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无能转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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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家许家祥先生从当今中国“最缺底线”说起，提出人和社会“都要有道德底线”之论，颇慰我心；再往下说就不爽了，他的一些论点亦不再令我信服。

譬如，“社会最大的危机是道德危机，国家最大的灾难是道德灾难”。似这般高腔倡道德，将道德的能量推向“大”之“最”级，合适吗？

又如，“‘银子’是道德的天敌，道德回归必须解决‘向钱看’问题”。金钱真的有原罪？解决了“向钱看”，国人和社会便守住了“道德底线”吗？

坦白说，我以为不合适，也不可行。请容我引经据典，略作申述。

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道德，“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恩格斯又指出，“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道德观念的现实’”；他还把费尔巴哈宣扬的“永恒不变的道德原则”，视作“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东西。道德对社会、对国家虽然具有一定的维系作用，但它绝不是关乎国家和社会存亡兴衰的根本因素。过分夸大道德的力量，把“道德危机”、“道德灾难”当成社会和国家的“最大的危机”、“最大的灾难”，那么道德就真成了国家和社会的生命线。这将置“现代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于何地？生产力、经济基础的作用又在哪里？“道德危机”真比经济危机还大？“道德灾难”真比政治灾难还大？我不信。许先生之说有些危言耸听，与历史唯物主义不相符，他似乎犯了与黑格尔、杜林一样的认知错误：“一切都被弄得头足倒置了，世界的现实联系完全被颠倒了。”

不妨再听听鲁迅的说法。他说：“决不能认为道德，当作法式。”谈及国人排斥外来学术和思想时，他又说，“现在没有皇帝了，却寻出一个‘道德’的大帽子，看他何等利害。”对那些以道德、风化为改良社会手段的政治家、道德家，鲁迅讥笑其“是坐了津浦车往奉天”，“什么保存国故，什么振兴道德，什么维持公理，什么整顿学风”之类，其实全是“做戏”。鲁迅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鲁迅的看法表明，道德担负不了治国平天下的大任，道德的进步必须以社会的改革为前提，尤要改革旷日持久的、落后的门第等级制度。否则，中国就永远弥漫着“他妈的！”——即粗野的道德。可叹许先生对此充耳不闻，把“道德底线”当作国家和社会的七寸命门，充当起了当代中国的道德家！这是我所始料不及的。

所谓金钱是道德之“天敌”论，也不靠谱。作为货币形式的金钱，并无原罪。它是社会商品流通的必需，价值交换之必备。人们的生产、生活，都离不开。“向钱看”问题，错不在钱而在人；“道德回归”固然要反对拜金主义，但即使解决了“向钱看”问题，仍不能保证“道德回归”。这是因为，道德的真正“天敌”——拜权主义还在。集权自肥的拜权主义，无时无刻不在荼毒人的心灵，腐蚀人的道德。权力寻租与道德堕落、社会溃烂，互为因果，恶性循环。当下中国如真有“道德沙尘暴”的话，那么搅动、刮起这“沙尘暴”的，主要不在拜金主义的“向钱看”，而在拜权主义的“权力通吃”。为什么千万富豪甘愿放下身段，要去报考小公务员？为什么几十个教授都去争当处长？权力的诱惑、魅力太大了。金钱、资本，都只配做权力的奴仆。一个人只要有了权，想不发财都难！在过去的皇权官僚等级制度下，道德被强权挟制、无限放大，如为贞女烈妇树牌坊之类，其往往走向道德的反面，异化为不道德，甚至是恶。

社会转型期利益的复杂多变，注定了道德的焦虑、错乱和危机种种。假如道德“礼崩乐坏”好比压垮国家这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么我要说，它终究只是一根稻草，而绝非白素贞盗来救命的仙草！况且，愚笨如我者也懂得，真正压垮骆驼的，本是早就沉重不堪的超负荷。存亡兴衰凭何定，道德无能转乾坤。“道之不存，国破家亡”，许先生此说之“道”，确指道德；但在我看，此“道”被抬举过头，而实“道”外有道，始可成立。

（作者系著名杂文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