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星星的孩子”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聚焦“星星的孩子”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星星的孩子》所能做的主要是提高社会的意识：让人们接纳和尊重自闭症人士，不歧视或戏弄他们。

在一辆从内蒙古出发、前往东莞的绿皮火车上，一位女子正打着电话。她的腰间拴着一根麻绳，绳的另一头牵着一个已经七八岁大小的男孩。小男孩随着女子的走动而亦步亦趋，眼睛里闪烁着冷漠而飘忽的眼神。

这是影片《星星的孩子》一开始的镜头。这种不寻常的母子联动，尤其是那个小男孩冷漠而飘忽的眼神，将影片的主旨和盘托出：这是一部讲述自闭症儿童，以及他母亲的故事的片子。

在4月2日联合国确定的“世界孤独症日”来临之际，影片《星星的孩子》在北京和上海公映。该片编剧、导演陈苗表示，她此番做的不止是一部电影，更是―种公益。

女性视角下的自闭症题材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一种由于神经系统失调导致的发育障碍。这是一个近些年才被正视的病种，但统计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在今天的中国，大约生活着50万左右的自闭症患者。自闭症儿童有一个美丽的称号――“星星的孩子”。他们就像天上的星星，孤独地闪烁着微弱的光芒。

在海外，自闭症已成为文艺创作的热点，如日本亲情片《与光同行》、韩国励志片《马拉松》、澳大利亚动画片《玛丽与马克思》，以及迄今为止最有名的――由达斯丁・霍夫曼与汤姆・克鲁斯主演的经典影片《雨人》。近年来，以自闭症为题材的中国影视作品也不时涌现，比较有名的是国产电视剧《老大的幸福》和香港电影《海洋天堂》。《星星的孩子》沿袭了这个题卡才，却又有所不同。

随着影片的进行，观众看到了一些“预料之中”的场景：自闭症男孩的孤绝与自残，他对一切转动物体的兴趣，他对母亲的漠然;母亲的痛苦她对儿子深切的爱与对儿子是自闭症这个事实深沉的绝望，她在做一个女人和做一个母亲之间的矛盾和挣扎……

然而’也出现了不少“出乎意料”的剧情：母亲为了在东莞站稳脚跟，去了一家工厂，之后甚至坐了牢。影片中出现了大海边的握手楼，上下班的民工洪流，整齐划一的高层厂房，宛如鸽笼的东莞女工宿舍楼，这些画面让影有一种纪录片的感觉，体现出新现实主义之风。

导演陈苗告诉记者，她之所以为影片注入当代现实的内容，而不是单纯地拍一个家庭剧，是受到了丹尼博伊尔的启迪。2010年，这位凭借《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斩获奥斯卡小金人的导演来到上海国际电影节包括陈苗在内的众多国内导演蜂拥而至，纷纷拿出自己精心构建的、好莱坞式的剧本，希望打动对方a博伊尔却说：“今天的中国导演处在这样一个变化的时代，置身于这样宏大的历史进程，根本不需要去写什么动作片或类型片，而只要在自己所处的大背景中找一个小故事，就可以拍出很好的电影了。”

当然，这部电影归根结底还是女性题材，一位母亲面对一个自闭症孩子的绝望、放弃、煎熬，以及最终的强大，构成了剧情的主线。这种选择对于陈苗来说如此自然，因为她的女性主义隋结由来已久。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时，前辈女导演黄蜀芹、张暧忻等就是她的指路人，她之前的两部作品――《米尼》和《十三岁女孩》――也都是典型的女性视角。

不过陈苗指出，她之所以将《星星的孩子》拍成女性题材电影，一方面是个人志趣，另―方面也是题材使然：“面对自闭症儿童，任何人都可以逃，唯一逃不脱的就是母亲。孩子是上帝赐予的礼物，然而礼物的好坏不能选择。如果得到糟糕的礼物，就是悲剧;想要抛弃这个礼物，也是悲剧。这就是母亲的命运，无法抗争。”

是电影更是公益

陈苗最初决定拍摄这部电影，是在2009年的一个夏天。她坐在香港观塘的一处人家，听主人讲述他们如何抚养、治疗他们的自闭症儿子。这对原本属于中产阶级的夫妻，为了求医问药，卖了原先位于半山的居所，卖了家里的两辆车，几乎倾家荡产。

孩子的母亲举例了孩子曾接受过的20多种测试和治疗，什么通感训练、心理治疗，在舌头上扎20多根针……他们甚至带孩子去宇航员中心，在孩子做失重测试时猛拍他的脑袋，企盼他能就此“开窍”，恢复正常。在母亲说话的时候，那个孩子自顾自地玩，对周遭的一切漠不关心，突然，又飞奔过来，猛地夺去陈苗手中的笔。

身为两个孩子的母亲，陈苗受了很大的震动。

在确定要拍摄自闭症儿童之后，陈苗辗转北京、上海、深圳、青岛、大连，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一些自闭症儿童的父母也加入到她的项目中，比如曾为陈凯歌、顾长卫等名导演掌镜的著名摄影师杨述。在这一过程中，陈苗知道，自己要做的，不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一种公益。

与《星星的孩子》公映相配合，有一个名为“我对星星许个愿”的全国公益活动。陈苗希望，能通过影片本身及相关的社会活动，让自闭症成为一个舆论话题。截至目前，自闭症依然病因不明，并且无法治愈。因此，《星星的孩子》所能做的主要是提高社会的意识：让人们接纳和尊重自闭症人士，不歧视或戏弄他们;体谅和支持自闭症儿童家长所面对的困难及挑战，避免因误解而责怪家长。

陈苗说，她最大的支持力量，来自于那些坚强而伟大的父母。一位自闭症患者的母亲告诉她：“最终，我感谢我的孩子。因为这个孩子改变了我的一生，让我更坚强，更能理解人生。”一位父亲，每天黄昏陪他孩子骑自行车，风雨无阻，他说，这样的行为，让他“心里痛苦的深渊里涌出一股暖流”。

所以，在影片的最后，陈苗将镜头聚焦于那位母亲。表面上看，她似乎什么都没有：工作、男人、财富的机会、正常的孩子……但女人的表情是笃定的。她通过自我救赎迈过了“那道坎儿”，而这是遭遇苦难的人们唯一的选择。

凤凰周刊：《星星的孩子》计划于5月在国内院线上映。请问你对这部电影的市场表现有何期待？

陈苗：坦白地讲，我很不乐观。我原先都不敢让它上院线了，因为我们没有做市场宣发所需要的最起码的资金。而且，即使有那个钱、做了宣传，结果恐怕也是被市场吞没，在院线来个“一日游”，就完了。现在下决心上线，是希望这个作品能避免去年一年时间里出品的588部国产片的命运――你知道，就是拍出来了，没进影院，就地封存，日后最多在央视电影频道放一次。我想做个尝试，看看究竟有没有观众愿意花钱看这样的电影;当然，我估计这个人数会很少。

凤凰周刊：你作为导演，对这部电影的市场预期都如此悲观，可以想见，当初你为拍片而筹措资金时，一定费了很大的力气。

陈苗：是的。当时很多电影厂、电影公司都拒绝了我。他们说的话都一样：我们很想帮你，你这个题材很有意思，但是，这片子肯定赚不了钱。有一家电影公司，我足足争取了一年，不停地改剧本，结果一年多以后他们跟我说：“我们现在是有考核标准的。任何一项投资都要有15%～20%的回报。你这个片子能保证给我15%的回报么？”我非常生气，当场就说：“如果你们这么要求，你们公司永远只能出庸俗之作。永远！”

凤凰周刊：国内电影市场现状似乎就是如此。一方面，少数几位进入“亿元俱乐部”的导演，能吸引到丰富的投资、占有大量的资源;而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导演都为了筹措资金而苦苦挣扎。只有极个别的小成本电影能在市场上咸鱼翻身、获得成功，比如《失恋33天》。

陈苗：《失恋33天》确实很牛，其市场成功让我望洋兴叹。但我想指出两点，首先，我永远不会说这是部伟大的作品;其次，买票看它的观众大多都是二三十岁的小白领。你也许会说，这个观众群好啊，是票仓啊！但统计表日月，这个年龄段的内地电影观众，其实不过是2000万到3000万人。这群人就能够代表中国爱看电影的人么？他们的喜好就应该成为电影市场的风向标么？答案是显然的。我认为现在需要做的，是逐渐完善中国电影市场的发行系统和影院建制，当然还要让电影票价回到合理的价位，从而让各个年龄层次和文化习惯的人都可以在影院里找到他们喜欢的作品。眼下人们说的“小众电影”，在我看来就是改变的开始;慢慢地，这个“小众”会成为超越那两三千万的“大众”。

凤凰周刊：当你说“小众”的时候，我脑海里闪过一个概念，那就是“大片”。

陈苗：哈哈，是的，中国很多电影人都有“大片”情结;但在我看来，“大片”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也牵涉到我对第五代导演的一个看法――他们太爱走极端了。一开始是那样追求影片的艺术性和民族性，然后突然转向“大片”，还一定要跟好莱坞比，结果导致整个中国的电影产业在“大片”中迷失。今天人们应该意识到，即使有6亿人民币，也未必能拍个高尚的片子。

凤凰周刊：你说的这个“大片”情结，其实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好莱坞情结”。但我知道，你曾经在好莱坞的制作公司工作了五六年时间，难道你反倒不支持中国电影的好莱坞化？

陈苗：我支持中国电影向好莱坞学习，但我所理解的好莱坞，和现在人们一般概念中的好莱坞有所不同。在国内很多人看来，好莱坞就意味着商业大片;而我觉得，好莱坞真正的动力是原创――永不停息的、各个层面的原创。中国想加入电影的世界盛宴，就必须注重原创力。

凤凰周刊：那在你看来，新生代电影人应该如何获得原创力呢？

陈苗：我只能代表自己发言。我会向第四代导演汲取养料。那一批导演――像张暖忻、郑洞天，还有更早的谢晋――的作品，都有一种很中国的叙事底蕴，会用很委婉的姿态讲述一个纪实性的人生故事。这是一种我希望继续下去的方式：将我们身边看似微不足道的人情故事娓娓道来，还中国民族电影本来的面目。