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成长的社会网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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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小企业成长与社会网络的关系:样本调查

不难看出，企业或企业家的社会网络(en-terprisesocialnetworks，ESN)①只有在企业的成立时间达到一定阶段之后才有可能产生比较多的正效应，而年限短的企业很难获得这一种收益红利。而目前中国由乡土社会②在向契约型或工具理性式人际关系情境的蜕变过程还未完成，“关系”仍是重要的管理问题和关键竞争要素。而企业成立年限时间越长，其所积累的情感类社会资本就越丰富，而在“关系”架构下的中国社会，这一类社会资本在企业的资源获取性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据官方数据，2011年北京市第三产业在地区GDP及就业构成中分别占76．1%和74%。另据北京市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2006年北京市个体经营户中第三产业占到64．9%。因此第三产业在促进经济转型及提高城市居民收入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由于第三产业本身具有市场需求变化大、不确定性很强等特性，因而是中小企业相对集中的生存场所。因此中小企业的发展对北京地区具有重要战略性影响。为进一步了解北京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现状并提出有效建设性意见，作者所在学院下设的中小企业研究所于2012年就北京市科技型中小企业为对象组织了一次企业调研。此次问卷主要以企业的社会网格化对其成长性影响为探测点，问题的大类设置包括:①企业成长性情况;②企业与社会网络结点的联系情况。通过对数据的归纳分析，发现北京市中小科技企业的成长性与网格化关系非常显著，也即社会网络(socialnetwork)在“关系”情境下对企业成长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有时甚至事关企业生死存亡。如表1显示，企业销售额增长率与企业成立年限呈大致正向相关性，成立时间较长的公司在销售绩效上比成立时间短的表现强许多。这当中的玄机就在于企业生存时间越长，其社会网络的基础性构建就越成熟，导致其交易费用及风险的降低，这一作用在以“人情”为纽带的中国社会中更为明显。

而强弱关系的存在与结点的特质有关，网络结点的特征也理解网络功能的一个重要维度，如找工作案例，社会网络结点的性质对就业成功的可能与质量都发挥着很大影响［25］。因此，中小企业社会网络中的不同结点的质量、功能与效率对中小企业成长具有非常大的直接影响。在现阶段的中国情境下，某些重要的有价值的稀缺资源是通过社会网络机制来传递、借用或转移，因此，占据有利位置的行动者可以通过控制甚至阻断资源的流程来获取对其他行动者的支配权［24］。由于“中国模式”的重大特征之一就是政府主导型发展，因此拥有广大政府人脉的企业家在“人情式”管理范式中存在着明显的结点优势。如表2所示，与政府保持裙带关系的国有企业中受益于“政府联系”这一条网络连接的企业占60%，远高于其他类型企业的同一比重。对国有企业来说，政府是其社会网络中的关键性节点，此联结给国有企业带来排他性资源获取功能。但同时由于国有企业社会网络的先天性特质，其结构洞(structuralholes)可能多于民营企业的社会网络结构，而占据结构洞中心环节的企业在这样的社会网络中可以获取天然地位优势。相对来讲，民营与外资觉得政府联系“比较有帮助”更多的是侧重于场准入限制的开放性及经济自由程度角度而言，因而它们的社会网络结构“非冗余”的特征就不太明显，因此企业的竞争力能获得提高。

2中小企业的社会网络特质研究———基于调查结果的分析

在中小企业社会网络中，主要节点有各中小企业、政府、金融机构、高校科研院所及中介服务机构5类，主要节点之间存在着各不相同的联结模式。其中，中小企业之间是否有良好的组群效果可通过SNA中的凝聚子群分析给出答案。而网络中心性(networkcentralization)可反映企业之间的内聚性，其越接近于1，表明网络节点关系越紧密。实际上，SNA测量和分析所用的概念和术语很多，如密度(density)、度分布及节点中心性(degreecentrality)等。在此次调查(2012)中，针对中小企业与网络中其他节点之间的联系进行问题设置。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定性分析来判断，中小企业与网络中成员的关系基本处于事务性层面，与中小企业“接触频率最高”的三个节点是工商税务机构、供应商及政府主管部门，选择此三项作为其接触频率最高的企业达145，占比达72．5%。说明目前中小企业网络仍处于一元单向索取型关系阶段，即企业就具体事务与这些节点产生硬性工作联系。再者，虽然与“大学科研机构”有接触的企业占比为73%，排在“工商税务”、“供应商”、“竞争对手”“主管部门”之后。但从访谈结果来看，中小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关系强度非常弱，说明目前中小企业网络中仍缺乏有效的产学合作机制。中小企业网络中的另一个重要角力点在于融资结构。根据李微山等的研究［26］，他们以西安市莲湖区桃园开发区50家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Uci-net软件进行分析，发现金融机构的度值为10，其中，出度仅为1，而入度为9，说明50家中小企业中有融资需求的占20%(10/50)，但仅有2%(1/50)获得了银行货款支持，18%的企业从银行融资比较困难。此次调查也发现与融资服务机构的接触率排在9个部门的最后一名，中小企业与融资服务机构的联系强度还有待加强。据付宏对湖北省10个城市中小企业的调研，内源性融资(56．8%)和家庭朋友(55．8%)是中小企业最主要的资金来源渠道。说明在融资过程中企业家社会网络中的亲属关系层圈至关重要，而采用社会契约化方式仍有困难。目前国有规模以上银行基于自身经营原则未能满足中小企业资金需求，其实也无可厚非。问题关键是针对中小企业信贷的专业型小银行太少，与欧美国家中小资银行数量相比差距很远。据卢东斌等针对200多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问卷调查中，69．06%选择融资与信贷支持作为其对政府支持需求选项，说明多数面临融资困局。而他们的研究同时还指出外部融资障碍是构成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瓶颈因素之一［18］。总体上当前中国情境下中小企业社会网络中缺乏内涵式的服务型或创造式的关键性成长助力，企业成长往往依赖于领导特质决定下的人际脉络③。

3实证检验———部分最小二乘法(PLS)

当数据总体满足高斯—马尔可夫条件时，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的估计将得到一个很好的估计量，但当多个自变量存在严重相关性时，其求解过程存在严重的舍入误差，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量会失效。而实际工作中变量的多重相关性是普遍存在的，部分最小二乘法(PLS)很好的解决了这些问题［27］［28］。在利用部分最小二乘法进行建模前首先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目的是使样本点数据原点与总体一致，将自变量矩阵X与因变量矩阵Y标准化后分别得到。分别是y的均值和标准差。PLS考虑了数据的冗余性，因此通过对E0和F0进行正交分解，确定各自的第一主元评分向量。直到残差矩阵中几乎不再存在有用信息。由于部分最小二乘法是多元线性回归，典型相关分析和主成分析的有机结合，且部分最小二乘法所提取的成分既能较好地概括自变量系统中的信息，又能很好地解释因变量并排除系统中的噪声干扰，因而有效地解决了自变量间多重相关性所引起的建模问题。对中小企业成长及社会网络关系的调查采用4维量表法。成长指标要求被试者就“近3年，贵企业销售额变化［s2］④”进行选择，分别“一直快速增加”、“一直平稳增加”、“基本没变化”、“有所减少”。而对中小企业社会网络结点(政府［c5］、大学和研究院所［d6］、供应商［e6］、同行［f5］、协会［g5］、中介机构［h5］及金融机构［j7］)作用的衡量是“对贵企业成长或发展帮助有多大”，分成“非常有帮助”、“比较有帮助”、“帮助程度一般”、“帮助极少”。从相关性检验中可以发现，企业销售额与各变量之间没有发现部分正相关，且各变量之间呈多重较强相关性。正好最小二乘法能克服这一缺陷，由于只存在一个因变量，因此这是一个单变量部分最小二乘回归模型(PLS1)。运用IBMSPSS22．0的部分最小二乘平方扩展功能，由于不必衡量因素之间交叉后的回归效应，从而选择主效应模型方程。具体结果及潜在变量变异表如表4和表5。可以看出PLS排除了“非常有帮助”这一选项，与之前中小企业社会网络内撑性关系较弱的结论相吻合。另外，结果表明中小企业快速增长与政府、协会及金融机构呈负相关，说明在目前中小企业网络中政府或带政府色彩的网络结点发挥作用的空间还很大。

4结论与展望

本文尝试从社会网络(socialnetworking)影响中小企业成长的角度，探索社会网络在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范式。结论显示:在中国“关系”主导式情境下，理性契约式社会网络特质未能建立，但在“资源获取”和“交易”方面，“关系”意义建构上的社会网络发挥着关键作用。基于年限与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本成正比的假设，由于中小企业成长与企业经营时间及董事长年龄具有正相关性，可以初步推断社会网络与中小企业成长与发展也形成正比例关系。另外，北京市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调查显示，成立时间与销售额增长率具有相关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网络效应机制的发挥，是一种中国情境下的“人情依赖”对“工具信任”的补偿。但多数研究及本文作者也发现，目前中国中小企业社会网络结构松散，与“硅谷”式联盟在自发性及粘合方面还存在不小差距。但通过对深圳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分析，企业家经历对公司的创业及成长起着第一位作用，良好学历背景基础上的社会阅历也是“契约信任”的一种补偿。在无“契约化”精神导致守约惯性的社会情境下，企业家的社会网络关系能带来许多隐性的有助于企业成长的因子。而社会网络与企业成长之间路径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需要未来研究关注。

作者：朱福林陶秋燕单位：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