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利时代”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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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转型和长波段的货币量化宽松时期，证券化投资将成为未来中国最重要的财富分配方式之一，贫富悬殊的拉大势在必然。

“你是不是这家基金的LP ？”

上海外滩27号，正在举办一场投资人酒会，杯盏交错间，人们在有礼貌地窃窃私语，这是最为自然的一个询问。

LP，limited partner，风险投资公司的有限合伙人――他们参与商业项目的投资而不负责具体管理。在政治经济学的语境里，这类人被称为食利阶层，即那些拥有不动产、股票、有价证券、票据，仅仅靠利息、股息、地租就能获得稳定的甚至不断扩大的现金流的人。

我们如果把一个人的收入分为两类，一类是职务性收入，另一类就是财产性收入，后者在收入比例中的增加，代表着一个人的证券化能力的提升，如果他的全部收入均来自于财产性收入，那么他就摆脱了职业的限制，而成为了一个百分百的食（吃）利者。

在经典意义的社会主义国家，食利者名声向来很差，几乎是“寄生虫”的同义词。

1954年9月，政务院通过《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宣布“公私合营企业受公方领导，由政府主管部门派代表同私方代表负责管理”。这意味着，私人所有者基本上失去了对企业的支配权和管理权，相应的，政务院提出了“四马分肥”的方案，即“股东股息红利，加上董事、经理和厂长等人的酬劳金，共可占到全年盈余总额的25%左右”。

据社科院经济所的资料显示，全国拿定息的在职私营业主为71万人，吃息人为10万人，这81万人就是残存的食利阶层，到爆发的1966年，他们的派利被全数取消，这意味着全国范围的“无产化”。

食利行为的重新出现，应该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事情了，很多家庭通过股市和不动产投资，增加了自己的财产性收入。

大规模食利者的涌现，则无疑是最近五年的现象。

原因之一：中国的金融市场进入证券化时代，信托、基金、债券、股权投资以及并购行为的普及化，使得个人理财的空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证券化的获利机会大大增加，在这一基础上，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投资客；

原因之二：很多50后、60后以及70后的企业经营者，在企业转型中陷入难以克服的瓶颈，转而把大量资金腾挪出来，进入投融资市场，从而成为新的、完全不同于股市散户的强势投资力量；

原因之三：随着亿级中产阶层的壮大，其金字塔尖的高净值人群越来越偏好于证券投资，而资本的趋利性特征，让他们有机会比其他族群更容易接触到优质资产，从而进一步刺激了投资的热情。

中国目前有1.6万家风险投资公司，信托及基金公司发行的金融产品约四万到五万只，围绕着这些金融投资机构，便是新兴的中国食利阶层。

本月初，波士顿咨询的一份全球财富报告指出，中国的百万富翁――拥有一百万美元的可投资资产（现金、股票及债权），不包括不动产――约为两百万家庭，这是目前全球人数第二多的食利集团。

食利阶层的繁衍，对一国经济运行的影响，是一个充满了争议的话题。

就积极面而言，庞大的食利者阶层将催生出新的商业哲学，他们更享受精神层面的消费，推动文学、体育及旅游等产业的繁荣，拥有良好教育素养的食利者将带来全新的消费美学，更有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社会慈善和公益事业，中国由此告别野蛮的物质崇拜时代，人的价值的丰富性得到新的发挥。

就消极面而言，财富将以更快的速度向食利者聚集，尤其是在一个长波段的货币量化宽松时期，贫富悬殊成为新的社会动荡的潜在因素，同时，社会阶层的固化速度也有可能加快。

这将是未来十年必须直面的严峻课题――景气无法掩盖矛盾，改革在与时间赛跑。

摘编自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