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争遗孤的爱恨情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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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孩子的梦魇

64年前的那个血色黄昏，成了乌云（日本名字：立花珠美）一生的噩梦。那年她8岁。

1945年8月11日傍晚，乌兰浩特地区的格根庙附近，仓皇奔逃中的日军及家属近1000人被苏联红军追击，在此地陷入绝境，走投无路的日军指挥官下令：所有日军将士和所有家属都必须自杀，连孩子都不能留下。顿时，刀光和枪声让这条山沟变成人间地狱。

这个可怜的小女孩惊恐地目睹了一幕人伦惨剧――与自己同族的日本军人毫不怜悯地将不愿意自杀的亲人砍死，还在人群中投下手榴弹，深沟里血肉横飞；她的母亲继承了丈夫的武士道精神，亲自刺死了不满周岁的小女儿，然后举刀自杀；她的姐姐被压死，两个弟弟则被日军乱枪打死。最后，指挥官和军士吼叫着，把武士刀刺入自己的腹部。

侥幸留下性命的乌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跪在重伤的母亲旁边，呆呆地看着她咽下最后一口气。“如果不是中国老大爷救我，即使当时不死，也得精神崩溃。”现为通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乌云回想起57年前那血腥的一幕，眼睛里仍残留着惊悸。

“那天夜里，我从沟里爬了出来，已经饿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就趴在格根庙西边的一座桥上。这时东边来了两个中国老大爷，他们不懂我说的日语，就摸摸我的头，又拍拍胸，然后往西指。我懂了，说的是让我别害怕，跟着走。”

其中一位姓崔的老大爷背起乌云带她回家，看她饿得快不行了，就到一户人家要了一碗饭让她吃。天黑时，他们到了家，正赶上吃晚饭，乌云记得当时他家吃的是白苞米粥。他家里已经有5个小孩了，还有一个躺在炕上的病人。他们非常怜惜乌云的不幸身世，但苦于无力养活她，只好忍痛转送。

张大爷是乌云的第一个养父，一个憨厚的东北农民，生活贫困，家中4个孩子，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尽可能把有限的粮食省给乌云吃。一年后，为了让乌云过得好一些，他们把她转交给一户经济宽裕的人家。

乌云的第二个养父阿拉坦・奥琪尔是蒙族人，母亲王秀庭是汉族，夫妇俩终生未育。他们把她原来的日本名字改为蒙族名乌云，视为掌上明珠，一直供她读到大学毕业。

1957年，乌云从内蒙古师范学院数学系毕业后，分配至内蒙古自治区库仑旗第一中学，在这里，整整36年，她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

这段时间里，她几乎已经忘记了自己日本人的血统。

“我不回日本，我要陪养母”

1972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双方政府开始着手为二战时期在华日本遗孤寻找血亲。乌云的养父母为养女着想，毅然决定寻找乌云的在日亲属，免得她此生有所遗憾。

1980年，乌云一家多方辗转找到了她居住在日本广岛市国府町的唯一亲人――哥哥立花甫。曾经音信断绝、以为此生再也不能相见的兄妹俩于1981年8月7日在日本相见，双方百感交集，抱头痛哭。

但是乌云却作出了一个令哥哥吃惊的举动：放弃在日本的永久居留权及日本国籍，陪伴将她抚养成人的中国寡母，回中国定居。

乌云的养父于1976年去世，养母王秀庭今年已经77岁，至今仍和乌云及孙子住在一起。

说起她的中国养父母，乌云的感恩之情溢于言表：“在那场战争里，是善良的中国农民把我从死人堆里救出来的，中国养父母又让我受到了最好的教育。8岁时的惨痛遭遇直到现在在我的脑海里仍很深刻，我是怎么活下来的，一辈子也忘不了。我就是觉得回中国生活好，回到中国我的精神上才充实、愉快。”

1993年，乌云调至哲里木盟任政协副主席，1994年调至通辽市人大常委会工作，现为通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是连续两届的全国政协委员，教育系统的全国劳动模范。

如今，乌云更致力于中日人民之间的友谊交流，经常往返于中国和日本之间，向日本民众讲述中国养父母的恩情。

她不寻常的亲身经历后来成了轰动一时的电视连续剧《离别广岛的日子》（中央电视台和日本NSK电视合拍摄）的素材原型。

遗孤后代回国以后

绝大部分日本遗孤在回国后对中国养父母的恩情铭记在心，他们与养父母及中国兄弟姐妹亲朋好友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经常回来看望养父母，有的捐资建造公寓和公墓，给养父母养老送终。

日本东京、神奈川等地区还由归国孤儿发起成立了“中国归国者联络会”、“扶桑同心会”、“中国养父母谢恩会”等，许多日本遗孤还纷纷回到中国投资或进行国际公益事业。

1999年8月21日，由1450名日本二战遗孤自发捐款建立的“感谢中国养父母碑”在沈阳落成。碑的主体为一对约与真人同高的中国夫妇携一日本孤儿的铸铜雕像。一对中国农民夫妇俯视着一个日本孤儿，孤儿深情地凝望着母亲。

碑座正面刻写着“感谢中国养父母纪念雕像”11个大字及中日两种文字的碑文：“由衷祝愿日中两国长期和平友好，并向中国养父母竭诚致意。为中国养父母的伟大精神与崇高事迹传颂万世，为告诫后人不再重蹈历史覆辙，特立此碑。”

日本山形县长井市一名日本遗孤的女儿、14岁的女中学生亚由美因不堪忍受在日本学校被孤立、被疏离的处境，于1999年9月孤身一人返回中国黑龙江省方正县。

亚由美的母亲李亚凤是日本遗孤，亚由美随母亲来到日本。亚由美在归国一周前的一个早晨，躲到了自己家的仓库里，试图割腕自杀，被母亲发现，她哭着对母亲说不想去上学了，只想回到中国。过了一个星期，她就独自回到了黑龙江省方正县。

由于语言和生活习惯的差异，日本遗孤从中国带去的第二代、第三代子女很难融入日本主流社会。他们感到孤独无助，想回中国的孩子为数很多，可以说是一种普遍的情绪。

问题更大的是，早已经“中国化”了的日本遗孤回到日本后的生活境况并不乐观。据日本厚生省调查，回日一年内的归国者家庭约有92％以上靠救济生活，回日5年以上仍靠救济生活的也在50％以上。只有50％的人能找到工作，而且只能从事技工、建筑、制造等重体力的蓝领工作，工资不及常人的三分之二。

另一方面，最使归国遗孤心寒的还是亲人不认亲这一冷酷的现实。

一位归国遗孤将赴日本山形县定居，她姐姐住在东京，知道她们全家赴日后，从来没有来探望过她们。

一位遗留孤儿在日本秋田县有个亲姐姐，亲姐姐听说她要回到日本，马上给当地役所写信，不让役所给她在中国的妹妹邮寄户籍本，竭力阻挠他们全家赴日，使他们迟迟不能办成赴日手续，后来还是一个北海道的日本人到中国时知道了此事的来龙去脉，竭力帮忙，说服了役所，他们全家才得以赴日。

这些遗孤们在历经半个世纪的岁月后终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然而在他们的内心，这里却是一片陌生的土地。

遗孤官司

2002年9月23日，600余名从中国回到日本的战争遗孤组成原告团，在日本东京都大田区民会馆举行“残留孤儿国家赔偿诉讼原告团结成总会暨誓师大会”，正式状告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就“弃民”政策作出反省和赔偿。

从中国归国的日本战争孤儿自2002年12月提出首讼要求日本政府赔偿后，迄今共向日本各地法院提出15起集体诉讼。在日本各地法院作出的5起判决中，只有神户地方法院作出了原告胜诉的一审判决。

2007年7月，从中国归国的日本战争孤儿诉讼案原告团和律师团宣布接受日本政府与执政党的救助方案，与政府实现和解，并撤销向日本各地法院提起的诉讼。日本政府和执政党的救助方案是，向战争孤儿全额发放目前只支付三分之一的国民养老金及生活救助金，并由政府负担部分医疗费、护理费和房租。日本国会审议通过了政府提交的相关法案，政府将从2008年1月开始执行救助方案。

2007年12月5日，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在东京会见了从中国归国的日本战争孤儿诉讼案原告，在会见时说，日本政府关注从中国归国的日本战争孤儿问题太晚了，他对此深感歉意。福田表示，战争孤儿饱受了令人难以想象的艰辛。福田承诺将给予他们新的生活援助。这是日本首相首次向从中国归国的日本战争孤儿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