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望及爱 一体三位――循道会士柏格理形象论发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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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百年前宣道华土的英籍循道会士柏格理，究竟具有着怎样的形象?这一论题长期困扰着中外学术研究界。笔者认为，只要立足于柏氏的信仰之“根”、身份之“本”以及大爱之“工”，便不难对其总体形象作出辩证解读和理性论析。质言之，柏格理就是一位以“信望爱”三种根性和美德写就的形象。
关键词：塞缪尔・柏格理；循道公会；信望爱；形象
中图分类号：B97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5－0179－07
引言
百余年前的英籍循道会传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1864－1915)，为了求索上帝的道，弘扬主的福音，履行基督徒的天职，于是弱冠东渡远涉中土。继而孑身前往那天荒地绝之域一贵州威宁石门坎。在“回徒本墨守宗风。孔教且素持外攘，禅宗既穷超生之路，道派更绝换骨之丹”的异质文化语境中，既疏瀹五藏又澡雪精神，艰难地呼唤着旷野中的迷途羔羊，悉心地牧养着上帝的子民，默默地收获着东方的灵魂。历经十一载心血浇灌，终将一个藉刀耕火种生存、靠结绳刻木记事的化外“炼狱”，铸就成为“香港第二”的海外圣地；使一个“数千年之羁縻屠杀”加儒教利器仍无力彻底化服的“崇巫尚鬼”民族，引领教导成羊――匍匐于救世主脚下，皈依于陌生的“基督”；通过创字释经与文化改良，将原本荆棘密布的“野橄榄”丛，培植成了基督的“真葡萄园”。于是，开物成务而良苗一新。
然而，如何看待这样一位宣道之士与化育之师?如何评定他所扮演的角色?尽管柏格理自身对其来华动因曾作如是表白：“我们在这里不是政治人，不是探险家，不是西方文明的前哨站。我们在这里是要让他们皈依”但是，如此的自白，在学界并没有获得一致论定。概而言之，誉之为“灵肉之师”、“苗族的摩西”乃至“苗族救星”的有之；斥之为19世纪寄生于英国殖民者卵翼之下的“文化侵略者”的有之；抑或笼统称之为重铸中国文化精神和救赎民众肉身的施恩者的亦有之。“19世纪时，商人们来中国谋求利益。外交官和军人来到中国则谋求特权和让步。外国人中间唯有基督教传教士到中国来不是为了获得利益，而是要给予利益；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至少在表面上是为中国人的利益效劳。”总之，各种界说莫衷一是。恰如美国学者费正清所叹：“如何评价传教团体对中国的影响是一个真正的难题，这可能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然而，笔者认为只要立基于柏氏的信仰之根、文化张力消解之法、身份认同之本以及大爱之工诸维度，便可理性地思考、辩证地分析和学理性论证出柏格理的总体形象。质言之，柏格理之所以具有“上帝忠臣”般的超凡定力，之所以具有为爱献身的凛冽勇气，之所以具有“中邦良友”的决然毅力，一切皆源于他对“信望爱”的信守和弘扬，换言之，他实质上就是一位以“信望爱”三种根性和美德书写而成的形象。
“信望爱”(Doetrine of Faith，Hope，Love)和“一体三位”
(或三位一体)(Doctrine of Trinity)，本是基督教的两则基本教义。而在本文中，上述两个指符的实指意义，乃是其本意与转义杂糅而成的“寓意”。
“信望爱”教义被视为基督徒应该具备的三大美德，源于《圣经》经文“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分而言之，
“信不仅仅是理智上赞同基督教的教义，还包括彻底地献身于基督，奉他为生命的主。”“望”则根基于耶稣的复活。基督是人心中荣耀的盼望，选民所盼望的，正是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至于“爱”，则是上帝的本真，是《新约》阐扬的最大诫命，更是基督徒的最大美德。正如耶稣教导的那样：“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在具体操守和践行上述诫命的过程中，信徒应遵循的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的法则。借经文之言，“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三位一体”思想是基督教存在的基石，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教义。其本意指上帝只有一个，但包括圣父、圣子、圣灵(圣神)三个位格。三者虽各有特定位份，却完全同性同体，彼此间既无大小之分，更无尊卑之别。
如前所论，本文所言说的“信望爱”与“三位一体”(或“一体三位”)，实乃教义特指指符意义与其转换涵义交融而成的“寓意”。要而言之，柏格理作为造作石门坎神迹的外在推力和主要担纲者，之所以能够义无反顾地弃绝似锦前程，毅然决然地挥别故土亲人，出生入死于古径云封的蛮夷之境，坚定不移地植根于苗疆山水，“舌焦唇敝，废寝忘食，教导慕道者识字读经，医人疾病，怜恤孤苦，再接再厉死而后已。”这一切的成因和动力，无不源于作为基督虔诚信徒的他，对上帝之道的无比信奉，对苗族苦难“同胞”蒙主恩典的持久守望，以及对妙道本真“大爱”的践行不辍。
信：传卫理薪火作上帝忠臣
概而论之，循道公会传教士柏格理的“信”，主要体现于三个向度。一是“信奉”：身为基督徒的他，不仅始终不渝地笃信上帝、一以贯之地追随基督，而且还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了弘道的天职；二是“信守”：表现在对循道公会(卫理宗派)悠久宗风的信守和弘扬；三是“信仰”：信义的家道渊源与利文斯顿堪为垂范的表率作用，彼此形成合力并共同构筑起了柏氏效法的现实坐标。
柏格理何以能够如此虔信上帝圣道，甚至不惜以生命去书写和践行“信”的本真?根本原因之一，是其基督徒的“身份标识”及其相应的“恭承天命”道义和担当使然。“从信仰角度而言，基督徒最简单的定义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当然，如此的界说并非基督徒的全部指涉含义。基督徒的意义还在于变得像基督那样，成为信奉上帝圣道的谦卑而虔诚的门徒。易言之，在内质操守上具有耶稣般的根性和品德，在外在言行上奉耶稣为效法的楷模和行为的表率，并不遗余力地遵从导师的教诲――信守和遵从上帝的圣道，接受上帝的感召，信靠耶稣其人及其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赎之功。耶稣曾晓谕门徒务将圣道传通天下、把福音施与万民。“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柏氏曾向世人反复阐明，其决意明志做“上帝忠臣”并远涉中土宣道，旨在使这个世界上“异教徒”最密集、最众多的国度皈依于基督，沐浴到上帝的恩泽。“我们来中国，是因为我们相信，乃上帝派我们来让这些人了解基督福音。”“余之来华，惟希获得一种民族之信仰，完成余之夙志，虽牺牲性命亦在所不辞。”
如果说弘道播教，旨在作“上帝忠臣”；如果说“为基督征服世界”，意在“恭承天命”。那么，柏氏在弘道过程中，所躬行的冒棘披荆于古径云封的残山剩水之地和“服习起居随处与人相同”的宣教方略，则在于对循道公会教派宗风的薪火相传。正如《溯源》碑文所言，“叱石成羊，亚伯拉罕之子孙； 攀门附骥，衍马丁路德之薪传。”
基督教循道公会(Methodism or Methodist Churches)又称卫斯理宗(Wesleyan Methodist Society)，是18世纪福音运动的产物。该宗派主要由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和查尔斯・卫斯理(Chades Wesley，1707-1788)兄弟俩所创立，旨在挽救英国国教会所面对的信仰危机，以复兴基督教对社会草根民众的吸引力。“18世纪初正是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工人劳动条件恶劣，生活极端贫困，社会动荡，道德低落，人们宗教感情普遍较淡漠。资本主义的发展呼唤着一种更能与之适应的新兴的基督教教派的出现。”为了顺应当时特定时空维度下的灵性需求，循道公会于是就应运而生了。
客观上讲，卫斯理兄弟当初所求索的，并非是对圣公会教义进行拔旗易帜式的变革，而是在于提高每个基督徒的灵性修养和道德水平，在于充实教会对上帝的崇信，在于增强个人对上帝的诚信与依从以及强调个人获得上帝恩宠救赎的体验。要言之，“它们与正统教会的区别_不是在教义上，而是在宗教实践上。”约翰在循道公会《教规》中曾指出：“从形式上看，所谓教会团体，只不过是一群索求神的力量的团体罢了。他们团聚起来以便一同祈祷，相互劝勉，互相关爱，彼此相助而求得救赎。”
在潜心研究了《圣经》及新教各派的宗教思想后，约翰・卫斯理一方面充分吸纳了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教义，强调信徒无须通过主教、神父的教阶制度做中介，而是凭借信仰，直接同上帝交通而得到拯救。另一方面，又全面明确了信徒应严格遵循的忠于《圣经》、忠于传统信经教义、过循规蹈矩生活等一系列行为规范。“强调以《圣经》正典为最高和唯一的信仰源泉和生活准则，所做一切都是为了荣耀上帝的圣名；主张基督普遍之爱，认为上帝施救恩于一切人，不分贫富贵贱，凡信仰者均可获救；重申路德‘唯信称义’教理；继承清教徒传统，提倡生活艰苦勤俭，不吸烟，不喝含酒精的酒，守诫命，济贫弱。信徒由于宗教生活严格，被称为‘循规蹈矩’者。”
循此可知，柏格理在宣播福音圣道途中，为将福音植根于花苗民众的心灵，既苦其心志又劳其筋骨，奔走呼号于危绝的乌蒙山巅。“举凡瘴雨蛮烟、察会荒冷之区，靡费足迹殆遍。”古道热肠，恳挚殷切胜过家人父子；一片荒地，历经心血浇灌与极端经营后，终至“崇墉栉比”。凡此热心与定力，着力传载了卫理之薪火，彰显了循道之宗风。
当然，除了誓作“上帝忠臣”、慎守基督徒本分、承继卫理薪火传循道宗风外，促使柏格理甘当圣道传人的另一要素，在于其家族信道弘道的遗风。据史料记载，柏格理家族一直有着笃信上帝、炽爱圣道和传扬事工的悠久传统。显然，如此浓烈的宗教氛围与家族遗风，对其人生的抉择，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望：祈“同胞”蒙恩盼传通苗疆
对上帝圣道笃信无疑的柏格理，在践行基督的宣道使命上，总是充满着激情、饱含着期望。柏格理的“望”主要有着三层意蕴：一是“伏望”――为能昭彰圣恩，伏望渔人得鱼，即便历尽坎坷、心力全耗也初衷不改；二是“祈望”――祈望“同胞”蒙恩，期盼圣道通传苗疆；三是“渴望”――渴望潜心劳作与悉心灌溉后，能使“野橄榄枝”接“真葡萄树”，从而再现当年李温司登在非洲传教的盛景，引导一个民族皈依。
然而，就客观条件而论，柏格理入华之际的文化语境，对其布道并不十分有利，特别是在辗转漂泊于昆明、会泽、东乡与昭通之间的岁月里尤为如此。由于置身于以孔孟儒学为国之利器和文化本根，而佛道诸教往往被视作教化蚩蚩之氓识天命、循性道、修圣教及守伦序之器的文化语境中，因此，基督教“非我族类”的异质“他者”身份，着实难有大的作为。韦伯曾把儒学定性为一种“拒斥任何类型的救赎教义”的宗教。“儒教伦理中并没有救赎的观念。儒教徒当然没有被‘拯救’的欲望：不管是从灵魂的轮回，还是从彼世的惩罚当中被拯救。这两个观念都是为儒教所不知的。儒教徒无意于弃绝生命的救赎，因为生命是被肯定的；也无意于摆脱社会现世的救赎，因为社会现世是既有而被接受的。”儒家学说所注重的，是现世今生，关注的是如此存在的此世事物，质言之，现实此岸世界中一身、一家、一国和一天下的事。大凡足迹无法抵达之地，耳目无法感受之境，现世无法企及之域(彼岸世界)，都不予作过多的究诘。
正是由于遭遇着传统文化沉积厚重的汉族民众为主体的生态环境，并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云南教会既定的宣道方针――“在云南的汉族人中进行工作，并没有把布道延伸到中国西南各省毗邻区域的非汉人各民族中”，所以以直至洞开石门之前，无论柏氏及其教友们是多么地苦心劳体，多么地执著经营，但其成效始终是那么甚微，收获始终是那么寥寥，甚至一度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为了间接消解同中土文化主体间的异质张力，突破制约宣道传教的文化语境瓶颈，实现圣恩昭彰的“伏望”，柏格理即刻全面反思了此前道途受阻的成因，立速修正了先前的宣教方略，将目光转向受儒释道思想浸染相对较少的僻远地带，将心力倾注到崇山峻岭中肉身和灵魂都在饱受煎熬的少数民族同胞身上。
传教方略的转变，不仅立即摆脱了多年裹足不前甚至陷于绝境的情势，而且转机由此而开，为实现“同胞”蒙恩、圣道广播的祈望，获得了机缘。当柏格理的脚步一跨进花苗聚居的石门坎，便立刻体味到一种山穷水复终见路、柳暗花明春满园的别样风情。易言之，如履薄冰的宣道岁月就此终结，生机盎然的希望田野行将涌现。“伟大开拓性的牧羊人，终于找到并赢得了迷失在山野里的羊群。”如其回忆录《苗族纪实》所言：“祈祷有了回应，长期被迟延的希望得以实现，荒野里初绽出朵朵鲜花，圣灵的工作公然启动。复兴并没有按照所期望的方式到来，我们指望在花园里经过培植的小块土地上显现花蕾，上帝却让山花在荒野中突然怒放。我们盼着涓涓细流汇成江河，而上帝却击穿峭壁，让巨大的山泉从中涌出。在云南及其姊妹省份贵州，十年前总共仅有一百名教会成员，现在却大约有一万人之众；以往基督教的追随者不足千人，现在则有十万名。”
毋庸置疑，推动传道事业发生实质性转变的动因极其复杂，可分为内因和外因两种。如果说柏格理披星戴月、日夜兼程的辛勤劳作与卓尔不群的心智，形成了外在的推动性成因，那么，宣教方略的改弦更张和苗族群体的主体性诉求，则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内在要素。众所周知，“基督教是一种，但宗教归根结底仍是一种文化，它是奠定在深厚的文化基层上的。因此，它的传播也必须寻求在文化上易于认同的土壤。”柏氏的心智正体现于此：通过自身同石门坎花苗相似的少数民族身份，辅以“衣苗衣”、“食苗食”、“居苗所”、“效苗行”、“言苗语”、“疗苗疾”以及“治苗心”等系列本土化举措，从而在误读与误释中不但使相互间的异质张力消融殆尽，而且求得了彼此间的“认同”和接纳。
据载，投身于石门坎宣道事业的传教士，大都属于英国的少数民族，属于来自山区的乡下人、农民和矿工，属于生活贫寒但受过良好教育且工作勤奋的一类人。“柏格理家族在历史上即属于英国的少数 民族族群之一，并与中国西部苗族一样有一段相似的被迫向西南方向迁徙的经历。”这一史实，无论是在柏格理之子沃尔特・柏格理的追述里，还是从英国林肯大学的艾莉森・刘易丝教授(传教士甘铎理的女儿)的研究中，都得到了确凿的印证。苗疆民众和宣教群体间如此相似的民族遭际与个体历练，在一定程度上既遮蔽了二者间互为“他者”的陌生身份，又奠定了“同胞”式心理认同产生的基础。
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又叫文化认同，是一种既隐含着某些固定特征的“身份符码”，又体载着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所寻求的“认同”涵义。按照斯图亚特・霍尔在《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中所论，文化身份是一种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的反映，并“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因此，对文化身份外在形式的解读和内在核质的剖析，应“将文化身份置于文化境遇中，把握文化身份的心理象征内涵和文化身份的物质属性。”
正是基于相似的民族际遇与文化身份，于是产生了彼此互为“同胞”的认同心理。借东人达先生的话说就是，“由于错综复杂的民族、文化、语言等背景，加上历史的偶然性，就使这些英国‘康沃尔人’传教士来到滇黔川边的苗族人之中，双方都产生了某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譬如，当苗人说出“羊人”是属于自己族类的同胞时，柏格理曾无限感慨道：“和他们是一家人!在我的生平中还从来没有给予过如此崇高的赞扬；而且是被中国最贫穷和待发展的少数民族群众认可为一种、一种父兄般的形象，这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幸福。成为苗族中的一位苗族人!”为此，柏格理进一步坚定了欲将圣道传通苗疆而使“同胞”蒙恩的宏愿，并立誓以先辈李温司登(David Livingstone，1813－1873)为效法的现实坐标，立功异域。据教徒钟焕然追忆，柏氏曾屡誓心志：“余之来华，惟希获得一种民族之信仰，完成余之夙志，虽牺牲性命亦在所不辞。’柏牧尝阅李温司登非洲冒险成功伟绩，心切慕之，欲取其立功绝域之胜迹”。
天荒地绝的石门坎能从“炼狱”变为“圣地”，晦盲否塞的化外荒蛮能被引导教化成羊，固然离不开柏格理对上帝之虔敬和宣教之热忱，离不开他执著的信念和非凡的智慧，也离不开他的心血浇灌乃至生命的献祭。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回避，甚至有意遮蔽掉身为演进主体与内因的苗族群体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恩格斯指出：“要根据宗教借以产生和取得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去说明它的起源和发展，才能解决问题。对基督教更是这样。”因此，作为石门坎地区演进主体的大花苗，之所以受到基督教布道事业的感召并急速成为其担纲者，根本原因还在于他们自身所具有的主体性诉求。常言道，苦难与贫困是一切宗教孳生的温床，是宗教得以传播的社会基础和土壤。正如马克思所论断的那样，
“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换言之，宗教乃是人生忧患之伴侣，是人们的一种心理需求，是人们深感生存极度艰难时，由于内心的恐惧，所寻求的一种心理上的慰藉或依赖，一种安身立命的精神寄托。与此相应的是，“社会阶层愈低，需要一个救世主的形态就愈极端”。挣扎于绝境中的石门坎大花苗，“受到的剥削和压迫是最为沉重的，其居住环境之恶劣，生活之困苦，之贫乏，为广大被统治阶级之最。”因此，身陷奴隶化和赤贫化双重威胁之下的他们，出于内心的恐惧而热切地渴望着“救世主”的眷顾和降临。基督教的适时入传，及其具有的“救心”思想与赎灵信仰，正适逢其会地填补了这一虚席以待的信仰“空缺”。于是，在这特定时空维度和历史条件下，柏格理通过苦心孤诣与鞠躬尽力地经营，终于将花苗“同胞”们引领上了上帝之道，实现了使“野橄榄枝”接“真葡萄树”的热切“渴望”。
爱：行最大美德践妙道本真
《苗族救星》盛赞柏格理：“不避艰险，不惮辛苦，爱护苗民，无微不至。宁愿自己以命相拼，都不愿苗民受土司的蹂躏。”如此朴实无华的白描式话语，情真意切地刻画出了循道士柏格理的本真与根性，如实地呈现了一位以身殉道、舍命护羊的好牧人形象。所谓好牧人，就是耶稣赞许的那些能为爱献身、为羊舍命的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无疑，柏格理不仅堪称得上一位名副其实的诚信徒，而且是以生命献祭写就无疆大爱的殉道者。在柏格理心中，大爱之重远远胜过生命之轻。他可以为爱献身，为爱舍命，因为爱才是最妙的道、也是最大的诫命。他既严格遵行了耶稣的教导――“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又不折不扣地践行了妙道本真――“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
柏格理的大爱不但映射在对上帝的至信中，彰显于对圣道的至诚中，而且更书写在对世人至亲至仁的事工里，书写在对“同胞”由人间而天上的灵性牵引中。通过实践性的此岸现实关切，如凭借身份的认同、文化的改良、肉体的医治、灵性的道化以及生命的奉献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遂使良苗一新而羔羊绵绵，于是“飞云卷雨，喜值满兰，敬勒贵珉”，气象万千。
在对教会的宣教策略进行修正后，柏格理将石门坎花苗确定为新的传道对象，并即刻深入其间，热切而执著地奔走呼号，期望尽早获得该民族的灵性皈依，使之成长为上帝的选民，从而得到灵魂的“拯救”。然而，柏格理随之意识到：他所直面的是一个宛如在“炼狱”中无助挣扎的苦难民族，一个被悲惨的历程、艰苦的环境、残酷的压迫与非人的生活早已逼到了生存绝境的民族，“绝望已成了这一种族的特性，他们把贫穷与悲痛、疾病与死亡视为自己所无法避免的世袭命运”。显然，在如此的情态下，原定的终极目标根本无法一蹴而就。为此，柏格理决意植根于花苗“同胞”的生存土壤，以“爱人如己”的全部身心，通过“文章机杼特操实业经纶，道德森林饶有民生主义”式的现实改良，来实现灵性的道化。
具体而言，柏格理“由人间而天上”式的灵性引领和归正方略，主要涵盖了下述几个层面：
首先是本土化的举措。任何一种外来宗教文化，在面对异己的异域环境和异质的文化语境时，为了迅速消解“自我”与“他者”身份间的张力，求得本土文化的接纳和认同，往往会表现出一种“适应化”或“处境化”倾向。乡村研究专家和实践者李昌平曾指出：
“柏格理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不是作为一个文化施舍者去石门坎，他把自己当做石门坎苗族人的兄弟姐妹，与当地人融为一体，把自己看作一个协作者一个外来者，看作当地苗族人的一员。”正如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est Cassirer,1874-1945)“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animal symbollcum)”的那样，外来的宗教文化，常常会对传人地活着的文化极为重视，对“凝固在传统之中的诠释符号”表现出一种极力依附的“求同”情态。
如前所论，置身于苗族群体中的柏格理，遵循着这样一种“衣苗衣”、“盘苗辫”、“食苗食”、“居苗所”、“效苗礼”、“言苗语”式的本土化方略。“到苗寨去，穿着苗族服装，不骑马，不坐轿， 无一保镖，全用苗语作为交际工具，和苗族群众同食洋芋，荞麦饭，同宿麦草堆，不怕苦，不怕脏，举止大方，彬彬有礼。”如此的宣道范式，如此的甘苦与共，使柏格理在很短时间内，便被花苗从心理上接纳和认定为自我族类，彼此间的疏离感与身份张力也随之消融。于是土人爱而称其为“赫甲家”。“深受苗族人民的崇敬、喜爱和信任，苗族人民不仅视他为先生、医生，还把他视为苦恼之时的贴心人，把他当作民族的‘救星’，称他为‘灵性之父’、‘苗族之父’、‘拉蒙’(苗王)。”
其次是文化的改良运动。大致而言，柏格理采取了以下数种举措，对花苗原有的文化和陋习进行了改良。一是创文字。海德格尔曾指出：“语言就是存在之家”，因此，熔铸着柏格理和苗族民众心力与智慧的“波拉德文字”的创制，不仅标志着黔西北、滇东北苗族无母语文字符号记载历史时代的终结，而且从此建构起了民族存在的精神家园。二是施人道。创建了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给饱受摧残的麻风病患者以人道主义关怀。三是治疾苦。挽救了为数众多以吞食鸦片而自杀者的生命，通过挽回服毒者的性命，而拯救了他们行将崩溃的家庭。四是兴教育。1905年创办的石门坎光华小学，既是乌蒙山区第一所苗民小学，也是第一所新式教育学校。到1912年，又增办了高级小学，并从民国元年开始规定男女合校，从而开创了中国近代开男女同校的先河。五是除陋习。通过开启系列健体强魄的民间体育运动，而对男女青年“宿夜窒”与“踩月亮”等生活浪漫及酗酒成性的陋习加以根除。历经文化改良后的花苗，可谓草昧初开，“花既溷而复起，苗而槁而勃兴。”从而催生了野橄榄枝接上真葡萄树的大好时机。
最后是灵性的牵引。毋庸讳言，循道会传教士柏格理远涉天涯和以身殉道，旨在彰显妙道本真。他的苦心劳体与全身付出所指向和求索的，无疑是植下基督教之根――“兜售”上帝福音，引领异教民族皈依，收获东方灵魂。为了最终获此硕果，柏格理释经布道十数载，披星戴月勤灌溉，直至鞠躬尽瘁于石门，捐躯长眠于苗疆。
当然，柏格理的真心付出，获得了丰硕的回报。一方面，花苗重新拾回了久别的民族自尊和自信，并经灵性牵引而成为了上帝的羔羊，沐浴到了福音的光芒；另一方面，他的真心、挚爱与坚韧也赢得了苗疆“同胞”亲如兄弟情同手足般的认同和接纳。譬如，在其为爱献身后，苗族人除了用赞歌、泪水和哀思吊唁他外，更以切实行动来报答他的恩情。“他是我们的，让我们来安葬他；我们来安排棺材、抬棺人、砌墓与墓碑，因为我们热爱他胜于爱我们的父辈。”许多人还立下誓言，愿百年之后葬在他身旁，以伴其左右。此外，在其墓碑上除了铭刻着一幅“牧师真是中邦良友，博士诚为上帝忠臣”的正联外，还在碑顶竖立着“返故乡”及“法被人间旧世界，道通天路老家乡”的内联。不言而喻，在花苗人的灵魂深处，柏格理业已化作了他们中的一份子，就是他们的骨肉同胞。
结语
综上所论，“柏格理对于苗族人的爱心和感情，远远超越了他是英国人，还是中国人；是传教士，还是文化普及者；是外来者，还是自己人；是耶稣，还是孔子；是中国化，还是化中国――等等身份、乃至矛盾的对立和纠缠。”至于其本真形象，惟有紧扣人华布道历程的时空维度与生态环境，理性思考并辩证解析其言其行与所成，方能作出较为审慎和公允的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