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和印度河文明串珠研究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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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饰的考古价值①在西方很早就引起学者的注意。19 世纪以来，埃及和印度河流域都发现有大量新石器至青铜时代的珠饰遗物和一些作坊遗迹。如英国考古学家皮特里就非常重视埃及考古所见的各种装饰品，并在考古报告中对珠饰辟有专门记录。上世纪40年代，夏鼐先生参与整理皮特里收藏的古埃及珠饰并撰写了博士论文②，这也许是考古界唯一对古埃及新石器时代至罗马时期珠饰进行通盘梳理的专论③。印度河流域的珠饰研究在二战前也已开展起来，以英国珠饰专家培克（Horace Beck）和考古学家麦凯（Ernest Mackay）的合作为代表④。上世纪70年代以来，法、意、美、日、印等多国考古队在印度河流域长期发掘，积累了丰富资料，并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出土遗物进行了细致的观测、分析，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入。
一、 国外研究介绍
1. 记录
记录是研究的基础，也是起点。1928 年，培克在其经典著作《珠、坠的分类和命名系统》中指出，对单个珠子应记录五点：形状、钻孔、颜色、材质、装饰⑤。这其中，颜色多与材料相关。精准的描述可利用色卡，但就满足考古研究而言，不需要太精确⑥。装饰手法与材料性质关系密切，尤其在金属、费昂斯、玻璃等人工材料中形式最为丰富，针对性也较强。以下着重从形状、材质、钻孔的记录加以介绍。
对形状的描述以培克的工作最为经典。此人出生于英格兰，1924年51 岁时由显微镜镜片设计师转行投入对考古出土珠、坠饰的研究，三十年代已成为公认的珠饰专家。考古学家常常与他合作，并附赠一两枚文物作为标本。培克后来发表了一系列观察报告，积累了可观的藏品，去世后捐赠与剑桥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⑦。培克面对的是欧、亚、非从史前到近代的珠饰，并致力于建立一套能够应用于各地区各时代的描述体系，以消除学者交流中的误会。他首先从钻孔出发，定义了“轴”――通过钻孔中心的主轴、“底”――钻孔两端所在面、“横剖面”――垂直主轴的面、“纵剖面”――平行主轴的最大面，以及由此衍生的“周长”“直径”“主半径”“顶点”“纵断面”等概念，明确了长度（即钻孔长度）、尖、脊、中部、基部等部位（图一）。他将珠子整体形状通过横剖面――长度――纵剖面轮廓描述，用四位字母与数字表示，并制定了“型号”对应的图谱（图二）。同时，对于珠子的“长”“短”通过长度与直径比加以量化，还就规则形状之外的附属构造命名了“领”“帽”“核”“基质”等术语。培克对珠子形态的考察，树立了以钻孔为核心的视角，描述严谨而系统。这一工作建立了英语世界对珠饰细节形态的权威描述，统一了标准和用词，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然而这种分割整体的描述比较抽象，人为成分较强，若无型号对照图谱则十分费力⑧，其实任何描述都不如反映珠饰立体形态的线图来的准确。
关于材质的意义，夏鼐先生在其论文《古埃及串珠》中有清晰的阐述。与培克不同，夏鼐先生面对的是埃及考古学宗师皮特里为建立断代图谱而收集、挑选的数千组珠饰，从史前到罗马时期，出土背景明确⑨。因此他更关注具有断代意义的特征――技术的差别。而技术受制于材质。每类材质有其特定的制造工艺和发展道路， 他由此分出硬石（hard stone）、软石（soft stone）、上釉石质（glazed stone）、塑形珠（pasty/plastic beads）⑩、金属、玻璃七类（表一）11。他在具体讨论中对石质的辨认精确到岩石或矿物，但在分类中采用“组”的概念。硬石、软石以能否被刀片划动，即莫氏硬度约5.5 度为界。这样保证了分组在有限数量之内、便于操作，且接近古人的选材视角――质地和加工难度。软石――即硬度低的石头――易于加工，是人类最早利用的天然材料之一，常见的有滑石、石膏、方解石、大理石等，常成批制作、使用。但如何使其耐久是人们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于是后来就有了加热、上釉等工艺。硬度高的石头不易加工12，但美观醒目，多单独加工、作为坠饰。将石珠按硬度划分、分别考察，是20世纪下半叶欧美学者在探讨石珠工艺时的普遍做法13。
钻孔是成形之外最能体现工艺技术的，孔形反映钻孔方法和工具，历来为研究者所关注。培克根据钻孔技术和位置列出了十一种钻孔形态14， 夏鼐则纯从技术角度考察，只讨论单个钻孔情况，将形态增补整合为九种15（图三）。孔形与珠子材质有关。对于硬石来说，早期往往采用啄钻，孔型如沙漏状、开口较大；后期用砂辅助管钻，钻孔趋于竖直，是工艺进步的反映。对软石来说，钻孔不是大问题，从一开始就基本是竖直的16。
值得一提的是，二十世纪70年代末开始利用硅酮材料为钻孔翻模，并在扫描电镜下观察，使钻孔的观察和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美国正畸齿科医生戈雷利克（L. Gorelick）是近东滚印的收藏家和研究者。他与医学博士格威内特（A. J. Gwinnett）在研究牙齿矫治器对牙釉质表面影响时获得灵感，将这种能有效观察粗糙表面形态的方法引入文物研究17，对私人和博物馆收藏的近东、中亚、埃及的各类珠饰进行了一系列研究，提出通过钻孔翻模表面的微痕差异来辨识不同材质的钻具，在实践中识别出石钻、金属（铜）钻、钻石钻具18。此法为后来史前南亚考古学家发扬光大19（表三）。
2. 研究
1） 夏鼐先生与古埃及珠饰研究
在夏鼐先生之前，埃及考古学家在田野报告中对珠饰的记录和分类20，以及化学家卢卡斯对材质和工艺的总结――包括化学分析和文献目录21为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夏鼐先生认为，珠饰的外形与陶器不同，它们有的外形相似，有的较随意，而技术才是更可靠的时代判断依据。他首先按材质将珠饰分为七组（group），每类材质按装饰有无分成两个亚组；再根据制法进行二级分类――“系”（family）和第三级分类（class）。论文中没有罗列具体的分组方案，而是叙述考察所见与量化统计；而后再按时代，介绍各种材质珠饰的出土情况，各材质珠子的钻孔、形态比例，出土位置（用途）、串缀情况等。随后又讨论了各种现象背后的社会历史原因、技术发展、资源控制变化、交流范围的伸缩、外来人群引入的偏好等。该文对古埃及珠饰的发展历程作了概括性介绍，可以看出如下特征：
（1） 早期珠、坠饰材料主要是鸵鸟蛋壳和软石，包括石膏、滑石等。软石珠一般为圆片或短柱状。夏鼐先生认为，这类珠子常成批制造。粗成形后钻孔、切片、再成串打磨。相比之下，骨珠并不多，特征是用鸟类或小型哺乳动物肢骨，利用天然孔洞，故珠孔大而不圆。有些误认为是“骨珠”的，实为蚌珠或上釉滑石珠22。
（2） 石质种类多样。古埃及石质品丰富，珠饰亦取材于多种石质，而且很早就出现了一些硬度较高的石坠饰。硬石一直以肉红石髓为主，石榴石、紫水晶、长石、绿松石也很常见，青金石来自东方。与软石加工不同，硬石均单个打磨23。
此外，还有一类上釉石珠，始见于巴达里安文化时期（Badarian Culture）24，为施釉术在埃及出现之始。其内芯最初主要为滑石。加釉后不仅可以得到人们喜爱的蓝、绿色，还可像硬石一样耐久。其工艺的关键是施釉。上釉石珠内核不论是软石还是硬石，表面往往不打磨，甚至人为使其粗糙。在皮特里的收藏中，上釉滑石在巴达里安时期占94%以上，早王朝费昂斯技术普及后很快被取代。
（3） 费昂斯在早王朝至罗马时代之前的三千多年里一直是埃及珠坠饰的主流。卢卡斯指出，埃及费昂斯即上釉的石英珠子，包括常见类型和六种变体25。夏鼐先生指出，费昂斯多捏塑成形，模制技术应不早于新王国，装饰手法多样。而大量形态简单的费昂斯珠或上釉滑石珠常用于组合领饰usekh（图四）和木乃伊网套（图五）。
（4）金属珠子出现较早。最早为出现于巴达里安文化的红铜珠，用铜片卷制。随后出现了金、银、铁质的珠子。这与古王国时期开采金矿及财富聚集有关。金属珠子的制作和装饰手法多样，包括錾刻、镶嵌、鎏金、掐丝、细小金珠等。费昂斯和金属的应用大大丰富了古埃及珠饰的装饰形式。
上世纪90年代，戈雷利克与格威内特对欧美博物馆收藏的100 多枚巴达里安到罗马时期的珠饰钻孔做了翻模观察。从工艺看，巴达里安时期已出现红铜管钻，但燧石钻一直是滑石珠的钻具。晚期珠子中，辨认出用钻石钻头钻成的珠子，其技术可能来自印度河流域26。
2）印度河文明的珠饰研究
印度河流域覆盖了今巴基斯坦、印度西北及阿富汗部分地区。二十世纪30年代，昌胡达罗（Chanhudaro）发现了包括珠子制造在内的手工业遗址27。70年代以来， 梅赫尔格尔（Mehrgarh）和哈拉帕（Harappa）的发掘确立了该地区的历史年表28（表四），并发现了自新石器至青铜时代晚期的珠子作坊29，出土珠饰不胜枚举。自昌胡达罗发掘开始，研究者就注重对珠饰材质的显微观察、成分检测30，并借助民族学调查和实验考古探讨其工艺31。二十世纪末，X射线衍射谱仪（XRD）、X荧光光谱仪（XRF）、扫描电镜（SEM）在观察珠子和废料的成分、结构与制造痕迹中起到重要作用。在辨析工艺的基础上，学者们还结合废料堆积、作坊分布，探讨生产组织与社会分层等问题32。
从材质看，已知印度河地区旧石器末期的珠饰主要是鸵鸟蛋壳；新石器则以贝壳和软石为主；铜石并用时期滑石跃居为主流。随着印度河文明的出现，费昂斯与来自周边的玛瑙、肉红石髓、海贝、金属等材质兴起；印度河文明衰落期，出现了费昂斯、上釉滑石等仿制天然材料的趋势，玻璃可能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产生33。这其中，硬石以玛瑙、肉红石髓等几种玉髓为主34，也有青金石、绿松石、天河石等；软石基本都是滑石（steatite）。
培克曾说，就珠子而言，印度河文明可谓“滑石文明”――其他珠子的总数也抵不过这一种35。滑石珠均为小圆片或短柱状，材料经过不同处理。根据梅赫尔格尔36（表五）和哈拉帕37（表六）的发现，铜石并用时代以前的滑石珠应是块状滑石切锯、钻孔、打磨而成，钻孔两端平面常有平行或不平行的切锯痕38。工序和方法与夏鼐先生对埃及滑石珠加工的过程推论相似。颜色有黑、棕、泛绿、深灰以及白色，大的直径6～7 毫米，小的2～3 毫米39（图六、图七）。
铜石并用时代开始大量出现表面呈白色的滑石珠。有学者指出，滑石经900℃高温加热一小时，将生成方英石（cristobalite）和顽火辉石（enstatite），表面变白、硬度达到莫氏硬度7度40。成批出土的滑石珠见于项饰、发饰，或与其他珠饰存在陶罐中。有些珠子非常细小，直径在0.5 至1毫米，表面还有皱缩纹41。鉴于产量很大，推测制作应不太费力。麦凯与培克首先提出，当时可能是将滑石粉制成膏状，挤出过程中通过植物针刺形成管状，再烧制，或压制成形。令人困惑的是，显微观察似乎并不支持此说42。印度考古学家Hedge 进行了模拟实验43，认为可行。由于学者之间仍有争论，故文献中有“微型珠”“塑形珠”“烧滑石” 多种叫法44。另外，上釉滑石始见于梅赫尔格尔遗址铜石并用时期。这类白滑石珠表面粗糙，经XRD 检测发现釉质痕迹45。晚哈拉帕期，在外来资源紧张的情况下，上釉滑石与费昂斯成为模仿其他天然材质的主流。它们与费昂斯同为塑形珠子、需要高温加热、上釉工序。二者的关系也引起某些学者的兴趣46。印度河滑石珠的研究表明，古人对石料可能有多种加工，目的在于提高生产效率、使其更耐久、美观。
印度河硬石珠中研究较多的是玛瑙、肉红石髓、硬玉等莫氏硬度在7左右的玉髓。这些石料经过热处理可改变颜色，如许多肉红石髓珠可能加热后变成深橘红色，红白纹玛瑙可通过在还原气氛中加热而变成黑白纹47。用肉红石髓制成的细长珠（长约6 厘米以上）盛行于公元前2600～1900 年印度河文明的盛期，用于腰饰、项饰。麦凯在发掘昌胡达罗时最先发现此类珠子的钻具，是束腰柱状（表三）。其材质的矿物组成似乎不符合任何天然岩石，不排除曾经人工高温加工的可能，学界以麦凯的名字冠之以“Ernestite”48。实验考古表明，用这种钻头给玛瑙钻孔，其效率是燧石（chert）或硬玉（jasper）钻头的三倍。即便如此，也不过每小时钻2.4毫米49。鉴于钻孔如此不易，而且这种钻具仅见于KotDiji期至哈拉帕期，研究者认为上述长玛瑙管珠是印度河文明特有的手工业产品（图八）。
钻孔技术方面，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基诺耶（J.M Kenoyer）教授与意大利考古学家维达莱（Massimo Vidale）对石钻有更细致的研究，他们根据出土物对石钻分类，并发现用扫描电镜观察翻模时，放大100～300 倍可观察到反映不同石钻工具的微痕差异，从而细化了对工艺的辨识50。
对材质、工艺的研究旨在了解不同地区、不同作坊的手工业传统，目的是更加精确的辨认何为印度河的特色工艺，这是在更广大时空范围内讨论传统与交流的前提。与交流相关的另一研究是材质的来源。美国学者劳（Randall Law）考察了印度河谷东、北、西三面的山脉并采集了标本，通过比对出土珠饰及废料，认为哈拉帕出土的滑石料取自300～400公里之外的山地，其它各种岩矿材料来自120～700 公里以外的地区。随着印度河文明的衰落，部分外来材料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人工材料的仿制品51。
我国西北地区新石器至青铜时代出土串珠较多。其特点是由十几、几十甚至更多圆饼状或短柱状珠子构成（图九、图一、图一一）。这些珠子尺寸均很小，小者外径3 毫米左右，大者1 厘米左右，甘青地区还常常辅以绿松石、肉红石髓等鲜艳美石。这与中原地区零星出土的玉石坠饰形成不同的传统，也与江浙、东北玉石珠串在材质、体量上有所区别52。早年，安特生曾对这类遗物认真做有记录53。此后串珠在西北史前考古研究中一直没得到应有的重视。
根据已发表的考古文献，这些串珠当中，“骨珠”占大多数，石珠见于记录的有大理石、石膏石、滑石、蛇纹石等54， 基本为软石。其制作方法，不少文献提到是“兽骨切磨而成”“鸟类肢骨截成小圆柱”“细小动物肢骨截成小段再稍加磨制而成”等。综述研究也秉承此说。而石珠的介绍仅止步于“磨制”。
根据笔者的观摩55，半坡早期的某些“骨珠”由于体型小且未做彻底清理，仅凭肉眼实难判定其材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珠子的孔形规整、大小均等，应非天然；而半山马厂及宁夏菜园文化的一些所谓骨珠，基本可以肯定是石珠；青铜时代遗址所出的“骨珠”材质更加复杂，其中有些珠子表面显现出与印度河、古埃及烧制石珠类似的痕迹，推测至迟在青铜时代，烧制石珠已出现于甘青地区。
对于史前石制品的热处理，陈虹等曾撰文介绍国外的研究56，指出这类技术曾被古人应用于获取石料、制作石器、改造石质和颜色等过程。这方面研究国内尚不多见。值得一提的是，吉林有研究者在上世纪70年代对西团山文化的白石管进行了检测，结论为“用高岭土化凝灰岩烧制而成”，故在某些报道中称作“白陶管”。这类白管珠长0.5～1.6，孔径0.1～0.2，外径0.3～0.6厘米。这也是甘青地区“骨”、石串珠的常见规格。研究者认为，这绝非钻孔打磨所能达到的57。近年对平顶山应国墓地西周早期黑白石珠的分析也表明，黑石珠应为滑石直接加工或经过400°以下低温处理。白石珠则经过900°高温焙烧而来58。上述二例证明烧制石珠工艺在两周时已出现在中原及周边地区。
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末至早期青铜时代的串珠比较复杂。安特生、裴文中在记录齐家、辛店、卡约遗址中的珠饰时曾使用较模糊的词汇59，大华中庄报告虽记为石珠但在解说中附记了其形状，如“鼓形”“竹节形”“表面着有绿色”等，让人联想到西周中期以后常见于贵族组玉佩中的蓝绿色“料珠”。
料珠之“料”原指玻璃料块。清代山东博山料块运至北京以待加工，北京将其成品称“料器”60。该词在考古中广泛使用，用在两周时期似乎主要是靠排除法――非石、非骨、非陶、非金属……经科学检测以费昂斯（釉砂）和玻璃为主，可能还有滑石、粘土岩烧制的器物。虽然使用不甚严谨，但有些材料确实仅凭肉眼难以判断，而遗物出土后又需尽快定名记录。“料”一词的通行有其必然性，但对其内涵应加以明确，即它所指代的材料应是人工改变性质的产品，如费昂斯、玻璃及经高温烧制而改变了硬度、颜色的滑石。虽经加工但未改变性质的玉石、骨等天然材料不在其内，陶和金属容易判断，也应排除。
反观前述古埃及和印度河文明，两地串珠的主要材料都经历了从鸵鸟蛋壳、贝壳，到软石为主，再到料珠（上釉滑石、费昂斯）的过程，并在费昂斯主导的时代诞生出玻璃。其过程是人为加工对天然材质的改变不断强化61。在这一过程中，技术改变了材质，新材料又催生出新技术。我国西北地区是否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还需要对出土遗物进行更细致的考察研究。为何从新石器至青铜时代在西北地区有大量“骨珠”存在，是当地材质选择传统，还是以往的识别存在偏差？估计在青铜时代的所谓“骨珠”中包含有贝蚌、烧制的滑石珠，甚至费昂斯。他们从何而来？对周边地区是否施加了影响？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西北地区已知最早的串珠当属水洞沟遗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鸵鸟蛋壳珠62。仰韶早期，串珠见于多个遗址。仰韶中晚期存在空白，或与此期墓葬发现少有关。马家窑文化串饰兴起，至半山时期普见于甘宁青地区，数量最多。这一势头延续到马厂。齐家文化的串饰似乎有西多东少的趋势63，同时期在河西走廊，西城驿文化及四坝文化都有大量发现64。此后的寺洼、辛店、卡约等文化虽然数量不多，但常见65。秦小丽指出，新石器夏商中原串饰并不多见，与殷墟到两周时期贵族墓中的大量串形组玉佩装饰难以衔接66。那么，富于串饰、肉红石髓、绿松石珠的西北地区扮演了什么角色就很值得探讨了。另一方面，青铜时代晚期，串饰在西南、北方、东北边地流行，在东北、西南等地延续到历史时期，以至于今天的草原民族服饰仍使用着繁复的珠饰，以上种种现象都表明，我国西北地区新石器――青铜时代的串饰研究还有很大的潜力。
注释：
① 夏鼐：《古代埃及珠子的考古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夏鼐集》，第463～47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②Nai Xia：Ancient Egyptian Beads，Berlin：Springer，2014.
③ 斯蒂芬・夸克：《夏鼐先生与古埃及串珠研究》，《考古》2014 年第6 期。
④、42 Ernest Mackay：Decorated Carnelian Beads， Man， Vol. 33.pp 143-146； Ernest Mackay： Beads making in Ancient Sind，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57：1-15， 1937.
⑤ 此文于1928 年发表于伦敦古物学会（Society of Antiquaries of London ）会刊Archaeologia（Vol.77， pp.1-76）。2006 年珠子研究者协会会刊“Bead” 第18 期将其按原版式重刊，并加入了1934 年之前Beck 所作的各种修正和补遗。见Horace Beck： Classification and Nomenclature of Beads and Pendants， Beads No. 18， 2006，第1页。
⑥ a. Horace Beck：Classification and Nomenclature of Beads and Pendants，Beads No.18，2006. 第52 页。b. Nai Xia：Ancient Egyptian Beads，Berlin：Springer，2014，第10页。
⑦ 关于培克的身世参见Bead 第18 期转引the Bead Journal， 1976 年第2 卷第4 期Flora Westlake 所做的“Horace C.Beck， ‘the Bead Man’-1873-1941”。
⑧ 而这样描述所得形态的数量又是相当庞大的，培克在其专著中也仅列出了部分对照图。参见图二，引自Horace Beck： Classification and Nomenclature of Beads and Pendants， Beads No. 18， 2006.
⑨、15、16、22、23 Nai Xia：Ancient Egyptian Beads， Berlin： Springer， 2014 第7、10、33、47、32 页。
⑩ 包括费昂斯（faience，内部为烧结的石英砂，表面含有少量玻璃态）、黏土珠（clay）、泥珠（mud）、陶珠（pottery）。
11 Nai Xia：Ancient Egyptian Beads， Berlin： Springer， 2014 ，第53～59页。此前的学者包括培克等在著作中也已用到了“硬石”“软石”的“组”的概念，与金属等类别并列，参见表二。
12 有关解说以及我国古代常见玉石及解玉砂硬度表，可参霍有光《从玛瑙、水晶饰物看早期治玉水平及琢磨材料》，《考古》1991 年第6 期。
13 如A. J. Gwinnett and L. Gorelick 等人以及印度河学者的研究，见后文。
14 Horace Beck： Classification and Nomenclature of Beads and Pendants， Beads No. 18， 2006. 第51 页。
17 Leonard Gorelick， A. John Gwinnett. Ancient seals and modern science： Using the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as an aid in the study of ancient seals. In Expedition 20：2（1978）38-47.
18 两位学者联名发表的文章较多，如a. Leonard Gorelick，A. John Gwinnett. Ancient seals and modern science： Using the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as an aid in the study of ancient seals. In Expedition 20：2（1978）38-47. b. A. John Gwinnett，L. Gorelick. Ancient Lapidary：A Study using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and Functional Analysis，in Expedition 22：1（1979）17-32. c. A. John Gwinnett， L. Gorelick. Beadmaking in Iran in the Early Bronze Age： Derived b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in Expedition 23：4（1981）10-23. d. A. John Gwinnett，L. Gorelick. Bead Manufacture at HajarAr-Rayhani， Yemen. In The Biblical Archaeologist， Vol. 54，No.4（Dec.，1991）， pp. 186-196. e. A. John Gwinnett， L. Gorelick. Beads， Scarabs， and Amulets： Methods of Manufacture in Ancient Egypt.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Research Center inEgypt， Vol. 30（1993）， pp. 125-132. f. Leonard Gorelick，A. John Gwinnett.Innovative Methods in the Manufacure of Sassanian Seals.In Iran， Vol. 34（1996）. pp.79-84.
19 a. Kenoyer， J. M. and Vidale， M. 1992. A new look at stone drills of the Indus Valley Tradition. In Materials Issues in Art and Archaeology， III （eds P. Vandiver， J.R.Druzick，G.S.Wheeler and I. Freestone）. Pittsburgh：Materials Research Society， pp. 495-518. b. Kenoyer. J.M. Bead Technologies at Harappa3300-1900BC， A Comparative Summary， in Jarrige& V. Leievre ed.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2001， pp.157-170.
20 参见夏鼐先生论文中对几人关于珠子分类的点评。
21 Lucas， A. Ancient Egyptian materials and industries. 1934
24 约公元前4350～3750 年，一般归于新石器晚期，已有红铜制品。
25 Nai Xia 2014 ，第37 页转引Lucas. Glazed ware in Egypt， in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XXII（1936）， pp. 141-160
26 A. John Gwinnett， L. Gorelick. Beads， Scarabs， and Amulets： Methods of Manufacture in Ancient Egypt.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Research Center in Egypt， Vol. 30 （1993）， pp. 125-132
27 Ernest Mackay： Chanhudaro Excavations 1935-36， Publisher New Haven，1943
28 有学者将印度河流域梅赫尔格尔和哈拉帕两遗址所代表的文化遗存划为“印度河传统” （Indus Tradition）。早年命名的“印度河文明”相当于现在年表中哈拉帕遗址哈拉帕期，绝对年代约为2600-1900BC 。Kenoyer， J. M. Stone beads in Ancient South Asia- 7000-600 BC：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technology， style， and ideology. In The Global Perspective of Beads and Beadwork： History， Manufacture， Trade， and Adornment， edited by Jamey Allen and Valerie Hector， pp. 1-12. Istanbul： Kadir Has University. 2007.
29、36、39、45 Barthélemy de Saizieu， B. and A Bouquillon. Steatite working at Mehrgarh during the Neolithic and Chalcolithic periods： quantitativ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zation of material and manufacturing process. In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1993. Edited by A. Parpola and P. Koskikallio， 1：47-60， Helsinki， suomalainenTiedeakatemia. 1994.
30 Ernest Mackay： Beads making in Ancient Sind， in Jou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57：1-15， 1937.
31 Arkell， A. J. Cambay and the bead trade. Antiquity， 10（39）， 292-305.
32、50 Kenoyer， J.M. Trade and Technology of the Indus Valley： new insights from Harappa， Pakistan. World Archaeology 29（2）： 262-280. 1997.
33 Kenoyer， J. M. Stone beads in Ancient South Asia- 7000-600 BC：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technology， style， and ideology. In The Global Perspective of Beads and Beadwork： History， Manufacture， Trade， and Adornment， edited by Jamey Allen and Valerie Hector， pp. 1-12. Istanbul： Kadir Has University. 2007.
34 carnelian 在部分文献中也译作“红玛瑙”。夏鼐：《我国出土的肉红石髓珠》一文注1 和注3 对该词有较详细解释。参见《考古》1974 年第6 期。
35 Vidale， M. Early Harappan Steatite， faience and Paste Beads in a Necklace from Mehrgarh/Nausharo （Pakistan） East and West， 39， 1-4， 1989 第293 页， 引Vats， M. S. （1940） Excavation at Harappa. New Del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