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别名看CSR的概念演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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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不仅是实现财务绩效最大化，同时要兼顾社会绩效和环境绩效。

可持续发展原本诞生于更为宏观的语境，用来尝试探索人类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1980年，国际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共同《世界自然保护策略：为了可持续发展的生存资源保护》，其中可持续发展第一次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出现；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份报告中首次给出可持续发展的定义――“资源利用、投资方向、科技发展定位和制度转变等既满足当代需求，又符合未来需求的变化过程。”其后由于受到政府、企业、全球组织、非政府组织的大力追捧，可持续发展很快成为20世纪90年代的热词。一旦流行，热词往往会脱离原来的语境而变得含义纷乱、面目模糊。“可持续发展”也同样如此。

目前关于企业可持续发展含义的界定尚未形成一致的观点，比较能够形成共识的是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如下两个特征：一是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与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息息相关，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债权人、供应商、顾客、员工、政府、环境等诸多因素；二是财务、社会和环境绩效成为“21世纪企业的三重底线”。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不仅是实现财务绩效最大化，同时要兼顾社会绩效和环境绩效。可持续发展的加亮，使企业利益相关者名单加入并凸显环境要素；三重底线的彰显，使社会和环境战略成为企业公民意识觉醒和成熟的出口。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获得经济利益从而得以持续存在、持续发展，这是企业可持续发展蕴涵的商业逻辑。

双赢是一种真实存在。现在的汽车制造商、家电厂商、电子产品生产商和某些消费者产品公司常常使用面向环境的设计原则，使产品在可循环使用、有害废弃物的产生、耐久性和可修理性等方面效能更高，这样企业在尽可能减少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同时，也节约了成本、获得了可观的经济利益。生命周期评估是企业内化产品环境影响的另一个法宝。比如西门子公司在评估洗碗机的生命周期后发现，洗碗机生产只占产品整个生命周期所用能量和材料的2%，而产品使用则占所用能量和材料的96%。在一个环境立法严格和公众环保意识强烈的氛围中，设计消耗较少能量和水的洗碗机，不仅使企业收获良心品质的赞誉，也使企业赚得盆满钵满。

可是，如果对环境的关注与企业经济利益相互矛盾，如果财务绩效与社会和环境绩效不能得兼，又该如何？这也是一种现实。日本丰田的绿色环保形象得益于其混合动力车型普锐斯，但其同时也生产高耗油的运动型多用途汽车，你认为丰田应该卖更多的普锐斯吗？实际上，运动型多用途汽车的销量远远超过普锐斯。再如沃尔玛的生态商店，固然采取了诸如降低能耗、使用可再生材料等环保创新举措，但驾驶距离的增加使环境成本不降反升，同时选择经济上只能支撑一个购物广场的小镇作为发展战略也破坏了社区发展。你认为沃尔玛应该改变战略吗？Oh No，沃尔玛总会找到自圆其说的理由。当无法获得双赢的局面时，企业关注的终究是最贴近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切点，归根结底是经济底线决定了企业对社会和环境问题的投入程度，社会和环境绩效的模糊难评也为企业的躲闪提供了便利的借口。换言之，我们很难指望企业在经济利益受损的情况下仍然自愿坚持对环境和社会有益的做法。有人对美国311家公司环境策略所做的调查表明，政府立法在改变企业做法方面更具影响力。如果不想企业将可持续发展仅仅打成一张自我标榜的牌，政府就必须有所作为。

更进一步而言，企业的选择或许与可持续发展的范式选择有关。可持续发展领域存在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强可持续性和弱可持续性。强可持续性假定自然资本不可替代，弱可持续性假定自然资本可以替代。如果不能替代，则环境因素就是一切行动的至高约束和第一要务；如果可以替代，则环境要素即使上榜利益相关者名单，但决不会居于榜首。主流的企业理论和现实的企业实践都选择了后者。当雀巢公司被指责为取得棕榈油而毁坏热带雨林从而造成公司形象受损股价大跌时，环境问题就是雀巢亟待解决的重要利益相关者要素。无论如何，股东始终才是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背后的逻辑――具有环保和社会责任的企业能够提供长期股东价值，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说企业公民意识是企业对社会责任担当的主观自觉，那么可持续发展就是企业必须履行社会责任的客观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