰特。

更让人不可理喻的是，律师费竟然要5000兰特，达格有工会撑腰，摆出一副和我战斗到底的架势。我只好亲自披挂上阵，担当自己公司的律师。

在劳工法院，我发现自己才是真正的弱势者。法官立场清晰，站在达格一方。我的那些充分正当的理由，成了废话。法官追问的只是赔款金额，但我拒绝赔偿。

法官和达格商议后，问我：“如果你觉得赔付太高，我们降到3000兰特，怎么样?”我不屑地摇头。

他们重新商量后，再次问我：“2000兰特已经很低了，你还可以分两次付清，没问题吧?”

难道这是菜市场，可以讨价还价?于是，我对达格一字一顿地说：“我开除你的理由正当，原本准备赔付一些，现在，我一角钱都没有。”

达格和法官都被激怒了，法官毫无善意地提醒我：“下次连这个价码都没了，我向你保证。”

形势对我不利。在等待二审的日子里，我咨询了一位劳工律师，她指出我的漏洞，比如达格犯错误，我没有书面警告。如此看来，我必输无疑。细心的律师发现，在二审通知书上，法官是整个劳工法院唯一的白人。

结果，这位法官当庭对我说：“现在，你的工人要求赔付5000兰特，给他1000兰特，结案吧。”

此时，一审的法官正以书记员的身份，低头做着记录。

与达格的战斗停息了。我，输给了南非《劳工法》，但赢在南非长久以来的种族关系上。

选自《当代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