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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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二五”规划建议指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局面。这表明我国由出口导向型经济开始向内需型转变，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投资和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依靠消费拉动经济是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原动力。为此，本文从提高居民消费需求和发展消费经济的角度出发，着力构建扩大我国消费的长效机制。
[关键词]扩大内需；消费需求；长效机制
[中图分类号]F1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20-0014-03
自改革开放34年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平稳高速运转。但伴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立足点是经济发展更多地依靠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居民有效消费需求。为此需要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释放城乡居民的巨大消费潜力，破解制约扩大内需的制度瓶颈，实现我国经济从“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二次转型。
1扩大内需战略的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依靠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的推动。出口是外需，投资和消费构成内需。我国经济一直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在金融危机发生前的2007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是21738.3亿元占当年GDP 的66.8%，其中出口总额为12180.2亿元占GDP的37.4%，可见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很高。危机爆发后外需低迷，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较大。为此，扩大内需显得尤为重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1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经济发展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一直保持在10%左右的速度增长。数据显示，我国2010年GDP为58786亿美元超越日本同期总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伴随着经济发展产生的潜在风险也开始扩大，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上，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贸易大国和第一出口大国，对外部经济的依赖度加大，同时也意味着我国经济的自主稳定性较差，所以，我们只有建立以扩大内需为主、以促进消费需求为持久动力的内生性发展模式，才能避免因外部经济震荡和波动所带来的影响。
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经济发展和生产积累，截至201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约为471564亿元人民币，人均GDP约为55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的行列。在取得如此瞩目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由于我国主要是依靠外部技术和消耗国内资源换取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主要集中在“微笑曲线”的中间环节，即进行原材料供给和低附加值的产品加工。但伴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和老龄化的日益严重，我国劳动力成本将随之提高，且现有的资源禀赋逐步减少，使得我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必须转型，否则将会陷入停滞或者下滑的境地。为了保持我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并逐步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扩大内需、培育潜力巨大的消费需求变得尤为重要。
1.2扩大内需是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持久动力
我国经济现阶段已经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正在经历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向内需，外需协同拉动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从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的下行压力较大，主要是由于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造成的外需持续低迷，出口环境恶化，贸易保护加剧导致出口拉动经济的作用锐减，使得我国经济增速开始放缓。短期内外部环境依然严峻，由此扩大内需已成为当务之急。纵观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是保持经济内生性稳定增长的持久动力。
内需有投资和消费构成，在我国主要是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投资率一直保持着40%以上，明显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消费率偏低不足60%，而主要发达国家的消费率约为66%～87%。2010年三大需求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为：消费36.8%，投资54%，出口9.2%。可见我国经济主要是投资推动型，但投资过度所引发的产能过剩以及投资结构固化所造成的资源浪费、环境退化，造成了生产与消费的结构失衡，使得投资消费陷入恶性循环，会加剧我国国民经济的波动性，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拥有13亿多人口，拥有巨大的消费潜力，经济模式也已转向市场化，有利于形成消费需求。消费是生产的动机和最终目的，消费需求在拉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由此可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扩大消费需求建立长效机制是保证经济健康运行的必要条件。
2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分析
我国经济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需要大规模的制度变迁和模式转换。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依靠资源储量巨大和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优势，长期保持经常项目的盈余，同时政府投资的规模巨大，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随着后危机时代的来临，使得国家开始转换经济发展模式，释放消费潜力，扩大消费需求。现实中，我国GDP总量不断攀升，而最终消费率不断下降，从2001年至2010年我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从45.64%下降至33.95%，居民消费存在着严重的需求不足，投资与消费结构不合理的矛盾一直存在。而影响我国居民消费不足的原因主要有：
2.1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导致居民消费能力不足
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较低，其收入增长滞后于经济发展，劳动报酬增长滞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居民收入水平不高，同时大量的资本要素的投入挤占了劳动要素在总收入中的报酬比例，资本收益偏高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资本积累，使得财富分配倾向于管理者和技术劳动者，拉大了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分配差距。2010年我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可见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之大。
在我国经济转轨体制转型时期，相关制度的缺失和宏观调控的疏漏也加剧了收入分配的差异，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体制下，政府掌握的大量优势资源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加大了地区收入差距，而大型国有企业的垄断性生产供给加大了行业之间的分配差距。加之，我国现行的监督体制和法律体制不完善，滋生了权力寻租和道德风险，加大了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不均，从而导致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悬殊，大量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中低收入者消费能力严重不足。
2.2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影响了居民消费预期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全面带动了各项事业的发展，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自身改革的深入，及时构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明确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标准已成为我国政府的战略重点，而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是构建公共服务体系的关键。政府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落实保障政策有助于降低消费者的后顾之忧，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稳定居民的良好消费预期，提升居民的消费意愿，扩大对商业性产品和服务的即时消费。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基本建立，但总体上不够完善。一是保障水平低。现行的城镇和农村居民养老保险金偏低，在大部分落后偏远地区看病难、养老难的问题仍然突出。二是保障覆盖面窄。截至2010年，全国参保人数仅为1.03亿人，其中仅有2863万60岁及以上农村老人享受国家发放的养老金，制度覆盖面仅为24%。三是统筹层次低，养老和医疗等主要的社会保险制度被分割在多个统筹内运行，多为县市级统筹，“分灶吃饭”的现象明显，且社保基金的跨地域性转移存在政策也降低了人们参保的积极性。
2.3经济和产业结构的不科学，减少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多样性我国的经济模式主要是外延式发展，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发展依靠外部科技资源和管理经验，缺乏自主创新，技术对外依存度较高，产业结构落后，深层体制的矛盾依然存在。2011年，第一产业比重为10.1%，第二产业46.8%，第三产业为43.1%。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比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70%，发展严重滞后。而第二产业尤其是加工业，大多进行一些低附加值的粗加工，产能相对过剩。为此，消费者多样性的消费需求难以满足，服务性消费，享受性消费包括健康医药，网络信息等的产业供给与需求结构性失衡。
3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
我国消费需求不足，消费经济落后的局面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建立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是现阶段经济发展中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和关键所在，发挥着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和持久性的作用。努力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稳定消费预期、增强消费意愿、改善消费环境让人们能花钱、敢花钱、想花钱，进而扩大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可持续运转。深入推进扩大消费长效机制的构建，关键在于扩大消费需求和发展消费经济，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进行：
3.1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着力提高城乡中低收入者收入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居民个人的消费能力由其收入水平决定，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有利于全面提升居民的消费力。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同步，逐渐缩小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的收入差距，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以及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从而逐步提高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
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应着重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广大的中低收入者属于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消费群体，是扩大消费需求的突破口。首先，应该促进就业，扩大就业是推动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重要途径，应加快发展服务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对广大中小企业施行结构性减税，加大对职业教育、在职培训的公共投入，增强劳动者就业能力。其次，应该建立健全工资收入增长制度，形成常态的工资增长机制，落实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提高法定最低工资标准，深化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加大税收在再分配的调节作用，逐步开展征收资本利得税、遗产税，提高个税起征点，同时坚决打击和取缔非法收入，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最后，应该加大对“三农”的资金投入，健全农产品价格保护机制，加大农业补贴力度，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和农村消费信贷体系，加快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3.2正确处理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实现投资和消费的合理布局投资和消费共同构成内需，它们彼此互补，互为增减。在我国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极点，常年能保持在40%以上，2010年达到48.6%，作为正在深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保持较高的投资率水平是必要的，但近年来居高不下的投资率上升幅度超过了合理水平，在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并调低经济增长速度为7.5%时，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应随之调整，投资为35%，消费率为65%的比例较为合理。
从投资转为消费拉动是一个渐进的过渡，就目前而言，投资的拉动空间还是存在的。关键在于优化投资结构，选对投资方向，提升投资质量。一是要加快政府投资体制的改革，控制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严格控制市场准入条件，抑制投资的盲目性和功利性，鼓励和促进民间资金进入垄断性行业和环保、农业产业发展，增强竞争意识和行业活力，提升资源优化配置的能力。二是注重投资的长远效益和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严格控制市场准入和信贷管理，防止重复性和“两高一剩”（高能耗、高污染、产能过剩）的行业投资。三是加强对经济发展中薄弱环节的资金投入，大力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三农”建设、生态建设，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3.3构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注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必须逐步完善、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进一步明确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和标准，实施改善民生行动计划，加大对公共教育、就业服务、医疗卫生和住房保障的重大民生工程投入，有助于提升国民整体福利，提升居民消费预期。构建基本服务体系，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社会保障体系是国家调节分配收入、维护社会财富公平、保障困难群体基本生活权利的有效途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降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风险，间接增加居民的持久性收入。一是依照“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保障水平，扩大社会保险基本面，重点扩大农民工、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二是推进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完善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健全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保障标准，切实减轻居民医药负担。三是采取多种方式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强化基金监管，确保基金安全，实现保值增值。四是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建立与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相适应的救助标准调节机制。积极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加大中央财政的转移性支付投入。
3.4逐渐调整消费模式，注重优化消费环境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合理引导消费行为，倡导与我国现阶段国情相适应的文明、节约、绿色、低碳的消费模式，大力推进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之间的内涵式调节，切实降低产销中间环节的流通费用，进一步优化消费环境，从而带动居民逐渐升级消费模式、扩大消费范围、增强消费意愿。
消费模式的调整、消费环境的净化以及消费行业的拓展是发展消费经济的有效途径。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消费市场的容量逐渐扩大，人们对服务性的消费力度加大。对此，我们应该加大对新兴服务行业的扶持和培育力度，在信贷政策上给予支持，扩大消费信贷。其次，应该加强对产品流通体系的监管和完善以及城乡基本服务性设施的健全，实现“农超对接”，扩大商业网点在农村的覆盖面，继续推行“家电下乡”等惠民政策，进一步释放农村消费潜力。最后，应该规范市场秩序，严格食品安全、医疗卫生等切实关系到民生的行业准入标准，加大对假冒伪劣、商业欺诈行为的惩处力度，引入竞争机制，形成合理的定价体系，努力营造健康、安心的消费环境。
3.5加大对城镇化的推进力度，推动县域经济发展
我国城镇化率刚超过50%，按户籍人口计算仅35%左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75%至80%的平均水平。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也是农业大国，历史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自身产业发展的滞后，使得城镇化的成长速度缓慢且发展规模较小。但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潜力是无与伦比的，其过程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向城镇，农民转为市民，这不仅意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也意味着农村居民消费观念与结构的升级，目前，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3倍左右，城镇化的发展对于释放农村巨大消费潜力的作用重大。而县域经济是城镇化的重要内容和发展方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切入点和繁荣农村经济的重要保证。
加快城镇化和县域经济发展，有利于提高国民平均消费率，是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立足点。应坚持因地制宜，各地区应根据自身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基础来制定相关政策，逐步实现农民身份的转化，不能人为造城。其次，应该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加大对中小城镇的住房建设、医疗卫生、公共教育的投入力度，扩大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维护城镇居民的切身利益。最后，应以农民增收为目标逐步推进县域经济的扩展，加大对产业化优势龙头企业的资源整合，大力发展与农业产业结构相关的产业加工，重点建设工业园区，积极推行招商引资，科学发展乡镇工业，实现城镇居民的收入稳定增长。
总之，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培育消费经济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点，构建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是内生性和长期性的战略方向，需要逐步健全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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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政（1988―），男，陕西汉中人，云南大学经济学院2011级金融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商业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