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衡州府人口变迁与粮食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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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清时期，王朝发展稳定时期是人口增长的高峰时期，康乾盛世之后，衡州府的人口数量则呈激增状态。相对混乱的朝代更迭时期则对人口影响甚大，战乱巨大的破坏力，造成了衡州府人口的大量死亡和逃亡，田地荒芜，无法继续生产，耕地广阔而人口稀疏的衡州府也成为移民迁入的理想之地，外来移民中以江西籍居多。人口与外来移民的增加，为衡州府的深度开发提供了劳动力，加快了荒地的开垦，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粮食的增产，使得衡州地区的农业开发不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到达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关键词：明清时期；衡州府；人口；农业经济
人口，是衡量一个地区活力与生机的重要因素，人口的增减也直接反映出当地发展的历程，更直接影响了该地发展的兴衰。探索明清时期衡州府人口数量的变迁，可以直观的反映出衡州府发展的轨迹。明清时期，也是衡州府地区接受外来移民对多的时期，外来移民恰好填补了衡州府由于战争等因素造成的人口空虚，也加快了衡州府农业向前发展的脚步。
明代，衡州府属于湖广布政司下辖属州之一。衡州府，治衡阳，即今衡阳市。领九县一州：衡阳、衡山、耒阳、常宁、安仁、酃、临武、蓝山、嘉禾九县及桂阳州。顺治间，衡州府仍袭明制，隶湖广布政使司，领九县一州。康熙三年，分湖广省为湖北、湖南省，衡州府隶属于衡永郴桂道。雍正十年，升桂阳州为桂阳直隶州，割临武、蓝山、嘉禾三县为其直属县。乾隆二十一年，析衡阳县地置清泉县，即衡阳府领七县，分别为衡阳、清泉、衡山、耒阳、常宁、安仁、酃县。
一、人口的变迁
1、人口变迁
根据曹树基的《中国人口史（第四卷）》、光绪《湖南通志（三）》以及王勇的《湖南人口变迁史》的相关内容，将洪武二十四年、万历六年、嘉庆二十一年衡州府人口数据统计如下：
明清时期衡州府人口变迁表①
时期面积（平方千米）户数口数（万）密度（人/平方千米）
洪武二十四年
万历六年――
嘉庆二十一年
明初，为了征收赋税和进行人口的管理，设立里甲制度。里甲制度以户为计算单位，总的人口数则无统计。明朝洪武初期，衡阳县编户五十一里，衡山县编户十七里，耒阳编户二十八里，常宁编户七里，安仁编户十五里，酃县编户十四里，桂阳编户四十六里，临武编户二十五里，蓝山编户二十五里②，而这些数据也只能作为对明初衡州府人口大致估算的一个参考值。
根据万历《衡州府志》统计，万历年间，衡阳县共12720户，计79315口；衡山县共4521户，计37122口；耒阳县共4346户，计50009口；常宁县共1591户，计8071口；安仁县共5506户，计17588口；酃县共2135户，计8516口；桂阳州共11050户，计51942口；临武县共6075户，计41265口；蓝山县共4010户，计26418口③，全府共计51954户，320246口。据万历《衡州府志》书前序言说“开馆于万历癸巳（1593）三月朔，成于八月既望”④，此时已是万历二十一年，且资料来源可能不一致，导致上述各县具体户、口数据与表格中万历六年户、口数有一定的差距，但是这并不妨碍这些数据成为万历年间衡州府的人口数量的大致反应。从这些数据中不难看出，由于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衡州府的人口数较洪武二十四年有了显著的提升。
明末清初，湖南人口因为战乱，急剧减少。崇祯十六年，张献忠攻入湖南，“进陷衡州，喋血千里，割人手鼻如丘”⑤、“张献忠纵火焚桂藩，府城内外，庐舍灰烬”⑥；顺治四年八月初九，湖广巡按湖广湖南监察御使张懋缣傅剑骸昂庵莩连年兵寇杀掳之外，上岁颗粒无收，春夏米价腾贵，百姓饿死大半”⑦。
清初的人口统计，是延续明朝“丁”统计方法，顺治到雍正时期的户口只有丁数，而没有真正记录实际人口的口数，所以“顺治八年至乾隆五年的丁数从来不代表人口”⑧。乾隆之后，人口统计的数据才转为对人口的统计，才有了较准确的人口数字。从表格中嘉庆间的人口数据可以看出，清代在经历康乾盛世之后，衡州府的人口数量有了显著的提升。清康熙51年，清政府规定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丁数，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帝时又推行“摊丁人亩”的办法，这样，汉唐以来的人头税废除了。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进一步松弛。摊丁人亩对我国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有学者认为“‘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实行以后，丁税劳役俱免，人们不再需要以逃亡和隐匿的办法逃避丁银。这不仅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且促进了人口出生率的提高。”⑨
虽然经过康乾盛世之后，衡州人口数量激增，人口密度比明代也有了显著提升，但总体而言，人口分布仍比较分散。据光绪《衡山县志》记载：“衡民自城市而外，聚处者少，一区不过数家，一家一苑，不成村落”、“按衡农居平原沃壤者十之四，居水涯者十之三，居山间者亦十之三”⑩。衡山处湘江中游，算地理优越的富庶地区，人口分布尚且并不集中，可见衡州府其他地区大体也是如此。战争无疑是影响人口数量的重要因素之一。清末，太平天国战争持续14年，湖南为主战场之一，“1851年，衡州府人口为275.4万，1865年为222.5万，期间损失人口52.9万”11。战乱巨大的破坏力，造成了衡州府人口的大量死亡和逃亡，田地荒芜，无法继续生产。
2、人口空虚与外来人口
明清时期，衡州府的外来人口中，数江西籍最多。学者谭其骧有这样的结论：“湖南人来自天下，江、浙、院、闽、赣东方之人居其十九；江西一省又居东方之十九；庐陵一道，南昌一府又居江西之十九。”12这也印证了“江西填湖广”的俗语。明清时期长沙、衡州、岳阳和常德因为经济开发条件较好往往成为移民的首选之地。明代文学家于慎行在考察了江南人口分布情况后谈到：“闽广、扬淮其适中者也，而最稀者湖广，最密者江浙”13。在明以前，江西就属于全国经济发达的地区，无论是人口还是经济都超于湖广之前。根据学者张步天的统计，洪武二十六年，江西人口密度约为58.37人/KM2，而湖广行省的平均人口密度约为12.98人/KM2，而当时全国人口密度约为18.36人/KM214。这其中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且当时““江西州县，多有无田无业之人”15，因此相对人口稀疏且相距不远的湖南省成为移民的的合理之选。江西移民也成为补充湖南人口的主要力量。
根据《湖南氏族迁徙源流》的相关内容进行统计，仅明确记载为洪武年间从江西迁到衡阳县、衡南县的氏族就有：“洪武元年从江西庐陵迁入的衡阳西渡镇同井头清平贺氏、洪武十四年从江西莲花县良坊迁入的衡阳长乐贺氏、洪武年间从江西吉水迁入的衡阳李氏、洪武年间从江西吉安府吉水县迁入的衡阳当福刘氏、洪武初期从江西南昌府丰城县迁入的衡阳蒸溪刘氏、洪武年间从江西泰和县迁入的衡阳白露塘刘氏、洪武二年从江西永新迁入的衡阳乌石桥刘氏、洪武八年从江西丰城迁入的衡南花桥镇甘氏、洪武二十年从江西丰城迁入的衡南何氏、洪武间从江西泰和县迁入的衡阳周氏”16。这仅仅是特定时期的特定区域的相关内容，但从中不难看出，在明初的确有大量的江西人口迁入了湖南。清顺治时期，酃县一带也有“赁耕半外来之民”17的现象。“江西填湖广”的移民风潮，也为建设衡州开发衡州提供了坚实的力量。
明清时期，人口的增多与外来人口的加入，为衡州府的农业开发提供了劳动力，也带来了优于传统的的劳动技术，为粮食的增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移民对衡州的开发，最显著的成果即体现在荒地的开垦与粮食产量的提高。同时，农业的发展也反作用于人口，丰足安定的生活激发了人口的增长。
1、荒地开垦
朝代更替所引发的战争，使得大量田亩被迫荒芜。元末明初以及明末清初，衡州因为战争的破坏，抛荒很多。衡阳《厚雅田王氏谱》载：“明初时湖南大乱之后，人烟稀少，朝廷调江西户口于衡，至者，各插标以记，谓之安插户……一时安插户，屯户，军民阡陌，杂错不睦。我肇祖随蚁赴之众，数标杆为记。划一亩之丘，挫棘楚，芟蒿蓼，禳除厉魔，挺貔豹，奠定其家室，以繁育其子孙。”18顺治初年，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湖南衡、永等处卫所，数年并未开垦……是幅员虽广，空地甚多。”19
一旦政权稳定之后，统治者往往实行奖励开垦，与民休息的安民政策，加大了人们对荒地开垦的积极性，也为人口的增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明清时期，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垦荒的政策。洪武元年曾下诏：“各处荒闲田地，许令诸人开垦，永为己业”20，清朝廷也采取轻徭薄赋和鼓励招垦的政策，使得衡州府荒地的开垦取得很大的成效。据《湖南农业志》记载，康熙四年，长沙衡州共开垦荒地3313顷66亩21。
2、粮食的增产
人口增加，要求粮食也相应的增加，因此一方面努力垦荒扩大耕地面积，另一方面则不断优化生产技术，以期增加粮食产量。明清时期，湖南的粮食产量不断提高，“长沙、衡、永数郡盛产米谷，连墙街尾，浮巷梧直下羊城”，且逐渐形成了形成了岳阳、长沙、湘潭、衡阳四大粮食集散地，衡阳民间更流传有“惟我楚南，号称米乡，吴越告来，风帆相望”22的民谣。
水利工程的兴修，直接影响粮食的产量。如衡州府耒阳县之东湖塘，可灌百亩。据学者统计，明清时期衡州府堤堰数就有199座23，这为粮食高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优质稻米品种的引进则成为衡州府农业生产进步基础。外来人口，为衡阳带来了新鲜的、先进的劳动生而种以闽人，胃开湘浦”24。类似于靛苗的优质品种，提高了粮食的产量，是粮食实现增产的重要保障。
酿酒业所消耗的粮食量是巨大的，湖南饮酒之风盛行，而衡州人尤甚。衡阳县“县人待宾客，镐工作，莫先于酒。率一人食一升米酒，亦一升米。其r遗沽及运鬻他境者，百货之内，费谷千万石，……商贾m肆，恃贩酿为食者殆万人”25。“酒坊遍布城乡，虽穷乡僻壤，纵横一里之中，可得五六七家，多者至十余家……若城市，如衡州城内外之数千家，宝庆之每村必十余家，湘潭城总之七八百家”26，且衡阳县“产酒户万家，藉于官者四千七百”27。酿酒行业的发展，是需要大量的粮食作为供应支撑的，明清时期，衡州府酿酒业如此繁荣，足可以证明衡州府粮食的丰足。
在明代，湖南的耕种方式还比较落后，粮食产量并不是太高。从明代的“湖广熟，天下足”发展到清代的“湖南熟，天下足”，标志着湖南农业发展的新高度。“明清时期对于抛荒土地的开垦，对湖南稻谷生产起到十分巨大的推动最用，也使湖南成为全国稻谷的生产和输出中心。”28衡州府虽比不上得天独厚的洞庭湖区，但地处湘江中游，也能称其为地理优越。“至乾隆末年，仅衡州府的户口比明末清初增加了42%，人口增加了45%，土地增加了36%，粮食总产量增加41%”29。粮食的增产，保证了人们的粮食供应，对衡州府商业贸易的发展也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衡州地区的农业开发不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到达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注解：
①户数资料来源分别为：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四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1页、光绪《湖南通志（三）》卷四十八《赋役志一・户口一》，台湾华文书局，1967年，第1239―1240页、光绪《湖南通志（三）》卷四十八《赋役志一・户口一》至卷四十九《赋役志二・户口二》，台湾华文书局，1967年，第1235―1273页。口数、面积、密度资料来源于：王勇：《湖南人口变迁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6、248页。
②嘉靖《衡州府志》，卷一《建置・沿革》，第45―48页。
③万历《衡州府志》，卷四《赋役志》，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书
④万历《衡州府志》，伍让序，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书
⑤同治《长沙县志》，卷三三《兵难》。
⑥光绪《湖南通志》，卷八八《兵事三・武备》，第1893页。
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著：《明清史料丙编下》，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19页。
⑧何炳棣著，葛剑雄译：《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三联书店，2000年，第40―41页。
⑨郑天挺主编：《清史（上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76页。
⑩光绪《衡山县志》卷二十，第4页。
11转引自易晓萍：《明清时期湖南人口迁移及其规律研究》，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1页。
12谭其骧：《湖南人由来考》，《长水粹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11页。
13于慎行：《谷山笔尘・形势》卷二十，中华书局，第56页。
14张步天：《中国历史地理》下册，“明代各省人口数字”表，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第408页。
15《明太祖实录》卷二五零，第3619页。
16湖南省图书馆：《湖南氏族迁徙源流》，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
17同治《酃县志》卷二十《拾遗》。
18转引自杨宗铮著：《湖南客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2页。
19（清）刘馀谟：《垦荒兴屯疏》，魏源：《魏源全集（第15册）》，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21页。
20吕毖：《明朝小史》卷一《大赦天下诏》。
21湖南农业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农业志第1分册》，湖南农业厅，1985年，第130页。
22乾隆《衡州府志》卷一五《仓储》。
23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7―58页，表2―3明清时期湖南各府州县堤堰统计
24光绪《湖南通志》卷六十，《食货六・物产》。
25同治《衡阳县志》，卷十一《货殖第十》，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84页。
26转引自吴正东：《明清时期湖南人口与社会变迁》，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44页。
27光绪《湖南通志》卷六十，《食货六・物产》。
28吴琦：《清代湖广粮食流向及其社会功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第88页。
29转引自易晓萍：《明清时期湖南人口迁移及其规律研究》，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