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进《人物像轴》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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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进《人物像轴》（图1），绢本，立轴，纵37厘米，横24厘米。图中一戴笠老翁，右手持杖，左手提篮，篮中似为刚刚采摘的中草药，一采药归来之老中医跃然纸上。右侧中下方落“戴进写”三字行楷款，款下一白文印，印文为“淡淡意思” 。左上角一段题跋，全文如下：“戴进字文进，号静庵，又号玉泉山人，明代钱塘人，宣德时进《秋江独钓图》。山水得诸家之妙，称浙派第一，梓箴年兄甲戌生日以此为赠，弟诚勤。”下方钤“诚”字白文印和“存厂”朱文印两方（图2）。画面左下角钤印两方，一为“诗礼旧家”朱文，另一为“笑而不答”白文，两印外缘均已缺损，应为收藏者钤盖。

此画所用绢地，非常陈旧，有轻微的污损，在放大镜下可见横为双丝，纵为单丝，丝绒已脱落殆尽，具有明代绢的典型特征。此画装裱考究，采用整绫挖裱，裱后全长143厘米，宽34厘米。画心虽然不大，装裱后却给人一种舒展大方的感觉。由用料及装裱可见收藏者的艺术品味，从风格判断当属清代装裱。对光透视观察，画心有明显修补过的痕迹，加之左侧两方印章边缘的缺损状况，可以证明此画已不是第一次装裱，进一步说明了此画的创作时间更早。所有见过此画的鉴定家、收藏家均认为此画为明代所作，没有异议。但对此画是否为戴进亲笔，意见不尽相同。我们经过四年的研究，对此画谈一点看法。

鉴定书画真伪，当以绘画水平、个人风格、时代特征等是否与画家本人相一致为主要依据。我们从事书画收藏二十年，过眼之书画成千上万，从印刷品中所见名品佳作更是不计其数。对书画之热爱已达如醉如痴的程度，久而久之，似乎产生了一种默契，找到了一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感觉，每当见到一幅好画，特别是一些大师级画家的精品佳作，往往会感受到一种摄人心魄的巨大的吸引力，爱不释手，不忍离去。然而，这样的作品是不多见的。第一次于辽宁省文物商店见到这幅戴进的《人物像轴》，就是这样一种令人怦然心动的感觉。此人物像极其生动传神，一位慈眉善目、救人济世的神医，一位飘然若仙的采药仙翁，呼之欲出，缓缓走来。无论是内行还是外行，见到此画者无不为之打动，为之震撼，把人物刻画到如此鲜活生动者，中国画坛能有几人！现将画史对戴进的描述摘录如下，可能会对此人物图的鉴定有所帮助。“戴进（1388-1462年），一作，字文进，号静庵，又号玉泉山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初为银工，所造钗朵种种，精巧绝伦，原想以之传后，后见销银者多为己制，悔而学画。初师叶澄，后多模仿李唐、马远。擅长神像、人物、花果、翎毛，兼擅山水，无不精绝。虽多沿袭南宋画院技法和风格，但人物造型功力深厚。山水画法，水墨淋漓，在色彩处理和熟练程度上，可比唐宋大家，但并不墨守成规。画人物用铁线描，间用兰叶描，蚕头鼠尾，行笔有顿挫。盖用兰叶描而变其法，自是绝技，远在南宋以后诸人之上，为明代画派第一。在画坛上的地位和造诣，同辈望尘莫及。其画风在明代中影响甚大，被后世推为‘浙派’始祖。” 画史关于其人物画法的介绍，应与该人物像的技法相符。而其中“盖用兰叶描而稍变其法者，自是绝技，远在南宋以后诸人之上”的论述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遂萌生了以此图与其他大师同类作品一比高下的想法。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前边的论述是否言过其实，此人物图能否验证上述结论呢？我们完全可以在比较中得出自己的结论。

为验证此语，特选取马远、赵孟、王绎、杜堇、唐寅、仇英、张大千等人的同类作品于后，并分别做简单介绍。

1.南宋 马远《孔子像》（图3），纵27.7厘米，横23.2厘米，绢本设色。现藏于故宫博物院。马远，字遥父，号钦山，祖籍河中（今山西省永济县），生长在钱塘，为南宋光宗、宁宗时的画院待诏。他擅画山水、人物、花鸟，与李唐、刘松年、夏圭并称“南宋四大家”。此幅孔子像，淡设色，孔子身着长袍，拱手而立，沉静肃穆，若有所思，神情十分生动，全图用秃笔写衣纹，简练概括，线条劲拔，寥寥数笔，形神毕现。马远的绘画成就，山水最高，他的创造力极强，画人物也同样不甘于前人的程式，他突破前人窠臼，敢于大胆剪裁，删繁就简，运用人物身段、体态来刻画人物神形，达到了简洁生动的艺术效果，从这幅孔子像可窥见一斑。

2.元 赵孟《老子像》（图4），纵24.8厘米，横15厘米，纸本墨笔，现藏于故宫博物院。赵孟擅画山水、人物、骏马、竹石和花鸟，山水取法董源、李成，人物、骏马学李公麟和唐人。其绘画有两种面貌，一为工整，一为豪放，均在笔墨技法上有较大发展，对后世影响极大。此《老子像》附于赵氏所书《道德经》卷之前，用白描手法画老子白发长须，身披长袍，拱手而立。面貌刻画生动有神，衣纹笔法简劲流利，是赵氏人物画的佳作。

3.元 王绎、倪瓒《杨竹西小像》（图5），纸本墨笔，纵27.7厘米，横86.8厘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王绎,字思善,自号痴绝生,善画像,是元代著名肖像画家。此图由王绎画杨谦(号竹西)小像，倪瓒补画松石平坡。图中杨谦留着长须，头戴小帽，身着长袍，持杖独立。人物面部用细笔勾描，略用淡墨烘染，形象生动逼真，笔墨不多，却较好地表现了杨竹西清廉谨慎的性格。

4.明 杜堇《邵雍像轴》（图6），纸本墨笔，纵67.3厘米，横27.4厘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杜堇，工诗文，通六书，善绘画，取法南宋院法体格，最工人物，笔法细劲畅利，当时推为白描高手。又能作飞白体，亦善山水、花卉、鸟兽，界画楼台，严正有法。此幅邵雍像人物形象生动，线条简洁流畅，为其人物画的代表作。

以下三幅均为“东坡先生笠履图”，均出自绘画大师之手，且题材技法与本文所论戴进人物画像多有共同之处，这样更便于比较鉴别。

5.明 唐寅《东坡先生笠履图》（图7）。唐寅（1470-1523年），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逃禅仙史等。吴县（今江苏苏州）人，自署晋昌唐寅，幼有俊才，博雅多识，与文徵明、祝允明、徐贞卿合称“吴中四才子”。善画山水、人物，无所不能。人物工笔、写意俱佳，笔法灵动，挥洒自如，在钱选、杜堇之上。与沈周、文徵明、仇英并称“明四家”。

6.明 仇英《东坡先生笠履图》（图8）。仇英（约1482-1559年），字实父，号十洲，太仓（今属江苏）人，后移居吴县，初为漆工，为人彩绘栋宇，有志丹青，周臣发现有异才，收为弟子教之，得文徵明称赞，知名于时。临摹唐宋名笔十分刻苦，模仿之迹自能乱真。善画人物，既工设色，又善水墨、白描，能运用多种笔法表现不同对象。

7.张大千《东坡先生笠履图》（图9）。张大千（1899-1983年）作为一名中国绘画的世界级大师，其名声自不待言。

上述作品均出自历史已作定论的中国绘画史中顶级大师之手，其中的多数作品选自《中国美术全集》，应视为这些大师的精品、代表作。而我们在成文之前，做过一个小小的测验，将上述这些准备在本文使用的照片混在一起，请参加测验的书画收藏者、鉴赏家、画家等各自从中选出画得最好的一两幅。参加测验者20人，选此幅戴进款《人物像轴》为第一的共19人，选此幅为第二的1人。可见此幅人物像之精妙绝伦，绝非是由我们个人的偏爱得出的片面结论。如果读者中的多数在比较之后，能够和我们得出同样的结论，那么恰恰可以印证中国画史的结论――“自是绝技，远在南宋以后诸人之上。”

横向比较之后，让我们再进行一下纵向比较。戴进《达摩六代祖师像卷》局部（图10）。全图绢本设色，纵33.8厘米,横219.5厘米,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该像卷画佛教禅宗六代祖师的形象，之间以岩石、泉水、苍松、古柏相连，并点装佛教圣地，把佛法尊严表现得淋漓尽致。戴进山水和人物故事画有工笔与粗放两种面貌，六代祖师像卷取材于佛教六祖的故事，师法刘松年、李唐，工细严谨，衣纹用工整流畅的铁线描和兰叶描，线条劲练，造型准确，转折顿挫中有流畅洒脱之致，人物个性鲜明，笔墨技法具有深厚功力，为早期工笔人物画的重要代表作。戴进中期的人物画以《罗汉轴》为代表，画法仍为仿宋“院体”，从李唐、夏圭、梁楷等斧劈和减笔的画法中融合变化，完全是粗笔写意法，人物面部描画较细，衣纹线条则粗重顿挫有力，水墨淋漓，豪放挺健，下笔很重，粗犷而不轻飘。气势充沛，独具面貌。笔墨更加豪纵奔放，应是其晚年画风发展的方向。

本文人物图同《达摩六代祖师像》的内在联系和区别都是显而易见的。从笔墨的豪纵奔放、气势充沛来看，此人物像与《达摩六代祖师像》应出自一人之手，此人物图应作于《达摩六代祖师像》之后，为戴进中晚年作品。

比较之后再来考证一下落款和印章。此人物像只落“戴进写”三字行楷款。我们所见戴进画作，多数落穷款，且全部是行楷款。如辽宁省博物馆藏《溪堂诗思图》，落款只有“文进写”三字；德国柏林东亚美术馆藏《灵谷春云图卷》，只落“钱塘戴进”四字款；故宫博物院藏《关山行旅图》，落款只有“静庵”两字等等。“戴进写”三字款是符合戴进落款的一般规律的。另外，“戴进写”三字书法功力深厚，与戴进其他画作落款的书法风格和水平相一致，应可判定为戴进亲笔。再看印章“淡淡意思”白文印，由于学识所限，我们尚无法确定戴进是否有此印章。此印源于人物画诀：“得其意思，默记于心。”“意思”即思想、心思，亦即思想感情、精神气质，是指摹画人物肖像时，画者要善于观察所画对象的思想感情、精神特质，默默地记在心上，然后运笔用墨进行刻画描绘。所谓“意思”，青年者在烘染，高年者在皱纹，此语真是一语中的，此人物像中慈眉善目老者的精神特质，恰恰是由脸部皱纹的长短轻重而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的。“淡淡意思”印用于此画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当然从书画鉴定角度来说，无戴进的名款印毕竟是一个疑点。但反过来说，如果是后人作伪，按常理也该使用戴进常用的姓名、字号印，而不应该使用这样一方不为人所熟知的印章。此处作为疑点之一，请求行家指教。

最后来看看左上角处的题跋（图2），是诚勤关于戴进的简单介绍及以此图作为生日礼物赠送梓箴年兄祝寿的记载。由于资料所限，诚勤为何人无法查实。但由该段文字的书法风格推断，应为学习董其昌书法的文人、士大夫。由于康熙推崇董其昌书法，董书遂成为一般文人的求仕途径，变成风靡一时的书风。又由于乾隆推崇赵孟书法，乾隆在赵书基础上自成一体，成为争相模仿的楷模。乾隆之后士大夫书法几乎都有乾隆书法的影子。此段题跋的书法显然属于董书范畴而与乾隆书风不同，因此书写时间应在乾隆之前，加之文中“明代钱塘人”一句说明书写时间应在明代之后的清代。这一时段有三个甲戌年，分别为1634年、1694年和1754年。1634年尚未入清，1754年乾隆当政已近二十年，乾隆书法已成正统。因此，此段文字的书写时间应为1694年。

再来看梓箴年兄为何人。梓箴疑为王士桢。王士桢（1634-1717年），山东新城人，字子真（与“梓箴”同音，古时将字写作同音字的现象时有发生），一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顺治进士，康熙时迁户口郎中，官至刑部尚书。博学好古，能鉴别书画、鼎彝之属，精金石篆刻。为著名诗人。王士桢恰是甲戌（1634年）出生，1694年王士桢恰好60周岁。王士桢精鉴赏，喜收藏，将戴进《人物像轴》作为贺寿礼品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同时，赠送人诚勤，虽具体人物尚无法确定，但肯定也是一位收藏家、鉴赏家，他的见解也是不容忽视的。他显然对这幅画是戴进真迹深信不疑。否则既不会在画上题跋，也不会作为生日礼物赠送给地位很高、精于鉴赏的王士桢作为生日礼物。

综上所述，画工在历代绘画大师之上，作品精妙绝伦，作为生日礼物送给王士桢的戴进《人物像轴》，应为戴进真迹无疑。这是我们的观点，欢迎同行批评指正。

（责编：唐陌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